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年，我在學習“懺悔”的功課，其間重新閱讀俄國尼古拉一世時代的一些作家及其作品－－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老托爾斯泰，實在是有新的領會。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與一些主張劇烈變革的社會主義者來往頻繁，並因此被捕。經歷了送審，親耳聽到自己被判死刑，又死裡逃生，被放逐到西伯利亞服苦役。這段非人的經歷使他的人生觀發生根本的轉變，由激進派退出皈依了耶穌基督。他的轉變受到激進派的抨擊。陀氏的轉變不是出於怯懦，而是他在現實中洞見了一個真理：革命手段不能消滅罪惡。他在其作品《罪與罰》、《卡拉瑪佐夫兄弟》等一系列作品中，對人性作了淋漓盡致的揭示。他反覆闡述這個主題：人有原罪。
   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成為革命者（去革人家的命），而成為一個懺悔者，發人深省之處在於：他從一個被（專制制度）迫害者的角度，向我們揭示了一個真象：屈辱開啟地獄之門，它使靈魂墮落，使它扭曲變形，令人萎頓又狂妄，令人怯懦而心生怨毒……陀氏在受苦受難中下了靈魂的地獄，經歷了痛苦與罪惡的深淵。對自己靈魂的正視，常常把他弄得不知所措。有一次他跑到莊園主屠格涅夫家去叩門，然後把屠格涅夫當紅衣主教似地招認－－對自己的不滿。屠格涅夫聆聽著，呆若木雞，並鄙夷地流露出：一個體面人怎麽竟可以對自己不滿呢？屠格涅夫那付偽君子架勢，令陀思妥耶夫斯基蒙受凌辱，但他仍然無法克制對自己的不滿：“屠格涅夫先生，我必須告訴你，我多麽瞧不起自己……可是，我更瞧不起你，我告訴你的只有這些！”
   和陀氏不同的是另一大作家托爾斯泰，屬上流社會的貴族，但是他通過對上流社會的觀察也正視了人性惡，但他並沒有僅止於此，而在尋求解救之道。他主張不以惡抗惡，接納並實踐懺悔－－這來自於上帝的救贖之道（中國作家從來沒有達到這個高度）。從前我讀《復活》時，以為老托爾斯泰發閒愁，捏造出涅赫留道夫這個白痴來，如今思之，就有一種很深的感動。

   托爾斯泰在《復活》中要表達的是：上帝之光穿透一個黑暗而痛苦的靈魂所產生的能力－－懺悔。這能力促使涅赫留道夫不恥於降卑（註：涅赫留道夫公爵由於自己的荒淫，一手造成了他姑媽的使女（兼養女）瑪絲諾娃的悲劇。他始亂終棄導致後者先淪為妓女後淪為罪犯，她的苦難從此成了涅赫留道夫的十字架。之後，他以懺悔之心想挽救她，而使自己的靈魂得以被贖。）涅赫留道夫接納了上帝的能力，他的心靈獲得了更新、釋放、提升，由此獲得另一層次的自由。
   托爾斯泰的深邃之處在於：他的同情是在瑪絲諾娃一邊的，可是瑪絲諾娃卻拒絕了涅赫留道夫的悔改、拯救，後來嫁給了一個革命者，遠赴西伯利亞流放。結果，懺悔使罪人涅赫留道夫得贖，而革命及革命者們有沒有使瑪絲諾娃們獲得新生呢？近百年的階級鬥爭史已經使此有了答案。
   我之所以比以前更加喜愛這倆位偉大的作家，實在源於一個很深的感觸：當紅色恐布漸漸稀釋之後，大批曾經受過迫害的人，或是控訴或是批判那個時代的黑暗。比比皆是“受迫害者”，而鮮少看到迫害者們的剖白和懺悔。凡是從大陸出來的朋友，大約不否定這樣的事實：自四九年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國人，尤其是識文斷字的人，不同程度，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過“迫害者”。還有個很奇怪的現象：很多人既是被迫害者又是迫害者。
   曾幾何時，中國人整體地上演了一幕“紅海洋”的歷史荒誕劇－－偶像崇拜。這種恐怖而荒唐的現象延續幾十年。我的一位女友寫過一篇分析文革現像的文章，名叫《集體的罪惡》。
   但是，中國人偏偏缺乏罪惡感。
   所謂具有中國特症的“專制心態”的形成，可能是因為這個民族的靈魂從來就沒有釋放過。它被壓抑，被束縛，被扭曲。就像一座封塵許久的屋子，從未被陽光照射，黑暗也就無以談起。
   海外民運的危機實際上是一場精神危機。如果說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為了解決中國的黑暗、專制而一再採取了外部行為“武裝革命，階級鬥爭”而一再失敗，如今倡導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新一代人則一直在一個誤區中深深地陷溺。這就是人性的誤區。
   百年前，在另一個專制制度下生活過的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從高度的精神危機中，洞見了“天之道”。他們分別從不同的層面，洞察並指出了人類的災難之源，而人的原罪靠人類自身是不能徹底解決的，需要至高者的拯救。他們分別從二個不同階層（前者是上流社會的貴族，後者是被監禁被流放的受難者。）殊途同歸地皈依了耶穌基督。他們的人生經歷雖然不同，但他們都是懺悔者。
   懺悔是一種積極的痛苦和解脫，可以使被污染被扭曲的心產生質變－－由醜陋的蛹蛻變為自由美麗的蝴蝶。懺悔是人性墮落的救贖之道，這本來是我們賴以保持健康人格的一種生命行為，也是“自由”賴以保證的常青之樹。但是，西方人漸漸在丟棄這個救贖之道，而中國人對於之，簡直是一塊死土，中國人的人性陰暗面的積澱特別深厚，“罪惡感”幾乎是麻痹的。魯迅先生悲嘆過中國人慣於當看客、自欺、食人血饅頭等等國民劣根性。我感到中國人的罪惡感遲鈍，也應是國民劣根性之一。沒有罪惡感就沒有懺悔的需要，而一個民族如果從來沒有“懺悔”這個心性活動，那國民人格就不完整。
   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們或是久被專制制度奴役的人們，如今，首先面臨的是靈魂得釋放，被醫治；耶穌基督的救贖之道，對大陸人是新的，也是逃避不了的。（《海外校園》第九期，199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