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间谍发动了十月革命，俄国特务创建了中共”——我本来想用这样两句话做今天博客文章的标题，但我临阵退缩了：历史事实虽然是无情的，但我不能不照顾众多对历史并没有太多了解、从小学开始又受了红色灌输的读者的心理承受力


　　老高按：今年逢十的纪念日甚多，最近的几个有关历史的话题热度很高，大多与此有关，例如香港回归（20周年，1997），高考（40周年，1977），反右（60周年，1957），土改（70周年，1947山西暴力土改）……当然还有抗日（80周年，1937）、还有中共独立建军（90周年，1927）……
　　今年还有比十年一遇更难得的“逢百”的纪念日。在国际学界，更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逢百的日子：十月革命——从1917年11月7日（俄国旧历10月25日）迄今，100年了。
　　昨天我发了《研究任何中国历史课题千万别忽略了苏俄》。其实何止是研究中国历史课题不能忽略了苏俄，研究这一百年来英国、德国、美国、日本……乃至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甚至澳洲，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走向，哪能忽略了苏俄！
　　而苏俄，就是1917年11月7日诞生的。《纽约时报》开辟了一个栏目，“红色世纪”，通过各种文章，来探索十月革命100年来，共产主义的历史与对后世影响。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上所载，“红色世纪”已经发表的文章有：《共产主义启发了美国人》《苏联异见人士的抗争之道：讲真话》等，今天则登出了一篇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标题抢眼的文章：《列宁真是德国间谍吗？》。
　　我大概是中国人中的例外——我不会觉得它有什么“抢眼”。因为我知道，对于俄国人来讲，这段历史已是普通常识，基本梗概已经进入中学教科书；在中文世界中，也早已经有了不少介绍，不过，一些严肃的有理有据的历史论文，只是在专业圈子中进行讨论和考证，而发表在政治派别和立场很鲜明的媒体上的这种揭露文章，很容易被对手贴上标签，以致许多人半信半疑。但这篇《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发的文章，应该能让更多人信服吧。所以我转贴推荐于下。
　　我想起近6年前，我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就指出：
　　中共确实是由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策划成立的，这在今天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吧。这样说，并不否定中共的成立有自己国家的社会基础和现实需要，也不否定诸位中共建党先驱的奋斗精神和开创功勋，只是陈述史实而已。
　　在中共官方认可的《建党伟业》影片中，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有两位外国人，他们实际上就是来中国创立中共的钦差大臣：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这就说明，即使最擅于制造历史记忆黑洞的中国官方，也无法抹掉中共创立时的外国痕迹。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中共一大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包惠僧《回忆马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另有学者提出尼科尔斯基（一译尼克尔斯基）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发起建议者（参见朱泽春《略论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
　　查马林是共产国际正式代表，荷兰人、曾担任过列宁工作秘书而由列宁推荐来华；而尼克尔斯基很长时间都查不到其真实身份，包惠僧认为尼克尔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而张国焘则认为尼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中国很多党史专著、教科书干脆不提尼氏，即便提，也只是承袭包或张的说法，关于他的情况则一无所知。
　　此人前来，总有个正式身份吧？没有身份及相应的证件，如何取信于中国建党先贤？中国人总不至于因为路遇一位外国人，听他忽悠就决定成立一个政党，舍下身家性命，为争取中国解放而跟政府对着干吧？！
　　很长时间，苏俄历史学家对尼克尔斯基也说不清道不明。直到近年，俄罗斯和蒙古学者终于查到尼氏档案，搞清楚了他的身份。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长倪兴祥和一大会址纪念馆研究室主任徐云根两人合写的文章《近十年中共一大研究述评》（出处：中国网文化中国）中透露：
　　尼克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到中国去的，任务主要是：1、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和举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2、担负职工国际代表的职责；3、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以及当时在华工作的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而尼克尔斯基的真实身份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
　　——原来前来中国创立中共的两人之一，是一个苏俄特务！

　　我那篇文章的标题《党虽是苏俄特务创立，军队却是自主缔造》，曾经引起一些朋友的不快，觉得我这个说法言过其实。但公认为中共官方媒体的《环球时报》，2011年8月25日刊登王昕波、徐元宫的文章《揭秘参加中共一大的两名外国人的真实身份》，就坦承：
　　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位国际代表，一位叫马林，荷兰人，……另一位国际代表叫尼克尔斯基，在相当长时间里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找不到有关他的确切而翔实的身份资料，1987年中共方面还恳请苏共帮助寻找他的生平履历和照片。2006年，俄学者А.И.卡尔图诺娃在俄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终于弄清了尼克尔斯基的真实身份：他是苏俄红军的一名情报人员，“1921—1923年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情报部服役，然后在第5集团军参谋部下属的情报部服役”。
　　曾经跟尼克尔斯基打过交道的张国焘多年之后的回忆也证实了尼克尔斯基是一名情报人员。
　　《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还披露：
　　……实际上，马林是在协助尼克尔斯基开展工作，马林写于1922年7月11日的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我和尼克尔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间，我仅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尼克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的指示中说，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

　　“德国间谍发动十月革命，俄国特务创建中共”——我本来想用这两句话做今天博客的标题，但我临阵退缩：这不仅是抢眼了，简直是刺心！历史事实就是这么无情，但我不能不照顾众多对历史没有太多了解、从小又受了红色灌输的朋友的心理承受力。就像前一段时间我在“历史明镜”节目中请嘉宾介绍大饥荒和文革中的死难者，就让包括明镜导播人员在内的许多年轻朋友抗议：太残酷太血腥啦！他们不敢看，不敢听，也不敢播，并告诉我美国有关传媒中的暴力的规定。我表示理解，并转而采取各种变通的办法……

　　顺便说一句，我非常欢迎读者对我本人文章和我推荐文章发表不同看法，进行讨论和争论，无论左右。但是最近有几位朋友来此不停地彼此对骂，非常不利于读者集中注意力关注那些我认为重要的话题，着实让我困扰。博客，相当于某位博主开设的沙龙、客厅，如果诸位有解不开的恩怨，你们自寻场合去做个了断，请不要在我这里破口开骂。我想起昨天晚上看到的一部美国影片：在一个party上，两位小伙子冤家路窄，分外眼红。其中代表邪恶的那位急于当场出手，代表正义的那位则说：咱们出去理论吧！于是对方也欣然从命，二人出外，打个天昏地暗、你死我活……
　　在我的博客里唇枪舌剑、势不两立的诸位，如果您也看过这类美国影片，希望您能照此办理。我作为party的主人，看来也不能太让客人自行其是——迁就了这两三位客人，就对其他客人构成了干扰。不是吗？都是有知识甚至有学位、生活在文明世界的成年人了，这样做符合起码的礼仪吗？难道不能对论战对手、也对观众们表现出起码的尊重和礼貌吗？对于这个别的缺乏文明素养、言论不知分寸的读者，这里就算先发个警告吧。不过，赶快补充一句，如果争论各方举出各种论据来驳斥对方和我，不在“不受欢迎”之列。我只是希望不要挖空心思，想出各种贬损对方的绰号，乃至彼此人身攻击，甚至污辱对方的长辈。


　　列宁真是德国间谍吗？

　　Sean McMeekin，《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年6月20日，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Ulrich Baumgarten/Getty Images
　　德国波恩，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弗拉基米尔·列宁的雕像。


　　1917年4月16日，随着一场以瑞典为起点的迂回旅程的推进，以开展革命活动时使用的别名列宁（Lenin）为世人熟知的俄国流亡者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Vladimir Ulyanov），在漂泊海外近20年后抵达圣彼得堡的芬兰火车站。列宁很快以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讲和一个名为“四月提纲”的政治纲领引发轰动。俄罗斯乃至世界政治的面貌将焕然一新。
　　由于列宁是取道德国返俄的，而且显然与德国最高指挥部（German High Command）有合作——后者当时正与俄国及其协约国盟友（法国、英国以及4月6日以后的美国）作战——他的对手们立即抛出了一项直到今天仍充满争议的指控，说他是德国的间谍。如果真的可以证明列宁在1917年是代表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利益行事，那么我们对十月革命以及脱胎于这场革命、一直延续到1991年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的理解，将深受影响。这将堪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影响战，让人们眼下对于俄罗斯干预西方选举的担忧相形见绌，哪怕算上去年的美国大选。
　　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在战时阴谋动摇敌国政府的统治并不是一种多么新鲜的做法。千百年里，诸多大国都玩过这种游戏。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为了动摇英国的根基曾援助爱尔兰叛军，为了对付俄国曾援助波兰民族主义者。英国则曾支持西班牙游击队抗击法国占领军。德国人虽然是这一竞技场上的后来者，但在本国于1871年统一后表现出了极强的学习能力。他们甚至为这种特别的影响战炮制出一个词——
　　“Revolutionierungspolitik”，意为引发革命的政策。
　　如果一战期间的英国或法国政府再脆弱一些，其根基或许也会为别的什么列宁所动摇。事实上，德国的确也曾盯上它们，不过德国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法国和平主义者的支持力度并不大。
　　俄国长期受困于劳工的激愤之情和农民的暴动，是协约国中最脆弱的一环，因此德国人选择花大力气削弱沙皇的统治也就不足为奇。德国人对俄国革命者给予普遍的支持，受到资助的不光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还有与之相竞争的社会主义者，比如当时身为一名孟什维克的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他曾先后在巴黎和纽约发表反战文章。
　　不过，列宁即便不是接受德国人慷慨帮助的唯一一人，也是最重要的那个。被今天的大多数人视为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以消灭私有财产、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实施计划经济为基本主张，当时曾受到欧洲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拥护，但让德意志帝国政府对列宁青眼有加的，并不是这个纲领。
　　列宁之所以在一众俄国社会主义者当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既狂热反战又支持乌克兰独立，而后者是同盟国的一个关键目标。托洛茨基等其他一些反战的社会主义者真心厌恶血腥屠戮，试图通过支持抗议活动和抵制征兵运动竭尽所能地给战争画上句号，列宁则在1915年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Socialism and War）中提出，革命者应该渗透到军队中，将其变红，催生反叛，积极寻求让“‘他们’的政府”失败（这里的引号来自列宁）。
　　列宁的这一名为革命失败主义的纲领极具破坏力，以至于德国外交部曾插手防止其传播到前线的士兵那里，而这样做是为了免于导致沙皇政府以叛国罪逮捕布尔什维克党员。由于类似的原因，柏林方面围绕列宁穿越德国国土的旅程炮制了一项公关策略，即著名的“密封列车”——对列宁来说这也是一个方便他行事的故事，可以把他自己和德国人的资助切割开。那趟列车其实并未被密封：列宁下过好几次车，还在萨斯尼茨的一个德国旅馆里住了一夜。见证者称，列宁甚至在德国国土上的俄罗斯战俘营发表了政治演讲。
　　回到俄国后，列宁也没有掩饰自己的反战观点。“四月提纲”鼓励人们推翻在“二月革命”后上台的临时政府。列宁动身回国两个星期后的“四月危机”期间，布尔什维克活动人士高举公开提倡与敌人称兄道弟的标语牌（“德国人是我们的兄弟”）。
　　在名为“七月危机”的又一场未遂暴动后，列宁和其他十名布尔什维克被控“叛国和组织武装暴动”。数十名证人站出来作证，内容涉及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汇转账、通过一家德国进口企业进行的洗钱活动、德国对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Pravda，有面向前线部队的专刊）的资金支持、在街头抗议活动中举标语牌的价码（10卢布）或加入赤卫队作战的价码（每天40卢布）。列宁出逃芬兰，但他的大部分同志都遭到逮捕。当时，一次场面浩大的公审大会已经万事俱备。
　　但公审并未到来。就在临时政府的说法于1917年8月末得到突袭列宁总部的那些警察的证词支撑之际，临时政府的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赦免了大多数被捕的布尔什维克（不过没有赦免列宁），以便笼络他们去对付拉夫尔·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将军，克伦斯基认定后者正在策划右翼军事政变。缺乏远见的克伦斯基允许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重新武装起来，从而让他们获得了将在两个月后用以推翻他的武器。
　　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通缉列宁的布告，但他没有错过机会。列宁上台后，在处理自己和所谓的德国金主之间的关系时丝毫没有表现出谨慎小心，他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给东线的德军指挥部发了封电报，提议无条件停火。当由此产生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那苛刻的条款——其中包括让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从俄国独立出去的条款——于1918年在彼得格勒的塔夫利宫（Tauride Palace）被宣布的时候，迎接列宁的是阵阵高呼：“打倒叛徒！”“犹大！”“德国的间谍！”
　　那么列宁是德国的间谍吗？

　　列宁可以在心中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视之为服务于更高尚的共产主义事业，而非德意志帝国政府的肮脏战争目标的战术，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似乎说得通。但如果陪审团成员都是普通的俄国人，而战争仍在进行的话，很难想象这种辩护能在审判中站住脚。克伦斯基的司法部摆出的证据非常充足——很多证据直到最近才在俄罗斯的档案馆被重新发掘出来。不论列宁的真实意图如何，不可否认的是，他在1917年得到了德国的后勤和财务支持，而且他的行为，从煽动俄国军队的反战情绪，到提议无条件停火，都对俄国在柏林的战时敌人有利。这些行为还给俄国自身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从1918年的领土分割，到民众在长达数十年的令人窒息的布尔什维克独裁统治下遭受的痛楚。
　　俄国革命开启了海外影响战的新纪元。列宁本人帮助创建了共产国际，该组织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一直致力于设法推翻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政府。1938年，纳粹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但他们于1939年——与西面的苏联红军一道——入侵波兰时，抛弃了用以掩盖暴力的施加影响的幌子。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把“引发革命的政策”变成了一种艺术，竭力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和颠覆活动动摇彼此的盟友和从属国的根基。
　　现如今，新一轮冷战似乎已浮出水面，不过意识形态色彩有所不同。克里姆林宫正在欧洲和美国推广带有民粹意味的民族主义；西方领导人和民主活动人士则动员各界反对俄罗斯以及亲普京的政权，比如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政府——它随即把这些活动人士当成“外国间谍”进行打压。引发革命的政策已遍及全球。

　　在感到恐慌之前，最好想一想现如今在海外不当施加影响力之举，与过去的做法在程度和种类方面有何不同。通过国有媒体、在线机器人和Twitter喷子传播的虚假信息严重地扰乱了视听，利用西方社会的开放性削弱着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网络攻击和入侵造成了更严重的干扰。至于普京及其捍卫者，则发声谴责外部政治力量插手乌克兰等地的事务，声称俄罗斯在那些地方的行动只是对西方干预之举的反应。
　　不过，这些影响战不论就规模还是地缘政治影响而言，都与德国打列宁这张牌没有可比性。和1917年的俄国不同，今天的大国政府，不论位于华盛顿、巴黎、柏林还是莫斯科，都有着坚固的基础，不可能成为列宁们的猎物。或者说，我们必须抱着这样的希望。
　　（Sean McMeekin是巴德学院的历史系教授，《俄国革命：新历史》的作者。）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章无关）

　　摄于加拿大东部哈里法克斯海滨。“海枯石烂不变心”，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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