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两个女人 余不洁
毛泽东其人个性的形成，想必是很多人都关注的问题。究竟在毛泽东成长的过程中，他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导致他成为一个性格残忍而生活淫乱的人。探究这个问题，需要从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开始寻找答案，特别是当时家庭中的两个女人。毛泽东的母亲对他影响很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对毛泽东个性的形成更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这个女人就是毛泽东的原配罗一秀。 在那个崇尚早婚的年代，娶亲对于男孩来说，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他在乡亲们的心目中已经开始成人。据官修《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记载：一九零七年，毛泽东十四岁时，“由父母作主，娶罗氏为妻。不久，罗氏病逝。”（年谱 6页）这个年谱显然为尊者讳不惜曲笔阿时。何必要强调“由父母作主”，试问大清时代的婚姻有几个不是由父母作主，难道只有毛泽东这样吗？“不久，罗氏病逝。”何为不久，几天，几个月？作为一个权威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作出这样的文章，不仅学术上有失严谨，还有故意误导读者之嫌。事实是，毛泽东的这桩婚姻，完全是明媒正娶，在毛家和罗家的家谱上都被郑重记载，而且罗氏在毛家生活了三年之久。《韶山毛氏族谱》不单记载了罗氏为毛泽东的原配，还明确记载了罗氏的生卒年月。“清光绪十五年已丑九月二十六丑时生，宣统二年庚戌（公元1910年）正月初二寅时没。葬韶山南岸土地冲南竹堕，酉山卯向。” 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几乎没有想到她。”事实是，罗氏比毛泽东大四岁，而不是六岁，这在毛家的家谱上有明确记载。出现这个错误可能是斯诺记录上的差错，也可能是毛泽东故意夸张。在那个时代，娶大媳妇往往是殷实人家的做法，而贫困人家只能是娶年少的女孩，甚至是童养媳。毛泽东的发妻虽然比毛大四岁，但正是如花似锦的年龄，正如俗话所谓十八无丑女。而毛泽东成熟很早，娶亲时的毛泽东据说个子比媳妇还要高。“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果然如此？在一个屋檐下三年的时间，毛泽东真的一直不解风情？“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几乎没有想到她。”显然，事实恐怕并非如毛泽东轻描淡写的那样。总之，毛泽东这番话显然隐瞒了什么，他的说法和此后毛泽东的经历是明显不一致的。 罗氏死时，毛泽东已经十七周岁。十七岁早已到了一个农家子弟顶门立户的岁数，作为长子，尤其有接续家庭的责任。以毛家的经济情况，媳妇死了，完全可以尽快续娶。可事实相反，毛泽东却在停学三年以后，从新开始了他痛苦的读书生活。若非受到重大刺激，毛泽东不会做出这个决定，更不会屡屡挫败而坚持在外上学。从离开韶山，毛泽东先后进入高级小学，退学；当兵、退伍，继续求学；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均以失败告终；再进入正规中学，退学。期间不断碰壁，最终在离家三年多以后才考上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的预科。此后，第四师范学校被并入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才成为第一师范学校的预科生。此时，毛泽东已经二十一岁。所谓预科生，意味着根本没有达到正式的录取标准。毛泽东选择读书，似乎只是为了逃避从事其他下苦力的工作。他最终选择师范学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而且还给生活费，基本上不依赖家庭。在此之前毛泽东的花销大都来自他的舅父和表兄，他们不仅从经济上资助毛泽东，可能也从精神上鼓励和督促毛泽东，让他不得不坚持读书。毛泽东外出读书的第一站便是舅父家乡的东山高等小学堂，而最后一站师范学校似乎也是其表兄的建议。 当时的师范学校，一般分前师后师（相当于初中和高中，但课程设置不同）。前师（两年或者三年制）招收具有相当于小学学历的人员，后师（两年或者三年制）招收相当于初中学历的人员。第一师范可能包含前师后师两部分。毛泽东二十多岁只能考入师范预科，而且读了六年才离校，足以说明毛泽东最初的学习成绩和他的学习能力都很差。至于毛泽东是否真的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尚且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按照那个时代的规定，师范学校的学生至少语文和数学两科必须及格方能毕业，而毛泽东根本就学不会数理化这些科目，这可能也是毛泽东此前多次退学的真实原因。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泽东离开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他已经二十六岁。即便是在那个教育非常不普及的时代，以这样的年龄还在读师范也足以令人肃然起敬。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胡适、李大钊这些教授也仅比毛泽东大二、三岁而已。一九二零年六月毛泽东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年谱 65页）由此可知，毛泽东那些年在学校遭受了何样的煎熬和痛苦，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摆脱家庭的影响。 关于罗氏去世的原因，一般的说法是患细菌性痢疾不治身亡。这个说法一望便知为后人编造，因为在韶山这样一个偏僻的村庄，那时根本不会存在现代化的医院和西医，怎能留下这样的诊断结论？而当地的村民用细菌这个词也很难让人相信。更何况，痢疾是夏秋时节的常见病，而罗氏偏偏死在了冬天，并且是在大年初二，此事就足以引起人们的怀疑和联想。中国有句最恶毒的诅咒人的话，“死在初一、停在十五”。究竟是罗氏的的确确就死在了大年初二这天，还是毛家为了避免难堪而伪称初二？ 一九一九年，长沙城的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离开学校不久的毛泽东在十二天的时间内，连续写了《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非自杀》等十篇文章。除了急需赚钱挣点稿费之外，很难说毛泽东如此这般没有其他特殊的原因。所谓文由情生，若非此前遭遇过什么事情、有过刻骨铭心的感受，毛泽东不可能有这样的动力。是否罗氏也死于自杀，甚至死于大年初一，让毛泽东深受刺激？关于罗氏在毛家的情况，有多种传言，其中最令人不齿的便是毛泽东的父亲似乎和儿媳罗氏有染。据说是因为毛泽东不喜欢罗氏，“一个建议提了出来，她留在毛家作为管家，或者作为毛父亲的小妾。”（《毛泽东传》[英] 肖特著 仝小秋等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年 31页） 显然，这个建议不可能源自只有十四岁的毛泽东，从毛家后来的情况看，也不可能来自毛泽东的母亲。一个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有人居然建议成为父亲的小妾，这在提倡三纲五常的大清王朝，绝对为社会所不容。任何一个家庭传出这样的丑事，一定会身败名裂，无颜见人。自杀和离家出走，大概是一般人仅有的两个选项，毛泽东的家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分崩离析了。 毛泽东在外读书的时候，其母好像很长时间都住在她的哥哥家。至于她是从何时开始回到娘家的，似乎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很大的可能是在毛泽东到舅父的家乡读高级小学的时候。毛泽东在一九一八年八月给舅父的信中说，“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毛泽东早期文稿》 湖南出版社 288页）一九一九年四月再次致信舅父舅母说，“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毛泽东早期文稿》 湖南出版社 290页）此事极端蹊跷，毛泽东的母亲有儿有女，有儿有媳，生病了都不在自己的家里养病，反而长期住在哥哥家，显然很不正常。毛家在韶山属于比较富裕的一类，到一九一八年，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二十二岁，小弟毛泽覃已经十三岁，还有一个收养的妹妹毛泽建同样十三岁，况且毛泽民已娶妻多年。这样一个既不缺钱，更不缺人手的家庭，妈妈却长期住在娘家，其中的原委虽然难知其详细，但大略却并不难推测。 回到一九一零年秋天，也就是在罗氏死后的当年，毛泽东在离家时，曾抄写一首诗留给乃父：“男（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年谱 8页）毛泽东抄写这首诗与其说是志向的表达，倒不如说是与乃父绝情的声明。事实上，毛泽东离开韶山后，似乎仅在他的母亲葬埋之时回来过一次，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几乎再也没有回过家的记录。在毛泽东存世不多的书信中，却有寒假期间不能回家的描述，尽管理由很古怪。甚至其父亲死后，毛泽东都没有回家奔丧。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家庭伦理特别是孝道的传统社会，长子缺席丧礼，这是极不寻常的重大事件。生不赡养、死不吊丧，父子之间的关系到了这个程度，再用感情不好或者忙于他事这样的理由是无法解释的。 首先，毛泽东绝非是彻底无视传统伦理的“新人物”，老师杨昌济先生病逝时候，他主动参与料理丧事，并亲自护送灵柩至武汉。而毛泽东的父亲仅比其老师晚过世五天，毛泽东送老师的灵柩到武汉而不至长沙，显然是在逃避父亲的葬礼。毛泽东的舅父也在同年病逝，他却赶回家乡为舅父奔丧。其次，当时的毛泽东也不是忙得没有时间。上学期间，在毛的年谱上曾经记录了两次毛泽东利用暑假在外“游历”，其中一九一七年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毛同萧子升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月，行程九百余里。这次长途旅行，未带一文钱，用写对联送人等方式解决食宿。离开师范学校后，毛泽东只是偶尔给报社写些文章，并没有什么非得坚守的工作而无法省亲和奔丧。 顺便说一句，杨昌济先生愿意将女儿嫁给毛泽东的说法显然是值得怀疑的。他去世时，杨开慧已经十九岁，毛泽东二十七岁，在当时都已经属于大龄青年。单单以年龄计，如果杨先生属意自己的门生，也绝不会拖到这个岁数。相反，杨先生可能极端厌恶毛泽东对自己女儿的追求，甚至假以颜色，让困顿中的毛泽东深受刺激。毛泽东喜欢戏剧，但毛泽东感受最强烈的只是那出《白蛇传》，每每都会看到嚎啕大哭的地步。这绝不是哪个艺术家的表演让毛泽东如此忘我，而是这个剧情让毛泽东不能自已。以今天的眼光看，令毛泽东切齿痛恨的法海和尚，世俗社会里不过是一个容不得歪门邪道的道学先生而已。由此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杨昌济先生恰恰就是一个刻板的伦理学教师。当然，这只是一种揣测。或许，毛泽东对法海的刻骨仇恨并非来自杨昌济先生，而是来自于自己的父亲也未可知。只是这其中的原因绝对不会是因为乃父刻板道学，恐怕是源于他对儿子的爱情的破坏和摧残。 众所周知，蒋介石于家乡感情极深，每到困难关头，都会回到溪口，甚至远遁台湾，对家乡都一直念念不忘。其实，思乡是国人的基本感情，不单是蒋介石，即便是远游的村妇愚夫何尝不是如此。而毛泽东富有天下，吃尽长沙水武昌鱼，却很少回近在咫尺的故乡韶山。仅有的一次是在一九五九年，并在此写下了那首“回韶山”的诗。这首诗在毛泽东时代流传极广，几乎家喻户晓。诗的前两句是“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别梦依稀显然是就离开家乡而言，可后边却是咒逝川，仅从这个“咒”字，我们便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家乡韶山的真实感情。显然，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这段独特经历，特别是发妻的死和母亲长期不归让他倍感压抑和羞辱，给他的人生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并极大地塑造了毛泽东的个性。而毛泽东以后的种种恶行，都可以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中找到明显的痕迹。 虚拟空间的真实存在——余不洁声明 去年末，偶然阅读了一本明镜出版社的图书《中国X档案》，作者蘭斯斯，责任编辑谢铭。该书内容主要来源于《新史记》，是多个作者文章的合编。该书的扉页上印有“明镜出版社出版品受国际版权公约保护”的字样。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下的一篇文章“毛泽东还良心债？”也被收录在内，本人却毫无不知情。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该书还隐匿了本人的署名。此举严重违背基本的学术规范，有损出版社的声誉。虽然不知道蘭斯斯究竟何人，但其就像余不洁一样存在却是无疑。就此，本人于2016年12月致邮给明镜出版社，然而，至今未得到相关人员的答复。 利害可以不计，是非不能不论。谨此声明。 余不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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