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勵施浙甯-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反右運動中，我因向報社投寄一篇為詩人流沙河鳴不平的文章而被打成“右派”。接着，又因收聽“敵台”被打成“反革命”，判刑15年，投進監獄“勞改”。1972年8月9日，我終於把這個15年的“牢底”坐穿了；當時正在文革中。監獄勞改幹部朱貽蛟把我叫了去對我說：“你明天就滿刑了，你有什麼想法、打算？”我幾乎不假思索地答道：“那就請政府依法釋放我回家去。”誰知“朱管教”一聽冷笑道：“你想擺脫無產階級專政是吧？告訴你，趁早別做這個夢。第一，你雖然滿刑了，但仍戴有反革命帽子；第二，根據你的犯罪和改造期中的表現，你還不適合於回到人民群眾中去，人民群眾也是肯定不歡迎你的。因此，經研究決定，對你進行強迫留隊繼續改造思想。哪一天思想改造好了，哪一天才可以回到人民行列中去。”

那位“朱管教”見我呆若木雞地站在那裡，便又繼續對我進行“教育”道：“思想不要牴觸，牴觸也沒有用。當然，政府對你們也是實行革命人道主義，並給出路的嘛！從下月起，一般就業員月工資是十八元五角，鑑於你有一點醫療技術，按技術工種對待，每月工資二十九元。政府還是照顧你吧，你應該很好地領會黨的寬大政策，加強思想改造才是唯一出路，牴觸、抗拒只有死路一條……”就這樣，我從二十歲起，勞改十五年後，又開始步入“強迫留隊改造”的“就業員”生活。

如果說就業員和勞改犯人有什麼區別的話：第一，每月有點工資——實事求是地說，當時我29元的工資，讓當地許多農民都感到“羨慕”，因為他們當時干一天農活最多兩、三角錢，有的還不到一角錢；第二，可以不再穿囚服（但有的就業員由於既缺錢又缺布票，還是把那勞改服穿在身上）；第三，星期天經過批准可以出去在附近趕集買點當時極其匱乏的日用品；第四，也許是最大的差別，即從“理論上”講，就業員可以找對象結婚——但實際“操作上”比登天還難。

當時監獄所在地附近農村缺醫少藥又無錢，而監獄醫院不僅靠勞改犯人創造的“剩餘價值”資金充足，設備齊全，還關押和使用着多名“資產階級反動醫學權威”級的中、西醫師。當時地方許多基層醫院經過文革七斗八斗，多搞成了半癱瘓狀態，所以當地的縣長、書記都爭着來我們這裡住院。當地農民看病則必須持大隊證明其成分是“貧下中農”、非“地富反壞”，否則免談。當時我在醫院門診上班，因此認識了許多貧下中農、“革命”群眾。於是，經一位友人李希才君的介紹，我才在36歲那年與－位年方二十、姓張的農村姑娘談上了戀愛。

作為男友，我第一次去到未婚妻家，頓時被農村嚇人的貧困狀況所震驚。她一家五六口人擠在三間茅草房中，土牆上的裂縫，手都可伸得進去，從茅屋頂和牆上的破洞可以看到外面的樹木與天空。“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更那堪竹籬茅舍”，這是“元曲”中的名句，但這裡卻絕非“名利竭，是非絕”的世外桃源，而是在毛暴政下，中國農村貧窮到骨的寫照。

未婚妻的家中，就只有幾條木板凳，一張破桌子，真是“家徒四壁”；更要命的是床上鋪的就是稻草、爛布、破被，大洞小眼。當時農村蚊子又多，掛了多年的蚊帳，上面一個個破洞拳頭都伸得進去。這就是毛澤東“社會主義”農村“翻身解放”了的農民過的生活。這是我從學校到勞改隊、從書本到報紙上都不可能知道的真正知識。

我雖然也窮得夠嗆，但也得幫幫他們。我回來後，便打起了“挖社會主義牆腳”的“歪主意”。當時我們醫院有不少醫用紗布、治療巾之類的，僅用過一兩次，但還像新的，四處亂丟無人管，我便毫不客氣地將其收撿起來，化整為零悄悄地帶到她家裡去，用以補被單、蚊帳、衣褲等。在那既無錢又無布票的時候，這比當今送名牌提包更“實用”。那時，農民既無肉票也無油票，糧食少，餵不肥豬，幾個月吃不上肉是常事；沒有油，菜只有用清水煮。我每月供給的幾兩油和肉全都給了她。就在這樣的貧困中，我們互相同情了解，終於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

然而監獄當局竟然不予批准我們結婚。當時監管“就業員”的“中隊長”叫武占槐，是個一字不識的文盲痞子，他振振有詞地說：“你們就業員結婚，回你老家去找，在我們監獄周圍農村找貧下中農，政治影響壞！”什麼“政治影響”，怎麼“壞”？誰知道？無理可講！

我不甘心，反覆申請了很長一段時間。當時監獄幹部中也有個別較有知識、比較通情達理的人，他們見我還年輕，就在領導面前給我說了些好話。領導終於鬆口，但卻提出個“要求”，叫我去把我女友及她的父母找來，他們要親自問我女友是否了解我、是否真正願意嫁給我。我只能照辦。事後，我女友告訴我，所謂“詢問”就是恐嚇加威脅，要她不要與我結婚。那位所謂的“管教科長”對她說：“你們知不知道此人是反革命，現在還戴有帽子，也就是四類分子、管制分子？”我女友說“知道”。“知道還和他來往，還打算和他結婚?”我女友說：“過去犯了錯誤，政府教育，改了就好。”那位科長說：“你農村人沒文化，糊塗！這哪是錯誤？是反革命，階級敵人。你要是和他結婚，你家裡人今後想要參軍都不得行，你們一輩子都伸不到皮（方言：受歧視之意）。”但不管這位科長如何說，我女友對我已有一定了解，還是堅持要和我結婚。人家是貧下中農，理論上叫“國家的主人”，科長沒權去管人家，沒辦法，只好算了。此時我才明白，人家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不讓你這些“階級敵人” 有家庭、婚姻。那位科長的這些話讓今天文明人聽起來，真無異於天方夜譚上的故事。

我終於被“批准”結婚了。我們去到公社領個證，就算完事。沒有儀式，更沒有婚紗、宴席，在就業員的集體宿舍中，劃出－間小屋，裡面有張1公尺寬的床，一張小桌，幾個木凳，這就是我今生新婚之夜的“洞房花燭”。領導臨時准我與妻住3天。

好在還有幾個平日相處較好的難友，幫我買來了點花生、劣質香煙，大家聚在一起，以茶代酒，算是我們的“婚宴”。其時正值中秋後，一場雨過，皓月當空。我自我安慰，雖清貧如洗，也總算是花好月圓了。待妻睡後，倚枕吟哦，遂成俚詞一首，調寄《滿江紅》：

“驟雨初停，碧空淨，晚風漸歇。浮雲散，天際星淡，臨空皓魄。丹桂月前紅欲染，青枝雨後翠若滴。最可憐花影上瑤階，天籟寂。

追往事，情激越；閒愁恨，何時絕？三十年一夢，輕拋歲月。壯志凋殘如水逝，韶華消磨似煙滅。喜素娥與我結同心，盟頭白。”

三天后，我上班，妻回娘家。

妻子娘家離監獄約有七八里之遙。那時沒有“雙休日”，就只有星期六晚才能回家與妻團聚。所以每周從星期一起，便搬着指頭算，還有多久才是周末“勝利逃亡”的時刻，去完成一周一次的“鵲橋會”。

然而周末回家去也有不少令我尷尬的事。一是那時農村幾乎家家養狗，那狗也“怪”，看見農民不大去咬，一見我，好像也懷有“階級仇恨”、知道我是“反革命”似的，便群起向我撲來，不僅狂吠，硬是要咬我。最怕的是多條狗從四面來襲，真難以應付，有次褲子都被狗撕爛了。以後每次回家，我只好手拿一根棍子以痛打惡狗。鄰居見狀不解，便問我妻：“你愛人怎麼年紀輕輕就拄拐杖了？”妻聽了哭笑不得。更令人煩惱的是怕下雨，特別是連日陰雨後，農村田埂路泥濘難行。我這個從小在大城市長大的人對此極不適應，不知摔了多少回跤，有一次還跌下田去全身弄濕。那時買衣必須用布票，又缺錢，所以少衣缺褲，真弄得“捉襟見肘”。到了夏天，由於農村衛生差，屋前後都有糞坑，外加雜草叢生，導致蚊蠅滋生，一到傍晚，屋內外群蚊亂舞。記得我女兒一歲時被咬得直哭，那時連蛟香也沒有，更沒有電扇，我只有揮舞篾笆扇以驅蚊護女兒。夜間睡在床上，雖然補好了蚊帳，帳外的蚊子轟鳴如雷，像要把蚊帳掀翻了似的。不過雖有這麼多煩心事，但小夫妻一周一聚，至今思之仍覺甜在心間。

監獄每半月便要在周末放露天電影，讓農民也來看。那真似節日般的“文化盛宴”，周圍十多里的人都要前來“躬逢其盛”。其實電影都是些老掉了牙的如“樣板戲”、《地道戰》、《地雷戰》以及當時的新聞簡報（越南打仗、老毛接見外賓之類），偶爾放映個朝鮮或阿爾巴尼亞的影片，那比我們今天看好萊塢大片還珍貴。可惜當時的中國人對國外（尤其是歐洲電影）的一些藝術表現手法已看不懂了，於是便有順口溜云：“中國的新聞簡報，越南的飛機大炮，朝鮮的又哭又笑，阿爾巴尼亞的莫名其妙”，叫人聽了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但不管什麼影片，我妻子、岳父母一家必來，我則忙於接待找椅子板凳。電影一完，我們一起回農村：岳父高擎火把走在前面，姨妹、舅子、親戚斷後，妻子叫我走在中間，絕對安全，再加人多勢眾，狗只敢在遠處狂吠，偶有敢靠近的惡狗，都被我的妻舅、親戚順手撿起地上的石塊打得慘叫而逃。“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我，見此情景，真從心裡佩服他們的好手段！

往事如塵，一晃四十多年過去，我的兒女也有了孩子，岳父、岳母都已作古。只有這往日的情景，不管是苦、是樂、是喜、是悲都變成了無盡的懷念……

2017年2月4日完稿

—— 原載: 《中國人權雙周刊》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February 20,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