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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策的选择

王策的选择

吴倩

一、从未信过共产主义

     王策弟兄是我所认识的同时代人中的一个异数，他曾经对我说：“我没有一天信过共产主义。”
     八九年初，我去纽约观察那次海外民运第一次份争时，认识王策。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迥然不同於内斗场上人，仿佛在红卫兵时代曾经被密封起来的一个人。不知是被哪块石头挡住了，不但被保护的好，还偷读了不少圣贤书。由於家学渊源和他的喜好，华夏文化在他身上积淀深厚。在他身上有一种“穿过而超越历史反常期”的历史衔接感。所以，他虽然是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但是却又不是“书呆子”。因为他与他的伙伴—文革一代人在年少时就经历过中国当代政治的大风大浪。
     “信”是一种很厉害的能力，一个人信仰什麽，什麽就成为他心灵的主宰。他的思想、精神、人格莫不被他的“信仰”所影响。因为他不信共产主义，不信阶级斗争的理论能为社会带来安宁和福祉，故而，他未被塑造成“阶级斗争人”。在他身上显然少了一些时代特征，比如：理想主义加好斗；比如：惟我独尊，争当老大的“霸气”；比如“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式的急功好利和无法无天，还有就是不负责任的谎言等等。
在红卫兵一代人中，极少有完备的儒家学养，老庄修为之人。王策是我所见到的这样一个同时代人。我相信，在那个全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奴役毒化下他所接受和喜爱的中国正宗传统文化保护了他。
     当然，在这里，笔者不是以“功德”为冠冕，来表彰他对共产主义的“不信”。只不过是，沉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王策身上所形成的人格素养，令我们不由的要去怀念我们民族中哪些优秀的品质和品味。
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全面摧毁之後，这样的品味和素养就显得物以稀为贵了。
     如今，当有识之士们在对中国问题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实践之时，在黑暗混乱的当代史的背景之下，有这样活着的“文化人格”，由这样体现着优秀传统的人物去参与，犹如点点星辰闪亮，我们的祖国最终会找到正确的方向。
     我们所经历的历史是前所未有的黑景诡谲和悲惨，能够穿过它、穿透它，确实需要时间和真功夫。然而，一旦路子走出来了，新价值体现出来了，一旦光明终於展现了，那麽，回过头来看“共产主义在中国”，就变成一个有意义的事，那诅咒就化为祝福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对於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场火一样的炼狱。信过它的，未信过它的，反抗它或背叛它的，不同的人从他不同的背景、个性、悟性去反省，会有不同的体会、心得和造就。“价值”的光辉，犹如钻石会从不同角度光照出来。如果说，在经历“中国运动”的火炼之後，尚有金子般的人留下；如果说，在经历非凡的历史人生锤炼，本时代终究会有不同形态的思想、精神、文化艺术的结晶品形成，我相信王策会是其中之一。

二、选择信仰耶稣基督

     虽然王策有比较完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但是，显然这套价值观令他不能满足。到美国後，在夏威夷大学读书期间，他做了一个新选择，就是信仰耶稣基督。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人知道，这是一个什麽样的信仰呢？就是一个“旧人”被颠覆了，一个“新人”在诞生。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重生了。就是有一新价值带着它的能量在一个“信”它的人身上发生作用并因着真“信”它的人彰显出来。这就是“天国价值”。这个选择，是一个人一生中所作的各种选择中，最重要的选择了。
     有许多朋友对基督徒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基督徒应该是一个高、大、全，像雷锋那样；或者是一个挺有道德修养的人，如同一位儒生。不错，人是向往高、大、全，人是不能没有修养，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直指人的根基的，是对人的行善能力彻底质疑的，也是首先将人的本来面目撕开不顾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奥秘之一，就是对人性的彻底否定并给予人一种救法。这种对旧人的否定，使得人不必装模作样，不必自欺欺人。一个可笑可悲，永远处在内在矛盾中，不能战胜自己的人，在一个全新价值面前俯首，羡慕，渴慕被救赎，也就是说，一个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需要被纳入创造他的那个创造者的规律中的一个这样的人。
     耶稣基督的信仰就是“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追随我”。十字架的这个奥秘就是天上的神和地上的人恢复关系。在这个天国价值的光照下，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就是接受救赎。因这信仰的从不完全走向完全，从一个卑贱的人逐渐蜕变为一个高尚的人。基督教信仰的“修为”是“道”成肉身。这藉着信它的人而彰显出来。“道”的内住，使人更新、改变。
     人不能使上帝伟大，而上帝却能在满有罪恶的世界上，在满是缺陷的人群中，兴起信它的人，而使他改变，从而伟大，从而使世界改变。
     这个信仰对於我们中国人尤其重要。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的暴虐和毁坏其实从反面见证了不同信仰的後果。
     经历过不同的信仰实践後，相较之下，我们可以指证出，在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背後的发生作用的价值能量，这就是共产主义信仰背後的“仇恨”的摧毁性的能量和耶稣基督信仰的背後的“爱”的复兴能量。
信仰可以产生能量，尤其在中国人仍然挣扎在旧情境的恐惧中时，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士越多，带出的复兴能量越大。这才是拯救中国不落入第二场灾难的保证。
在中国，历代以来，每逢乱世，从来就不缺救世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在中国源远流长。可是，在中国，古往今来，有多少“救世主”转眼就成了欺世者，盗世者。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缺少一种文化，就是救赎文化。
王策在综观中国文化的正反两方面的得失之後，而且将之放在他所经历过的中国当代历史的冲击下考量。这个冲击就是共产主义信仰以及文化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冲击。这个考量就是将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价值放在有史以来最恶质的价值观的挑战下所呈现出的懦弱不敌。他终於选择了耶稣基做他个人的救主。从此，他开始经历从“道德文化”层次到“永恒生命”的层次的人格变迁。

三、选择冒险回国

     王策擅长从事理论研究，考虑问题，总是从大处著眼。为人也不琐碎。这样的人一旦面对实际事物中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事纠纷或一些琐琐碎碎的利害冲突就显得束手无措。在海外民运近乎儿戏般的选举操练中，一旦选上，竟然也得面对一些现实问题。在面对“内斗”的困惑时，据说王策所受的伤害、痛苦，令他寝食不安，不多日人就变得憔悴。按照他的性格，他最可能作的选择就是“解甲归田”，如许多海外民运人士退隐一样，落个轻闲。
        然而，王策到底不但没有落入“内斗”的陷阱，没有去反攻攻击他的人，连一篇见报的自我辩解都没有。更进一步，他选择了冒险回国。他选择了向上走，向外走。从他选择的方式和去见的人即可知道他似乎存心要去坐牢的。
        此前他写过一篇文章《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据笔者对王策的了解，他不是出於迂腐，你只要读过他的论文《中国重生之路》，就知道他的思想深度了。在他的身上有“宁可天下人负我，而我却不负天下人”的悲悯情怀。要说书生气这就是了。因为他没有参与过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旦被搅进去只有以舍己来表明自己，甚至都来不及深思熟虑。
      这种“舍己”的表现是否幼稚？当然，以一个领袖人物来衡量，笔者实在不敢用什麽：勇敢、智慧、成熟等等字眼来恭维他；但是，令人感动的是，在他实践他的政治理念的起步之时，他首先摆上的是人格的份量。在他被选上以後，几乎每一步，每一天都在两种价值观的撞击中。一个政治人物的人格是会影响他所从事的事业的。而当一个书生将他所以为得到的真理交付社会的时候，接著就要面对被检验。王策渴慕向社会介绍的一套关於“爱”的价值能量。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他所受的折磨正是一个重生之人的十字架之路，就是一个真信耶苏基督的人，必付上的代价。
        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天国价值和世俗价值是为敌的，而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也决不是靠世俗能成就的。然而世俗运动却提供了彰显天国价值的历史舞台。世俗运动毕竟是过眼云烟，而身忝其中的人们能否活出永恒的价值，却是深有意义的。
        在这里，我们不在乎王策有没有救得了中国，而在乎他有没有被上帝所拯救，他有没有从“文化道德”人格被提升到“永恒生命”的人格，他有没有在颓废糜烂的世纪中活出新世纪的生命品质来。反之，他若活出了天国价值，必在我们的祖国的社会转型期产生影响。

四、选择“从政”与“反政治”

        王策最早是在国内中山大学学习哲学，後来到美国洛杉矶加大读文学，再後来又到夏威夷大学攻读政治学。他曾以“拧不过命”来调侃自己。我们知道，“政治”於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中国大陆人，决非一个中华字典的一个概念而已。“政治”对於中国人是禁忌，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自中共统治大陆以来，每一个中国人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地曾经生活和笼罩在“中国当代政治”的魔爪和阴影下。但是处境的无奈，已经使人习惯於自欺。尤其是知识分子，“不谈政治”是信条，“不搞政治”是明智。是故，“中国当代政治”这头怪兽，真是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我们所经历过的社会生活，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党魁吞没了党，党吞没了国家，国家吞没了社会。而个人则如同草芥一般失去自我。共产党控制了所有的人，所有的社会团体，所有的社会资源。个人从生老病死，到听、写、说、看、想一概没有自由。整个社会如同一座大监狱，个人如同被浇铸在一块一块水泥预制板里，灵魂的窒息和个人生命的萎缩是必然的。因为人人曾被逼迫“从政”，人人曾被迫在政治处境中作选择害人害己，向掌控他们命运者“献媚”。人人都成了政治动物，却不关心吃饭，睡觉，子女教育等切身利益。
        那种共产党的“政治”让中国人民厌恶到了极点。以至於几乎所有的大陆人一提“政治”就谈虎色变，而这头可怕的“政治怪兽”便越发变着法子折磨人。等到物极必反的效应发生作用，人们终於可以从过去那种“水泥预制板一”般的政治生态中放松时，而一般人不明究里地一概也将投身政治的人视为“等而下之之人。”岂不知，那种反常的政治生态虽然在消散，但是，它之所以发动的因素并没有除掉，你不知什麽时候，它会以什麽方式发酵而又卷土重来，祸国殃民。
     王策选择从政，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这个和中国以往那种黑暗政治完全不相干的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投身政治，不由令人想起许多在历史上曾经留下脚踪的志士仁人。这些人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舍己心的，这是需要勇气的。
     这个勇气最大的意义在於他怀抱要扭转“政治”，让“政治”还其本来的意义。这种反常的社会政治生态，正是需要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秉承我们古老民族绵绵不绝的忧患意识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对“政治”这件事，正本清源，让“政治”成为政治，让社会中人若关心政治就意味着关心社会公义、社会公益、社会公意，也就是说关心政治就是关心自己和自己家庭子女的生存环境和切身利益。“政治”是公益之事，本不该是件可怕的事。
     “反政治”作为一种新的政治观念在东欧共产主义解体後出现。捷克作家哈维尔提出的“反政治ANTI－POLITICALPOLITICS”的观念。他说：“我赞成反政治的政治，这是政治不是作为权力和操纵的工具，压制人的控制论规律或实用艺术，而是作为追求与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方法，保卫这样的生活，并为之服务。它在本质上是人道的，是对同胞的，可以人道地来衡量的关怀。我想，这种政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应用於日常生活的，但是，我仍然坚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注1）
     哈维尔还有一个见解特精辟和智慧：政治人物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以及它的潜势的体现。同时非常矛盾的是，相反的说法也是真的：社会是它的政治人物的一面镜子。（注2）
        这个论点是概括中共统治下的两个阶段，毛时期的面貌：阶级斗争至上和浪漫主义的混合的恐怖滑稽的理想主义；以及邓小平时期的面貌：不管白猫黑猫能逮着老鼠就是好猫，即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前者空腹险峻，後者饱腹糜烂。对中国大陆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政治人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党有系统地动员人类最坏的潜能。
        中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不但有责任感，更重要的是，有德性的政治人物。他们必须是具有大德大善大智大勇的人物。他们有倡导社会优良风气和政治文化的责任。我们目前不能确定王策是这样的政治人物，但是，起码就我们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不尚空言，努力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的一个人。当然，老实人问政的困惑在他身上，如同以前笼罩在中国模式的政治生态(黑厚学)架构下的许多书生所遭遇的一样，尤其在共产党政治中箭落马者如陈独秀等比比皆是的前车之鉴，仿佛就在眼前。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从政的人要么就是流氓，要麽就是牺牲品，要麽就是尽被人利用的傻冒。於是，中国社会仿佛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时时处在贪图一时苟且，随即要付出代价的惶恐之中。这也就是中国人越来越不相信做一个老实人有用和可贵的原因。但是，像王策这样的老实人在当代政治中又出现了，诚如中国一条古鉴：老实人常在。
        当下，王策们所从事的政治，在中国是前所未有，是民主制度的开创期，是为中国奠定一个光明政治制度基础的事业。这样的开创性事业，若不以忠诚老实的人为主脑，这个事业不会成功的。美国建国时期的政论家潘恩说过“一人老实人的价值，大於皇室有史以来的总和。”
        虽然，在如今的民主运动的成员中，有些人屈从於黑暗，从以往的黑暗的政治中吸取了许多负面教训，变得比以前的人甚至更诡诈，阴暗和犬儒。但是，这并不妨碍大局。真理永远不会被淘汰，她最多暂时隐藏起来而已。相反，许多人确会被真理所淘汰。
        中国大陆，不怕不老实的人越来越多，就怕连一个老实人都没有了。当年，路德-马丁一个人，向整个罗马教廷挑战，竟振动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那就是一个关於老实人的价值的故事。路德-马丁个人并没有什麽能量，但是，他对真理的洞见、忠诚和依靠，使得真理之光和上帝的大能籍著他蹈入黑暗颠覆了魔鬼的势力。
     王策的政治理想之一是将对同胞的爱结合到政治实践中去，以产生一种新的政治文化。
     美国的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在他的一篇题为“我们将何去何从”的演讲中，对如何将爱和政治权力相结合，做了精辟的阐述，他说：“历史上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把爱的观念和权力摆在两个对立的位子。因此，爱即表明放弃权力，权力则否定爱。就是这种误解，导致权力意志的鼓吹者尼采力排基督教爱的观念。同样的误解，导致基督教神学家们在基督教爱的名义下，排斥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现在我们应该重新摆正它们的关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没有爱的权力是卤莽与滥用的，没有权力的爱则是多愁善感与贫血的。权力最好的状态是以爱来实践公正的要求，公正最好的状况就是以权力来纠正一切违反爱的事物。这就是我们在前进中必须要认识到的。”（注3）
      其实，爱与权力的结合在本民族的传统中曾经很好地彰显过。那就是孟子所主张的以“不忍人之心”为政的“仁政”。先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无不施行以“不忍人之心”为政的仁政。但是，因为制度的缘故，不能保证仁政代代相传。国父孙中山先生也曾秉承这样的理想奋斗一生，他溶合基督教信仰并继承中国文化之精华创立三民主义。

      重生的中国

        王策在夏威夷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期间，在选择耶稣基督作他个人的救主之後，撰写了一篇论文《中国重生之路》。
        王策其人大言若纳，不善交流，没有详细介绍他的信仰之旅。但是整本《重生之路》却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化精湛的认知；对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人的关系；对中国文化的政治学层面的剖析；对黑暗的中国的病根的追根寻源都做了系统性的研究和阐叙。他并没有停留在反对现存制度这个层次上，而是为处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个人，社会的更新贡献了新价值。使长存发展的基督教文明在中国的落种恒新找到了突破口。
     好像是安排好了的一样，就在这礼崩乐坏之际，世纪千禧年到来了。对於整个世界来说，这预示末世的到来。可是，对於长久以来，漂流在世界文明之秩序之外的中国来说，却是上帝之手正在介入中国历史进程。
细心观察中国情势的人士不会不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近二十年来基督徒呈几何级数的在增长。尤其在乡村，甚至有的村庄整村整村的村民皈依了耶稣基督。这种不知不觉的变化才是真正的质变意义的。他们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为自己做了重大的选择。他们抛弃了无神论，选择了有神论，抛弃了对人神毛泽东的信仰，选择了对神子耶稣基督的信仰，抛弃了共产党的斗天、斗地、斗人的斗争哲学，选择了爱神、爱人如己、爱自己的敌人的“爱的哲学”。
     身处九十年代末的中国正面临一个世交汇口，一是共产主义在中共大陆实践的失败，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期；千禧年的来临。这样的交汇有什麽意义呢？
     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之後，中国在近百年的历史时期内反复经历了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中国人民为了获得一个合理的生存环境，为了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社会制度付出了前所未有的血与火的代价。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
     在一个倒错的反常轨的历史状态下，人民的觉悟是一定高过他们的统治者的，而迷乱和糊涂的恰恰是统治者。人民会依据常识行事。只要不被强迫，依据常识，中国人民自己会回到被历史预定的常规上去的。而统治者却会因为背著权力的包袱而抵挡人民。“六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一个腐朽的制度下再也产生不了新思想、新价值。
     人民不是无缘无故地作了重生的选择。
     当然，在新的价值体系与旧体系的较量中，会不断地面临挑战和选择。而基督教的精神是与现实永远冲突的。基督教纵然提供最好的社会方案，但是，一旦她与“现实”这个怪兽打交道，并不见得如愿所偿。
     基督教教义可能被社会扭曲，社会也可能因基督教的复兴而被更新。前者或是後者，幸与不幸端在於--一个社会转型期必然到来的时候，这个社会实在是需要一批新人带领人们开创一个新的时代。王策弟兄陷入牢狱已然一年，但是笔者相信，目前他的处境正合适他的内省和不良的从政经验里去反思他的论文。
     《圣经》故事之一《出埃及记》给我们一个启示。第一代以色列人在神的仆人摩西的带领下，将上帝本来规定的十五天历程竟然延长了四十年，而且连摩西本人都没能进入迦南美地。如果我们把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同伴比作是摩西时代，那麽，中国人在上帝之外，又漂流了近百年。如果将我们这一代比作是约书亚一代，那我们真是名符其实地在旷野上漂流了近五十年。过去的苦难和困惑实在是为了如今觉醒付足了代价。前人已走完第九十九步，几乎为所有走不通的歧途流尽了血液，也树立了界碑。
        但愿，也相信是如此，前五十年上辈人，後五十年这辈人在旷野漂流的代价，能使如今的约书亚们不必在“十五天即抵达迦南美地”之外徒劳往返！

注一，王策译自BSVLSBHSBRL，“ANTIPOLITICAL POLITICX”IN KEANE，CIVILSOOIEIY AND THE STATE P396
注二，哈维尔《失乐园》，载《中国民主》第十期。
注三，王策译自MARTINLUTHERLINGJR A TESTMENTOFHOPE198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