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墓碑的蛊惑 (2/4)

         七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成因

在灾荒的成因上，杨继绳又是“没有天灾，十分人祸”的谣言制造者。他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口头讲话中提到的：有些地方，主要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例如，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歪曲篡改成是刘少奇自己针对全国形势提出的看法（《54问：为何篡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又将中共中央《决议》提出的“主要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曲改成，“这实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的具体化”（55问：《为何曲改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后，落实到他自己的“完全是人祸”即“十分人祸”。

为了使“十分人祸”落实到位，他无视我国当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在当时国际社会已形成共识的历史事实（《45问：中苏联合公报所载“严重自然灾害”是造假吗》），凭自己想当然的“中共中央既然在政治上定下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调子，国家统计局不可能提供与此相反的数据”和“各级地方政府层层上报灾情数据时，总是夸大灾害”，否认国家统计局的灾情数据：1959－1961年，全国自然灾害是相当严重的。1959年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继1959年大灾害后，1960又发生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

他在《信阳事件》中大量引用张树藩的回忆文章时却不引用张说的“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48问： 为何抹杀张树藩对信阳百年不遇大旱灾的回忆》）；他在《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中，引用《通渭县志》记载的1962年“风调雨顺”，却不引用《通渭县志》记载的 “1959年7月，全县各地连降大暴雨，粮田受灾面积30%.冲毁房屋1. 28万间，冲走田间劳动社员11人”和“1960年。是年，旱、风、冻、病、虫等自然灾害频繁，群众生活极为困难，国家回销口粮、种子、饲料粮共4049万市斤。”（《51问：为何只提通渭的“风调雨顺”不提“自然灾害频繁”》）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他在《墓碑·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中，将综合影响导致三年灾荒的天灾、人祸、苏联逼债三个因素切割开来，得出了“即使从官方公布的数据中，我们也难以得出饿死人的原因是天灾”的结论；得出了“苏联撕毁合同不是大饥荒的原因”的结论。

请问杨继绳：有谁说过“三年经济困难是自然灾害一个原因造成的”吗？有谁说过“三年经济困难是苏联逼债造成的吗？”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而苏联毁合同）严重地扰乱了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大大加重了我们的困难。”）

天灾、人祸、苏联撕毁合同，三个原因，一个也没有遗漏！

而且，人祸是由毛主席最早提起的。1960年12月30日，毛主席就指出“人祸也来了”！ （《47问：当年苏联真的没有逼债吗》、《52问：是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吗》

         八    没有严重天灾就没有信阳事件

天灾、人祸，究竟谁是主因？《墓碑·第一章、祸起中原·一、信阳事件》给出了答案。《信阳事件》是杨继绳“浓墨重彩”记述的《墓碑》开篇。其中的《信阳事件·2、《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目标》》有这样的一段：

"中央和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中讲的征购数比张树藩说的16亿斤小一些，但也认为征购过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1959年信阳旱灾。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而当时信阳地委把产量估计为64.27 亿斤。省里根据这个产量安排信阳征购任务为9.6亿斤，比1958年多征4300万斤。地委又向各县加码5%，征购任务总共10.49亿斤。"

由上面的数据分析出的当年信阳地区粮食情况：

（1）1959年估计产量64.27亿斤，比1958年增产3.82亿斤，增长率6.3% 。如果没有天灾，这个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说明河南，至少可以说是信阳，1958年的浮夸燥热已经降温。

（2）如果目标实现，这是一个政府与人民互利双赢的理想结局。虽然征购比率下降了0.2个百分点，政府征购却增加了4300万斤，百姓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增加40斤达到643斤。

（3）15%上下的征购比率在今天来说是很高的了，但在国家主要依靠农业支撑国民经济的当时，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并不像杨继绳所说的“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目标》”。

（4）即使是1959年层层加码后的高征购10.49亿斤，只要维持了1958年的总产量，征购比率虽然提高到了17.4%，但是，完成了高征购任务后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仍然有588斤，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与生产。

 在这样的前提下，人祸的阴影无法“露脸”，更不可能作恶为祸，因为饥饿绝不可能发生，搜粮之类的恶行也绝对不会出现！

正是由于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使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少了46.1%，比估计产量整整少了一半。即使国家不征购一粒粮食全部留给农民自己吃，人均占有粮食量也只有383斤，除去种子饲料，勉强维持生存尚且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人祸，各级领导都能实事求是，正视灾情，上报灾情，一方面领导群众生产自救，一方面争取减征免购，在紧急时刻，争取国家救助，灾荒就可以平稳渡过，不致于产生严重危害了。

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各级领导中，客观上存在着人祸的因素。这时候，它的阴影、它的危害就显露无遗了：隐瞒灾情不报，省里按丰产测算的9.6亿征购照征照购，地委加码到10.49亿斤的征购一粒不能少，农民交不出怎么办？就逼就搜就整……一系列的问题就这样冒出来了！（《49问：如果信阳没有天灾 “人祸”还能危害吗》）

由此可见，信阳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是严重的天灾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是由天灾与人祸的合力造成的，而不是什么“十分人祸”！

        九     篡改曲解中央领导的讲话

杨继绳在《墓碑》中大量引用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省、地领导的讲话。经过查对，其中有些是被他篡改或是曲解了的。譬如：

《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一文中有：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墓碑·第十五章·二》：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地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

尽管杨继绳只改了四个字，将周总理说的“这一时期”篡改为“在经济困难时期”，话的内容和性质却天差地别！周总理的“这一时期”是指1959年4月——1964年12月的6年，而“经济困难时期”则是指1959——1961的三年，也就是杨继绳们所谓的“饿死三千万”的三年。网上常见有人咀咒，自己饿死3000万，还在拿钱送别人。此语就是源出于此，足见杨继绳的阴险恶毒（《53问：为何篡改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口头讲话》：“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 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里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明白无误的是指“有些地方”，可是，却被杨继绳篡改成是刘少奇针对全国“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是“ 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54问：为何篡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被他曲改成“这实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具体化”。（《55问：为何曲解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62年8月9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针对包产到户的单干风说的，“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被他篡改成“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批评了对形势估计‘一团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56问：《为何篡改毛主席的会议讲话》）

在合作化问题上，毛主席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杨继绳挪过来说是毛主席批潘复生（《115问：毛主席批小脚女人是怎么回事》）

毛主席和中央及省地领导人的讲话，被他篡改曲解了多少？还是一个未知数！

       十       谣言专家的谣言大本营

杨继绳无愧为一个谣言专家，他的《墓碑》既是谣言的策源地，又是谣言的集散中心。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攻讦毛主席、共产党的谣言，在《墓碑》中几乎都有出现。如：毛主席西餐菜谱、毛主席的行宫、毛主席自写“毛主席万岁”口号、“周总理销毁大饥荒证据”等等。

据孙经先先生揭露，周伯萍先生所说的，1961年年初的全国统计人口总数比按照正常时期计算应当达到的数字少增加了大约3000万，被杨继绳篡改成“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2012年6月周伯萍先生去世了，杨继绳显然认为这件事已经死无对证，可以任他编造了，于是就在同年9月发表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文章推出了他的第二个版本，进一步篡改为“全国饿死几千万”。

还有，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周恩来总理之命，编制的是《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调查的基本内容是全国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数据。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但是，这一历史事实被杨继绳篡改、伪造为“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进行的全国性调查”。《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被篡改为《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调查的内容“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及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被篡改、伪造为调查“饿死人的数量问题”。（《57问：为何造谣“周总理销毁大饥荒证据”》）

杨继绳在《墓碑·第十四章、大饥荒年间的城市生活》中专写了一节《六、关于“毛泽东不食肉”》，由毛泽东不食肉胡扯到毛泽东的西餐菜谱，又胡扯到毛泽东的行宫别墅。

《墓碑》：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对此，龙剑宇在《毛泽东家居》一文中指出：对于这一说法，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工作人员认真查对该馆保存的毛泽东遗物，从毛泽东的食谱、菜谱及其相关记载出发，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相当的结论：毛泽东是“凡人时代最不平凡的人”。

现存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毛泽东菜谱、食谱共计23份，其中食谱15份，…… 食谱是实际吃过的饮食清单，而菜谱却是常备的而不一定实际食用过的饮食清单。

2010年6月10日，韶山纪念馆邀请到毛泽东的秘书高智（1952年到1962年4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卫士张木奇，畅谈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起居，高智回答毛泽东“吃西餐”的事说：“这个没有听说过，按照我的估计，不会的！主席吃饭很简单，就几个小碟……”

由此推断，这本西餐菜谱只可能用于国宴即接待外宾所用，可为佐证的是，毛泽东1961年9月在武汉东湖甲舍宴请蒙哥马利元帅，当时的菜单就是：“四干果、四鲜果、四凉菜、面包、奶油豆蓉汤、铁板扒鳜鱼、元帅虾、什锦炒饭、奶油克斯、水果拼盘、饮料。”（《秘书谈毛泽东1961年吃西餐：我的估计，不会的》)


关于毛主席的行宫别墅，杨继绳在《墓碑》中用了极度夸张的富于煽动性的语言。如“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啊，“这些‘行宫’极尽奢华，气派非凡啊”。可是，查对了他点出名字的8个行宫，大都是毛主席因工作关系住过一次、几次或多住了几次的地方政府招待所！（《58问：它们是毛主席的行宫吗》）

其中的四川金牛坝宾馆，毛主席虽然也住过，但邓小平入住九次，却不叫邓小平行宫！（《59问：四川金牛宾馆是毛泽东的行宫吗》）

更可恶的是，济南南郊宾馆，其“酒店大事记”明确记载着，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夫人、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人大委员长彭真、总书记江泽民、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共十个国内外要员曾经入住其间，然而，杨继绳却不说是他们的行宫偏要说是“榜上无名”的毛泽东的行宫！（《60问：济南南郊宾馆是毛主席的行宫吗》）

被杨继绳着意渲染的韶山滴水洞行宫，原来却是时任湘潭地委书记胡耀邦最先入住的规格低于南岳干休所的普通干休所（61问：《滴水洞是毛主席要求建的别墅吗》）。

杨继绳跑遍神州大地，据说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却连这种最易获得的“一手”资料都没有看到？！

继杨继绳为毛主席“造”行宫之后，网上随即掀起为毛主席大“造”行宫的高潮，“造”行宫61处，有的主流媒体也不甘落后，投入了“造”行宫之列 。如2009年6月19日的《金华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李根荣的《金华神秘的601别墅是毛主席休息室》 （《62问：金华601别墅是毛主席的行宫吗》）。又如2009年11月13日南方周末发表迟泽厚的《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 （63问：《广州南湖工程是为毛主席修建的行宫吗》）。

经辩析，金华601工程应是20军自建的战备指挥所，而南湖工程则应是广州军区兴建的违法建筑，它们绝对与毛主席沾不上边！

       十一    随口乱道的治“史”之道

杨继绳的同道将他吹捧成是一个“治学严肃”和“论证理性严密”的学者。而《墓碑》中所见，却是怪论谬论，层见叠出，显示出杨继绳治“史”的随口乱道。

在杨继绳的嘴里，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一时说的是非正常死亡，说着说着，又变成了饿死。明明是在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口，算着算着，结果却成了饿死人口。当孙经先先生指出他的计算公式错误时，号称学者的他，竟然会作出这种叫人难以置信的解答：

“在千万数量级中，十万级是可以忽略的，可以近似地说，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饿死的人口。”

此语与“可以近似地说，中国人口就是中国大陆人口”一样的荒谬！也与“可以近似地说，中华民族就是汉族”一样的荒谬。（《64问：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饿死人口吗》）

还有，他按照常熟县志的人口数据估算的该县饿死人数，被他转换成了常熟县志记载的饿死人数（《65问：按县志数据估算的饿死人数等于县志记载的吗》）

还有，他认为：人口净减少，必定饿死了人，而且，饿死人数量，必定大于人口减少数量。可是，当我用一组可以直观的数字对它进行检验时，结果是并不如此！（《66问：人口净减少与饿死人有必然关系吗》）

还有，更可恶的是，在《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里，他干干脆脆地将那些按照他的“理论”应该成人而没能成人的卵细胞直接转换成饿死的人，干干脆脆地将外出逃荒的人直接转换成了饿死人，以达到他宣称的“通谓饿死三分之一”的标准。不但失去了做论的底线，也失去了做人的底线！（18问：《凭什么将未成人形的卵细胞充饿死人人数》）。

还有，他还想当然的认为，“在1958到1962年间，死亡普遍少报，而出生少报的情况较少。”并以此为由头，随心所欲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口。可是，实际并不如此。如：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60年出生的人数，40年后增加了77万！这就是说，1960年出生的人，在四十年内一个不死，至少也漏报了77万人。估算出的数据是 ，1960和1961两年共漏报出生人口574.6万人（《67问：出生人口少报的情况较少吗》）。

还有，由于新修县志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所以，有的地方夸大死亡人数也不是希罕的事。如荥经县志记载的1962年总人口数据，比推测出的应有总人口少了41100多人，经辩析，应是多报了41100多死亡人口。（《32问：当时荥经县的人死了一半吗》）

还有，根据江渭清一个吹嘘炫耀自己的故事，他作出了“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的荒唐结论。（《68问：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吗》）

还有，中央对山东省委的一个十分正常的人事安排，被他说成了是毛泽东“用外来干部钳制当地干部”。（ 《69问：毛主席利用外来干部钳制当地干部吗》）

还有，组织农民互帮互助的农业合作社，被他说成是国家为了更好的抓征购。（《70问：欧文散尽家财办合作社是为征购粮食吗》）

还有，毛主席说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被他认定是“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于领导”（《71问：没人民公社时毛泽东是怎样做到“便于领导”的》）。

还有，毛主席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行为，毛主席拒绝赫鲁晓夫提出与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的要求，被他恶搞成是与赫鲁晓夫争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72问：毛主席是怎样与赫鲁晓夫争当“头儿”的》）

还有，前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向中央作过检讨后，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调任公安部长，杨继绳由此得出结论，“毛泽东喜欢重用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向他表示忠心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最听话，最好控制。”

谢富治走后，阎红彦继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中共云南省委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承担了责任”，杨继绳由此又得出结论：“这是为中央领导人开脱。在出现全局错误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中央承担责任，这是拍马屁的最好机会和方式。这时你帮助中央领导人下了台阶，中央领导人就会让你的职务上一个台阶。”（《73问：阎红彦的职务上了一个台阶吗》）

还有，毛主席在《党内通信》说“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而李锦泉不听指示，对此，杨继绳认定是，“李井泉猜测毛泽东心底里喜欢密植，所以继续下密植的死硬命令。” （《74问：李井泉敢靠“揣摩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东西”决策政务吗》）

还有，刘少奇讲话，“说到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饿了两年饭”的时候，毛主席插了句“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 据此，杨继绳认定，毛泽东“不承认饿死人。更不承认大量饿死人。而刘少奇对饿死人看得很重”。言下之意是毛主席对饿死人看得很轻（《75问：对饿死人问题  毛、刘两人谁看得更重》）。

还有，他在说着“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说诃南饿死300万，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湖北饿死了30万人”的时候，却认定当局把饿死人问题视为禁区（《76问：饿死人问题是禁区吗》）

还有，本是自然灾害加上人祸等因素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被他认定“完全是由于人祸”（《77问：为祸的人没去 “大饥荒”怎么收的场》）。

还有，他胡说什么“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人民公社是集体化制度的发展，是对个人利益的进一步否定，是极权制度的基层组织，当然也是大饥荒的组织基础。”（《78问：中国五千年奴隶制度封建制度是民主制度吗》）

还有，毛主席说的“（钢铁产量）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基本上及时兑现，他却认定冒进了十多年（《79问：毛主席说钢铁产量15年“超英赶美”没实现吗》）。

还有，“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前，毛泽东专门找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开会。从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到武汉市和太原市委书记，再到北京、天津、唐山、重庆、马鞍山等主要钢铁基地负责人，毛泽东一个一个地询问‘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大家都说行。”这才确定了“1070万吨”，却被他胡说成“这么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边三言两语决定了。”（《80问：“1070”万吨钢是三言两语决定的吗》）

还有，胡说“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116问：近百年的历史怎么了》）

      十二    选择性视盲暗藏的杀机

 
《墓碑》显示出的杨继绳，选择性视盲非常严重。选择性地对待毛主席对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两个报告分别作出的两个批示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1958年6月，《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报导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等地发放的小麦高产卫星。6月初，赵紫阳到从化县调查了4天，6月8日给省委写了封信。此信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毛主席看后，于7月3日作出批示。这个批示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浮夸风 的。

1959年2月22日，毛主席对赵紫阳的另一报告作出批示。报告和批示的主要内容是反瞒产私分。

杨继绳对毛主席前一个批示视而不见，却对后面这个批示大加渲染：“毛泽东这个批示和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传遍全国。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81问：毛主席对广东报告两个批示为何弃一扬一》）

实际上，毛主席在作出这个批示后，便开始思考为什么会出现瞒产私分的问题，第二天就南下调查，开始了对这个批示的纠错。然而，杨继绳对此却又视而不见了，一个劲儿说着反瞒产私分造成的恶果，并把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毛主席！（《82问：为何隐瞒毛主席对〈反瞒产报告〉所作批示的纠错》）

又如，杨继绳在《墓碑·无为风波》中，大量引用谢贵平文中的饿死人、人吃人故事，却对谢文中提到的县志记载的人口严重外流的信息视而不见，只字不提。（83问：《为什么不引用无为县人口严重外流的信息》）

再如，他在《墓碑·天府饥魂》中大量引用东夫《麦苗儿青菜花儿黄》的文字，而对书中提到的一个影响四川特别是温江粮食减产的“千万亩万斤田”事件却视而不见，用几个字一语带过。因为，这是总书记亲自支持的（《84问：为何不写四川的“千万亩万斤田” 事件》）。

还有，东夫的文中有“李锦泉当年的秘书陈振寰回忆：邓小平到四川时说，调粮问题，四川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则，国际影响就大了”，他不引用该文，却选择了廖志高的“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解释是：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85问：当时中央说这混话的领导人是谁》）

还有，引用康濯的《毛主席到了徐水》，却省略了毛主席对全社平均亩产七百五十四斤就发出的“不少啊” 赞叹！（《86问：为何省略毛主席到了徐水的这些内容》 、《87问：毛主席真认为徐水粮食吃不完吗》 、《88问：这不就是“徐水闹剧”的“完美”结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