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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无论是学界大拿还是俗人都已经知道这“中华文化之精萃总结、皇帝佬儿之枕中秘宝”它是个什么玩意儿。基于现代文明标准和人类良知的共识，这种卑鄙下流的统治法、治人术是理所当然该被唾弃的东西。奇就奇在２１世纪的今天还有怪物借着推崇“中华文化”、鼓吹“伟大复兴”的名义，拐弯抹角地替“外儒内法”油漆上光，令人不能不有“今夕何夕”之叹！

　　转贴《外儒内法养猪狗－－-自由主义漫谈选段》一文，以供众网友温故知新。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漫谈选段

　　文/专烤填鸭

　　先秦时的文化遗产

　　在此首先申明：对古代所有思想家，笔者都持尊敬态度，所有的批评只对思想不对人。

　　再看先秦时的社会文化遗产。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给后世留下了《论语》等四书五经；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给后世留下了治国谋略《商君书》。而秦以前，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虽然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足以证明，那时的确是百家争鸣的社会氛围，然而儒家并不入流。

　　而秦国，自商鞅以后，以法家治国方略，取得了横扫六合的成就，所以，夺得天下之后，秦国焚书坑儒，使其他学说，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基本绝迹了。然而，仅仅十五年，法家所建立的家业就破产了。也就是说，诸子百家的帝王之道，都不足以维持帝王政权的稳定，都不能使帝王的江山万年红，都不足取。　

　　所以，灭秦以后，西汉吸取了秦王朝的经验教训。在汉初大力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的利民政策。但是，在“君弱臣强”的形势下，使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对汉皇权构成了极大威胁。于是，欲采用儒家学说。然而，汉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单纯以儒家学说来治理国家也是行不通的，虽然独尊法家的秦亡了，但秦横扫六合的业绩是法家创造的，是不可否认的，只有用儒家配合法家的严刑峻法才能富国强兵。于是，董仲舒在强调法制的基础上，把儒法两家揉合为一体，既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其实质就是儒法结合，即“外儒内法”。

　　外儒，给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血腥的后盾。从而，为统治者提供了一条软硬兼施的政治手段。然而，历史还告诉我们，即使外儒内法，软硬兼施，统治者的江山也没牢固，汉朝也随着统治者一起灭亡了。

　　然而，让现代人不解的是：

　　为什么后来的王朝，明知“外儒内法”保不了江山而且会断子绝孙，却依然前仆后继，屡蹈覆辙呢？

　　下面我们先看看法家都有些什么东西，使历代统治者如此着迷

　　前面提到过，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利出一孔”，使天下只能有一种民，“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朴则安居而恶出。《算地》”，就是说，使民即能种地又能战争，使其愚昧安居而恶出，用户籍制度将他们控制的农田里，即能为统治者创造财富，又能为统治者保江山，只能听从统治者摆布。

　　我们来看看法家是怎么做到的。

　　《商君书》开篇便说：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更法第一》”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探讨着变法的原则，寻求着“驱使人民”的策略。从后续的文章里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国，是君主的家国；所有法律都是为了君主的利益，人民仅仅是国君驱使的某种动物！　

　　1、愚民：

　　《说民篇》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辩慧，乱之赞也。”由此看，《商君书》认为思想、学术、文化不利于富国强兵，甚或导致亡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民众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会对政策产生质疑，如此则会损害君主的权威和尊严，破坏统一的政治格局。所以，必须愚民。

　　2、利用流氓、流氓政治　

　　《说民篇》曰：以良民治，必钆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白话是说：利用善民来治国，国家必乱，终至于削灭；利用奸民来治国，国家必治，终至于强大。可见《商君书》这种权术必造成流氓政治。以流氓来压服良民百姓，以小人的勾心斗角来实现互相的纠察，这就是专制君主用官的方法。以奸民制，百姓就会只反贪官，不反皇上，所以：“以奸民治，则民亲制。”　　

　　3、辱民、弱民、贫民

　　《弱民篇》曰：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白话为：人民地位卑弱就会崇尚爵位，怯弱就会尊敬官吏；贫穷就重视赏赐。朝廷用刑法统治人民，人民就遵从；用赏赐来奖励战争，人民就会轻视死亡。因此临战严整、士兵全力以赴，就叫强。民众有自以为荣的尺度就轻视官爵，鄙视官吏；人民富裕就看不起赏赐。治理民众，以刑法使他们知道何为真正的羞耻，战争时他们才会出战。民众贪生怕死，政治纷乱，而去与别国交战，兵众与农民都会怠惰，国家力量就弱。　　　　　

　　4、制造恐怖社会

　　　《弱民篇》曰：　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故以强，重弱；弱，重强。王。以强政强，弱，弱存；以弱政弱，强，强去。强存则弱，强去则王。故以强政弱，削；以弱政强，王也。白话为：政策建立人民所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政策建立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更强，结果，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转弱，结果，兵力就强而又强了。所以实行强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国家就削；实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强而又强，就能成就王业。用强民的政策攻治强民和弱民，强民是仍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可见，用强民政策统治强民，国家就会削弱；用弱民政策统治强民，就能成就王业。　

　　5、统治者的流氓手段

　　《去强篇》曰：“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如此，想叫谁富谁就富，想让谁穷谁就穷，在这穷富折腾期间，君主的权威就显现出来了。君主大权独制，使百姓如握掌上，以君主来控制政治及社会的一切，令百姓及官吏的富贵之途皆出于君主之手。例如商鞅用法律手段设些圈套，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除国君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更显现：国，是君的国，“以一家制万家”，万家必须低贱，以-“利出一孔”达到：“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

　　以上是《商君书》几万言里的几个小段。

　　而《商君书》如此直白“愚民、贫民、弱民、辱民”，“利用流氓、和流氓政治”，“制造恐怖社会”的手段，比比皆是通篇随处可见！　

　　然而，这些统治章法，秦以后，并没有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统治者的法律上。但是，知道一些历史和近代史及现实的，都可以在统治者的行为上，随处看到。　

　　看完这些统治秘诀，我们已经出离愤怒了，那么，暂且消遣一下。

　　你养过狗么？你看过别人养狗么？你知道怎样训练出一条听话的狗么？

　　哈哈，如果你看过《商君书》就会无师自通。而且，非常简单。

　　1、愚民：狗天生就是“愚”民。

　　2、贫民：狗天生很“穷”，所以你只需保持它穷的现状，有吃的就行，切忌，不能给狗设立存食物的库房。

　　3、弱民：狗由于“愚”和“穷”缺少食物，天生怕主人

　　4、辱民：狗在不听话和不懂话的时候，打它、骂它，再教它，它会更崇拜你。

　　5、利用流氓：狗本身就是没有是非观念，是仅仅听主子口令的流氓，主子即使在强奸妇女，只要让狗把门，它也会赤胆忠心。

　　6、流氓政治：狗本身就有流氓本性，想让它只听主子的，就不能设立长期有效的法律，设立了，它也没记性，球都不顶，主子完全可以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朝令夕改，一意孤行。

　　综合以上六点，养狗很容易，只要不让狗有存款，有存食物的库房，即使它的猎物，也一定要充公，让它每天都为食物犯愁。不然，你手上的诱饵，就不起作用了。不能让它有属于自己的家，它就会把主子的家当成它的家誓死保卫，你在家可以随便干坏事。这些如果你都照做了，你管理成千上亿的狗，对你只会有利，不会有害。我们可以推断：法家人物，从管子，商鞅，韩非，李斯，大概他们都曾是养狗天才。

　　我们还应看到，法家的“法治”与西方的“法治”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西方的法治，其基本的理论是天赋人权，而法家的法治，其基本是针对西周而来的礼治。西方的法治与民主相联，以自由为基础，并以法治来捍卫自由；而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西方的法治以权利为核心，它的作用是用来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是辱民的手段，是要达到把人训成狗的目的。　

　　笔者曾伦说：“帝王之道，就是以一家，制万家的流氓手段”。就是说，《商君书》就是“把人训成狗”的秘诀而已。

　　下面我们再看看儒家的帝王之道。

　　儒家是怎样“以一家制万家”的呢？

　　儒家干脆地认为“君权天授”。和法家一样，认为家即是君子（转贴者注：此处“君子”似乎应为“君主”之误，以下同）的国，国即是君子的家。儒家的思想，就是治理家国的方法。　

　　在《孔子家语•郊问》篇中，鲁定公问道：“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子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效所以明天道。”孟子曰：“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荀子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在这些文本中，“天”以万物之源的姿态出现，一切尊卑贵贱是天定的，非人力能够左右，君主的权力有上天赐予，其地位不可动摇。在此“君权神授”的基础上，儒家更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支撑。　

　　儒家确立了君子至高无上的领导权之后，怎样听从君子的领导，就是说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那就是“仁政”，百姓怎样服从“仁政”呢？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克己为首要，克己为了复礼，克己复礼就是仁的表现。　

　　那么礼是什么呢？　　

　　“礼”就是社会制度，就是道德与法律　　

　　“礼”的内容很宽泛。粗线条就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纲纪关系，其表现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可见，“礼”，三纲五常。就是国家的政治架构。遵守了三纲五常，就是“仁”的行为。“成仁”既是国家的政治思想，也是人民的行为准则。

　　从纲纪方面看，儒家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无论皇家、官家、还是庶民家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都要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及社会、政治地位。《礼记》曰：“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可见其范围之广。《论语》中有34处记载孔子论礼。他从理论上说明礼的重要性，立身治国都非有礼不可。

　　可见，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就是礼。一方面是说：见什么人行什么礼；另一方面是说，自己是什么人，就行什么礼。这样一来，礼数纷纭复杂，难怪秦国人宁可接受“把人训成狗的”法治。

　　可见，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所以古人指出礼的特征为“别异”（《荀子•乐论》）或“辨异”（《礼记•乐记》）。春秋、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就是礼的涵义和本质：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以纲纪维系君子的绝对权威。　

　　那么，“礼”究竟有多厉害呢？

　　我们看些案例就知道了，《礼记•王制》曰：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而非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所谓“不以听”，既不必经过正常的由下而上的诉讼程序，杀。公元前496年，以仁义道德君子自称的鲁国大司寇孔子代行宰相之权，“杀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史记•孔子世家》。问：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而非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

　　这是中华历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例因思想犯罪性质的大案。咔嚓，少正卯因思想言论，被杀，人头落地。

　　到公元前119年，大农令颜异因币制改革问题，对武帝提了一些意见。武帝怀恨在心，令张汤关照颜异，张汤奉旨，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延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微反唇”既一言不发，嘴唇动了动。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延反映，而私下“腹诽”，心中诽谤。于是，咔嚓，颜异一言不发，仅因“微反唇”这种类似本能的表现，表达了思想，人头就落地了。这两个“四诛”例子足以说明儒家的“礼”多么残酷，比法家的“严刑峻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儒家还给“礼”这个君权统治架构设计了一系列细则，用细则渗透臣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刚、毅、木、讷近仁。”，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通过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行为，把人们变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以达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也就是说：臣民遵守了这些细则，就遵守了三纲五常，就是克己复“礼”了。

　　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通过臣民遵守“忠、孝、忍、隐、讳”，牺牲个人本能的幸福追求，就实现了“一家制万家”帝王之术。

　　行文至此，我们再消遣一下

　　你养过猪么？你看过养猪么？你想养猪么？

　　如果你了解了儒家文化，还不会养猪，发不到财，真的很愚笨！

　　哈哈，请看：

　　你就是养猪卖肉的屠夫

　　1、“礼”就是“猪栏”，把各种猪分门别类。

　　2、“仁”就是让猪自己遵守规矩，自己出去找食。

　　3、“德”就是让猪自己建猪栏，自己去找食，自己进屠宰场，自己割肉。

　　4、“义”就是守“礼”的猪们，会主动杀掉不守礼的猪。

　　可见，儒学大师们，深淫此道，但没有建猪栏的地，都是守礼的，连孔大司寇也不过如此。他一生，领着弟子到处游说，指望着能有一块建猪栏的地，实现养猪发财的梦想，但帝王们都不认可，终不得志，“惶惶如丧家之犬”。

　　我们还要看到：儒家认识到的“天理”，并不是“人的天赋本能必须获得自由才可以幸福”，而是“天生的父权”引申的宗法制度，通过国君对天地对祖上的祭祀，类比想象出的“君权神授”，达到“天子统治”全权目的。所以，他们并没有把本能的需求视为“个人的天赋权利”。而是用各种礼法残害人的本能需求，所以，儒家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没有丝毫捍卫自由的民主观念。

　　以上，我们分别介绍了“法家”，“儒家”的文化。

　　现在，我们看看这两种文化综合后的“外儒内法”是什么样的。

　　在董仲舒的操办下，“存天理灭人欲”就成了汉朝的政治纲领。于是伦理的法制化，将一切专制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触犯礼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法制的制裁。从某种意义上讲，专制宗法社会的结构形态，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专制残酷的律条，都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伦理依托。

　　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可以发现，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子。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犯罪留下后路，又为律条向每个社会细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门。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轻松地宽恕“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使法律漏洞冠冕堂皇。

　　当出现统治者恨之入骨，或排除异己时，便可以罗织“欺君犯上”罪名，堂而皇之的大开杀戒。所以统治者又可以将某个家族成员的罪刑放大为整个家族的罪刑。以族内未能很好地执行礼教，以致出此败类为名，堂而皇之的灭其九族。于是连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成为统治工具。“满门抄斩”就是以此为依据得以执行起来的。

　　与此同时，这种儒法结合的统治方式，还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会的每个细胞组织之中，特别是集权统治的后期，国家将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长有权采取法律的手段惩罚族人，而法律这时保护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稳定，及社会的稳定。只要族长认为有错，就可以到宗祠里对族人实施惩处。统治者之所以支持这样做，还在于族人的不满，最多对抗族长，不会对抗皇权。所以私设公堂在专制社会之所以不是犯罪，原因正在于儒法结合所提供的合理性。

　　还应该看到，“外儒内法”后，儒生完全放弃了口头上的“安贫乐道”，也走上法家“利出一孔”的跑官之路，与“耕战”农民相同的是：终其一生，忙碌在统治者为其准备好的“八股文”里，“不敢越雷池一步”成为没有思想，只能背书的动物。要么，学习礼教传承礼教，做一头贡献自身的猪；要么，考得功名，进入体制，做一条统治者的狗奴。

　　至此，“外儒内法”的魅力完全展现出来了。

　　大家也该明白：被这套政治架构逼反了的农民，为什么抛头颅洒热血坐上了江山后，依然用这套政治架构。哈哈，猪狗是现成的嘛。

　　然而，必须告诉大家是：“礼制”是自上而下的压制，是人治的权谋系统，是只认亲疏远近，没有“公法”，没有“正义”的辨证系统。无论多大的官员，向上看，都是青面獠牙的主子的主子的主子。向下看，都是夹着尾巴的狗奴的狗奴的狗奴。这是一套没有回流的单向系统，底层的愤怒民情被层层阻断，甚至统治末年，高层情愿装聋作哑，因为，重整“纲纪”，会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盘根错节的利益帮派使整个系统“礼崩乐坏”，已经无力回天。

　　历史也反复的证明，这套系统的官员，自上而下的贪欲和上层为了挟制下层，有意放纵下层内斗的权术，势必造成官员道德低下。

　　还应该看到，儒生们在这套系统中，只能被称为狗奴，已经失去了孔子、孟子创造知识的胆量和环境。并随着一次次的改朝换代，不断地给自己增加绞索来求得生存，也使得各个朝代越来越黑暗，越死越快。到了满清，儒生们连狗都不如了，他们为了升官，大肆屠杀同胞竟然在家书里津津乐道，狗奴之欣欣然，跃然纸上。

　　所以说，儒文化流传的土地，没有自愈自救的功能，只能越来越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