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墓碑的蛊惑 (1/4) by鹤龄
一 我亲历的三年困难时期
上世纪1959—1961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是一个客观存在,由灾害加上人祸以及苏联逼债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的饥荒使得一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现象也是一个客观存在。
我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过来人,虽然当时在学校寄宿读书,但从未断绝过与乡下的联系,且于1961年下学期至1962年上学期休学一年在家种田,对自己活动范围内当时发生的事情还留着比较深的记忆。
那时的生活确实很苦很苦,而且,父母也因饥饿都得了水肿病,但是,由于政府定期发了一点黄豆白糖给以食疗,他们都没有饿死,父亲活到69岁去世,母亲活到了79岁。所以,我家总共13人(祖父母、父母、兄妹姐弟7人、两个未嫁姑妈)绝对没有谁饿死。把父母的兄弟姐妹的家庭算起来,人数就更多,也没有人饿死。我们生产队100多人,没有人饿死。
我所在的学校一千多人,死了两个,但是,严格说起来,不是饿死。一个是我们班里马世杰,高高的个子,和我们一样的定量粮食,比我们这些小个儿自然更饿些。因为吃谷粉(稻谷没有去壳碾成的粉子)太饱,加上他的肠子先天性有一处较薄,胀破穿孔,送医院抢救,不治身亡。还有一位是初中年级的女同学,因吃蓖麻子中毒死亡。不是这种特殊原因,这两位同学也绝对不会死的。
我同班的50多个同学,以及认识的其他班同学,没听说有亲人饿死的。
在那个时候,要说不饿是假的。1959年刚上高中时,学校还是大甑蒸饭。不久就改用磁盆蒸,用一块竹制的“刀”片,通过饭盆的圆心划直径,将一盆饭划做八个小扇形,每人随便挑一块。这就是一餐的食物。由于扇形有大有小,后来就较了真,切割以后,由一位力气较大的同学捏着饭盆,使劲一转,等饭盆“落位”,各人夹取对应在自己位置上的这一把“饭扇”,再后就更较真了,觉得这种办法还是无法做到公平公正,于是,学校就改成了瓦钵子蒸饭,每人一钵。
其实,粮食指标也就减了2斤。我们高中部男同学由35斤减到33斤,女同学由33斤减到31年。
从湘潭市到我家石坝120多里,我多次徒步往返过,从没遇上过饿殍。直到今天,我也没遇上过饿殍。道上满是尸体的情况倒是遇上一次,但不是在那三年,而是在1968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的返程中遇上的。因为涓江(湘江支流)涨水,一只渡船翻到拦河坝下,船上几十人全部遇难,花石镇立即哭声一片,打捞上来的尸体暂时就搁在路边,惨不忍睹。
死了几十个人,那是多大的事啊!区里马上通知到公社,公社马上通知大队,大队用广播立即通知到各家各户,清点当天本队到花石去的人。
这次事故的惨痛代价,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第二年,涓江上便架起了一座花石大桥。大跃进修起的湘潭至花石公路不久后就延伸到石坝。联系到我亲身感知的新中国为在极短时间内根绝天花、鼠疫、霍乱、虐疾等重大流行疾病所作的种种努力,所以,当我2008年在华商杂谈第一次看到“饿死3600万”时,脑子里立即出现了这两个字:谣言!人民政府听任3600万人活活饿死而无动于衷,哪有这样的可能呢!
于是,便开始对这个谣言进行揭露和批判, 辑成《百问杨继绳》一集,计125问。
二 杨继绳父亲饿死造假
首先接触到的是《墓碑·前言》,大略流览一下,就发现了破绽: 杨继绳所说父亲饿死有假(《6问:你父亲是饿死的吗》)!
他的家乡人把树根树皮刨光了,却把地里的花生苗留着,等他从学校回来挖!怎么解释?(《4问:你家乡人是否喜食树根树皮而厌食花生苗》)
其他啃光树皮树根的地方是饿殍遍地人相食,而他家乡啃光树皮树根的大饥荒,却只饿死了他父亲一个人!怎么解释?(《3问:全国饿死人全知为何家乡的却全不知》)
家乡的大饥荒到了啃光树皮树根的程度,20里外坐在学校里的他竟然目无所见耳无所闻!怎么解释?
……
一篇描述父亲饿死的文字,可以说是漏洞百出!
于是,我写了一篇《一个弥天大谎——墓碑作者父亲不是饿死的》 发在华商杂谈。又在《炎黄论坛》挂了个号,将本篇送了过去。可是,不过刻把钟时间,就连文带号一起被和谐了!后来发现《炎黄论坛》有位“shao1949”对这篇文章提出了反驳。于是,又写了一篇《再议《墓碑》作者之父不是饿死的——答“shao1949”》。
杨继绳对此,一直没有作答。
最近又有新的发现,据他自己说,他父亲的饿死与他独吞了生产队分给其父的一斤救命牛肉有着直接的关系(《1问:你父亲岂不是你害死的了》)!
还有,是两年前从他嘴里透露出来的信息,其父死前卧床的三天,他并没有在家服侍,带回的三斤米也被别人吃了。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他父亲是饿死的,其原因应该归咎于他的见死不救,听任自己的父亲活活饿死了(《2问:父亲快“饿死”了你为何见死不救》)!
2014年,有采访者提出了本人揭露其父饿死造假的问题,他说:“他提这个问题就是不信任我,我当然不回答。” 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嘛。要是我信任你,还有这个问题提出来吗!
他还要我“花一天时间跑一趟”到他家乡去调查,有这个必要吗?像树皮树根啃光却把花生苗留下之类的矛盾问题,调查你杨继绳就足够了!只要你能解释清楚明白,本人自然也就信服你了(《5问:不信任你的人提问就可以“当然不回答”吗》)。
一个连父亲“饿死”也造假的人,谁能相信,从他嘴里吐出的都会是真话!
三 毛时代为自己准备的自卫武器
“饿死3600万”,是杨继绳造出的一个天大的谣言。
他的“饿死3600万”是怎么来的呢?他在《三驳孙经先》中说:“我一再声明,我不是人口学家,我在书中说非正常死亡3600万,是采用中外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们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取一个中数。这就是《墓碑》第23章。”
那么,这些中外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又是怎么来的呢?曹树基先生认为是“瞎子摸象”摸出来的,杨继绳自己则认为是“隔靴搔痒”搔出来的。(他读这些海外研究成果时,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见丁学良的评《墓碑》)。
无论是“摸”也好,“搔”也好,其结果无一例外,都不正常地减少了1961年和1962年的总人口。但是,他们却没有考虑到,毛时代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自卫武器,在这个时候派上了大用场。这个武器就是 1964年6月30日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这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最可靠的人口数据。
我国1949年总人口为54167万人,到1964年6月30日为69458万人,增加了15291万人,14年半的增速为28.2% 。这是一个约41年翻番的人口高速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带有恐怖性的人口发展速度。如果任其发展,至2075年,我国人口将达到45.7亿人(见下表)。
1949年 54167万 1964年 69458万 1978年 89066万 1993年 114182万 (约41年翻番)
2034年 228364万 2075年 45.7亿
任你怎样造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00万、4000万还是七、八千万,都无法否定这个真实的历史,新中国自1949年起,经过三年困难时期至1964年6月30日的14年半时间内,人口是以带恐怖性的高速度飞速发展的!
无论你把那三年的年总人口调成什么样,都有一个与1964年6月30日总人口的 “接轨”问题。 接不上轨的就是“鬼”!
譬如:美国人口学家班久蒂,1963年的中国总人口被她修正为67420万人,1964年修正为69610万人,比1963年增加了2190万人。用1964年6月30日的普查数据进行检验,这一年的上半年增加了2038万人,下半年仅增152万人。这个“修正”是修正了还是修歪了?不言自明(《8问:班尼的“修正”是“修正”还是“修歪”了》)。
再说杨继绳推崇的王维志,他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太少,凭自己的“体验”调高到减少1500万人。可是,按照他的“体验”数据分析,1961年怀胎和生育的妇女竟然高达3240万人,然而,就在这样的人口生产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他又“体验”出这一年饿死了1070.6万人! 有这个可能吗?( 《10问:按王维志的回推法 1961年有可能饿死人吗》 )
建立在这些“成果”之上的杨继绳的损失7600万的“成果”又是个什么东西?!他的这个7600万是由饿死3600万和少出生4000万两个部份构成的。其中的“饿死3600万”是谣言,而由少生导致的所谓“人口损失” ,其实是他为蛊惑人心混淆视听而别出心裁的一个伪命题。
四 所谓的“损失人口”是个伪命题
首先,所谓损失,是指具体的东西被损毁丢失。根本就不存在的“虚拟人”,损失何来?再说,当时的中国,也不是必须鼓励生育的人口稀缺国,而是一个人口增长远远地超过生产力增长的相对的人口过剩国。
我国1949年总人口为54167万人,1959年总人口为67207万人。10年净增13040万人。我国1958年死亡781万人,10年平均以死亡700万人计,总共死亡7000万人。这就是说,我国1959年的67207万人中,吃饭不能做事的0—9岁婴幼儿就高达20040万人,将近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是一支多么庞大的“净消费”队伍,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曾有过一支这样的“净消费”队伍?有哪个国家可以得心应手地面对短时间内涌现出的这样一支“净消费”队伍?不用说几十年前生产力十分低下的中国,即使是今天的美国,也不一定具有这样的应对能力!
从这个方面分析,正是由于连续多年的人口高速增长造成的社会压力,使国家领导人产生了加快发展生产的紧迫感,与此同时,节制生育也开始提到了议事日程。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1960年5月11日,毛主席在郑州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谈话。当他得知河南人口是五千一百万时,严肃地说道:恐怕要提倡一下节育,多印一点避孕的书,制造避孕的药品和器具。
1957年10月25日,《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据福建永泰县志记载,1959年10月,也就是在全国“饿死3600万、损失人口7600万”的“进行时”中,该县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四项手术(男扎、女扎、人流、上环)——这应该不是独例而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因为福建不是人口大省,永泰也不是人口大县。
1962年12月,在刚刚“饿死3600万、损失人口7600万”的中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却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
再看浙江的平湖市(原平湖县,该县1963年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1949年全县总人口277049人,比1912年的281876人减少3747人。……1949——1962年全县净增人口59933人,总人口增至336982人。五十年代妇女总和生育率高达5.23人,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5个以上孩子 {平湖的计划生育工作(1949—1978)}。
根据平湖市1949年和1962年的总人口数量,估算出它的人口增长速度大约是46年翻一个番。46年翻番的速度对应的是“育龄妇女平均生育5个以上孩子”。而根据杨继绳的损失7600万推算出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却是30年翻一个番!与这个增速对应的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孩子则估计应在7个以上或8个以上!按照这个速度增长的人口数量,我国人口将在60年后的2077年翻成一百个亿(12问:《损失760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
这是一种多么恐怖的景象!而杨继绳却在这种毁灭性的人口增速上以笔为刀,大肆讨伐新中国造成的人口“损失”,却不见他也替民国政府算算账:平湖市1912年的总人口,经过37年的繁衍,不但一个没增,反而减少了3747人!试问:平湖市这37年损失了多少人口?全中国这37年损失了多少人口?
如果拿30年翻番的增长速度衡量,整个民国时代损失的人口应以数亿计,不知损失了多少亿人口!
五 孙经先对当时人口出现异常减少的科学论证
为了探求真相,2008年12月24日,我在华商杂谈发了一个《上世纪三年饥荒饿死人网上调查》帖,帖子锁了又发,发了又被锁。先后发了7次,历时将近20天,直到发不出了为止。调查的内容是:调查对象当年的祖辈、父辈、子辈三代人中在那三年死了几个人。结果点击4200多人次,留言的81人,只有两位网友代表的两个家庭共死了3个人。平均27个家庭三年死亡1人,虽然这个数据不能表示全面的情况,但是,对于杨继绳的17个人饿死1个(6亿人饿死3600万)来说,无疑是给予了狠狠的一击!
我在回答“专门注册为抬杠”网友劝我放弃调查时说过:“至于调查的问题,我想还是坚持下去,我不相信:天上飞着的3600万只‘鸟儿’,就永远不会有十只百只千只飞进我的‘网’里”,而调查结果却与我期望的正好相反。
为什么会这样?孙经先先生替我们找到了原因:天上根本就不存在飞着的3600万“鸟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孙先生发现:我国人口在1957—1959年期间异常增加合计1093万人,1965—1979年期间异常增加合计1534万人,两个时段共计异常增加2627万人。
我国人口在1960—1964年期间异常减少2654万人。
这一增一减的两个数据令人惊异的高度吻合在一起!是什么原因使它们吻合在一起的?孙先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巧合。它从我国的人口迁移中寻找原因。结果正如所料。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提供的数字,孙先生发现:
1956—1959四年中,我国市镇人口增加4086万人,而其中的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加)却只有1076万,还有3010万人则是从农村迁入的(当时,特别是大跃进开始后市镇确实接纳了大批农村人口)。可是,同期在农村原藉办理迁出手续的却只有1938万人,还有1072万人,既在市镇落了户,又保留了农村户藉。他们的双重户藉使得这一时期异常增加了1072万人(孙先生推断的数据为1144万人)。
1961年—1963年中,因为精简市镇人口而迁出市镇并办理了迁出手续的人有2325万人。但是同期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的却只有948万人,1377万人漏报户籍。如果考虑到1960年和1964年,五年共有1510万人漏报户籍。
孙先生指出:“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工作中,精简的重点就是1956年—1959年期间从农村迁移到市镇的人口。随着这些人员返回农村,这些人中那些重报虚报户籍的人员,他们的双重(虚假)户籍问题即使没有在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解决,也会随着他们返回原籍而被自动解决。”
“1960年—1964年期间,既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现象(漏报户籍人口总数1510万人),又出现了大量的重报虚报户籍现象被逐步消除的过程(被消除的户籍人口总数1144万),这两方面合计2654万人。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户籍人口大规模的异常减少!这就是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大量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1959年前后几年,我国人口发生的两次反向大迁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在大迁徙的过程中出现的重报漏报户籍现象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凡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两次人口大迁徙的。我的三个姑妈和姑父、姐夫、妹夫、妹妹都是1958年前迁入市镇户籍的。姑父、姑妈的原籍户口不知是否迁出,但姐夫、妹夫和妹妹原籍户口都未迁出,不知当地是在何时消除的。另外,熟悉的人中,有两位堂叔、以及本生产队谭氏父子三人流入江西落户,原籍户口没有迁出,也是不知何时消除的。
这两次人口反向大迁徙,《墓碑·第二十四章》也有记载:
在这次会议(“五月会议”)以后,对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城镇人口在1961年已经减少1000多万人(其中减少职工873万人)的基础上,1962年又减少1000万人(其中职工850万人)。1961年、1962年两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 精简工作1963年还继续进行。从1961年1月,到1963年,三年共减少职工1940万人。如果减去同期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净减职工1744万人。其中,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有1300多万人。精简职工相应带来城镇人口减少,截至1963年6月,共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左右。
……
因此,孙先生从人口迁徙中探究出的1960—1964年这段时期人口大量异常减少的原因,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说明:此节涉及孙先生所论的问题,如与孙先生原意有出入,则系本人理解的偏差,请孙先生批评指正。
六 “饿死3600万”是个什么概念
在孙先生对1960——1964年人口大量异常减少作出合理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三年饿死3000万”和杨继绳的“四年饿死3600万”进行分析。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1959、1960、1961三年总计死亡3601.9万人,平均每年死亡1200.6万人。这个死亡人口数据包括了人口迁徙漏报户籍等原因造成的“假死” ,所以,“三年”实际死亡人数远低于此数。别开“假死”的因素不论,即以三年死亡3601.9万人为“准数”,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三年”与我国任何时期比较,都不存在饿死3000万;“三年”与同期任何国家比较,也不存在饿死3000万。
促成“饿死” 3000万人的前提条件是年正常死亡率限定最高为3. 02‰ 。这是一个世界各国都无法企及的标准。全世界除了科威特在2005年降到2.42 ‰以外,再没有第二个国家曾经达到过这个标准。所以,我将它称之为“降伏饿死3000万的核武器”!
然而,杨继绳的“四年饿死3600万”,却要求我国那“四年”的年正常死亡率比3. 02‰还要低,达到“四年饿死3600万”的前提条件是年正常死亡率限定最高为2.76 ‰。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达到的低死亡率标准的前提下,杨继绳在 《墓碑·前言》中以蛊惑煽动的语言大谈起了: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的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当杨继绳的饿死3600万谣言被揭穿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饿死3600万是个什么概念。如果当时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那么:
1980年世界死亡率最低的国家新加坡的241万人,就“饿死”了5254人。
1970年美国“饿死人”191万以上。
2009年是美国有记录以来死亡率(7.41‰)最低的一年,却有“饿死人”134.8 万。
2016年,中国“饿死人”598.7万,而且,年年都得饿死几百万!
1980年全世界“饿死人”3247万以上,而且,年年都得饿死几千万
这个数字相当于地球上每年打三次“一战”的死亡人数!
这个数字相当于地球上每年打一次“二战”的死亡人数!
这个数字相当于地球上每年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每年向地球投下了450枚原子弹!
(《13问:如何面对这个降伏“饿死3000万”的核武器》、《14问:为何限定我国“四年”人口死亡率为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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