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位曾声援“12.16”恶性案受害者、曾被称作“印度之女”的医学院女实习生潘迪（Jyoti Singh Pandey）的公益人士所言，长期以来，广大和印度妇女生活在危险、糟糕的境地下，如果一个年轻女孩晚上要出门，她将面对一系列不测之祸，包括骚扰、虐待、殴打、强奸，甚至杀害，而当她们真的遇到这些却并未死去，在目前印度充满对妇女歧视、偏见的社会氛围里，她们大多不敢勇敢面对，更不用说向父母和警察吐露真情。

在印度，妇女地位低下，而社会上对男性强暴女性普遍缺乏羞耻感，一位美籍印度女性指出，自己在印度时深深感受到妇女地位的低下，晚场电影放映时，电影院里常常只有她一个女性，而男性观众则会对银幕上的性暴力镜头感到兴奋，甚至，一些老年妇女在看到一个女孩深夜出门时，会脱口而出“她家里为何不把这疯女孩揍一顿锁起来”。这位女性表示，甚至到了国外，她每次想批评一下印度的妇女地位问题，都会被其他通报以“尊重故国感情和风俗”为由制止。

一位熟悉印度社会状况的英国观察家曾告诉《国际先驱论坛报》，欧美人士常常因为印度政坛有许多妇女政治家，误以为这个国家妇女地位并不低，但这只不过是个障眼法，因为这些所谓妇女政治家，不过是前著名男性政治家的妻子、女儿，她们不论能力如何都可稳居高位，本身就表明妇女在印度是男性的附属品，是妇女地位低下的表现。不仅如此，考察一个国家妇女地位的高低，最准确的参数应是下层、农村妇女的境遇，而在这方面，印度下层、农村妇女的地位可谓十分悲惨。

“报警无用”、“被强奸可耻”的社会风气，更让许多受害者不敢报案或公开求助。曾有人披露，许多印度警察和社区长老会将“嫁给强奸者”当成一种“调解方案”抛给受害者及其家庭，而这样一个令人发指的“解决方案”，居然真的会被许多印度家庭所接受。

种姓制度、贫富差距和基础设施的匮乏也助长了强奸案的发生。在印度，许多贫民社区非但没有各家各户的厕所，甚至公厕也是“四面通透”的，许多女性正是在如厕途中或期间遭到“暗算”。

警方和上层官员的讳疾忌医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强奸案在印度频繁发生的“助推器”：“12.16:”案件发生后，一些印度舆论开始为政府和警方的不作为，以及印度妇女地位作辩解，他们称印度妇女并不比美国妇女更缺乏安全感，理由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资料显示，印度2010年每10万人报告强奸案发生1.8起，而同期美国是27.3起。去年11月21日，印度妇女及儿童发展部长莫妮卡.甘地（Maneka Gandhi）公开扬言“印度是世界上强奸案发案例最低的四个国家之一”，其所谓依据也同样是这个“强奸案报案率”，而实际情况又如何？

像莫妮卡.甘地这位部长一样，在国内外公开场合一味护短的印度高官着实不少：2013年11月13日，印度最高级别警官、中央调查局（CBI）负责人兰吉特.辛哈（Ranjit Sinha）说出“如果你不能阻止强奸则不妨享受它”的言论；2015年3月5日，讲述“12.16事件”的纪录片《印度之女》（India's daughter）在印度仅上任一日便被屏蔽，时任印度内政部长拉杰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宣称，这样做是基于印度教传统和“不允许任何人利用这起不幸事件获得商业利益”。

正如全印度民主妇女协会（AIDWA）副秘书长苏哈.森达拉拉曼（Sudha Sundararaman）所指出的，因为妇女地位在印度十分低下，且社会风气对强奸案过于宽容，经常把事件起因归咎于妇女“不守规矩”、“穿着举止轻浮”，因此实际上最多只有大约1/10的强奸案被记录在案，许多实例表明，不少警察不愿登记强奸案，或由于偏见，或由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他们会想方设法动员受害者销案，私了，甚至如前所言，不惜劝说受害者嫁给施暴者。不仅如此，婚内强奸、家庭暴力等行为，在印度甚至没有相应法律可以约束。

对强奸案定罪过轻、定罪速度缓慢，无法构成足够震慑力，也是印度强奸案频发的一大原因。

正如《纽约时报》所言，美国每年超过一半被起诉的强奸案被定罪，且速度较快，而印度即便起诉，定罪率也只有26%，“无论如何，妇女在印度公交车上绝不会比在纽约地铁更安全”。

长期以来，许多外界观察家、尤其欧美观察家过多把对印度的观察焦点集中于政客、富豪和中产阶级，而对人数众多的贫民、农民视若无睹，对大量因城市化进程被甩进城市、地位低下、生活贫困的前农村人口更缺乏关注。在这些地方，传统的歧视妇女陋习根深蒂固，杀害女性胎儿、婴儿，因嫁妆问题歧视、打骂甚至逼死出嫁女子的事屡见不鲜。在大多数印度城市，出现了许多职业妇女，她们经常需要抛头露面，或早出晚归，而这些地方往往警力匮乏，警察效率低下且经常贪污受贿。正如一位印度妇女保护组织人事所言——“除非印度男性开始真正认同男女平等，否则针对妇女的暴力就不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