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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巿民对“亚洲人”、“香港人”及“世界公民”的认同感，以100分为满分，分别为70.7、73.8及66.4分，“中华民族一份子”64.4分、“中国人”62.5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54.8分，除了“世界公民”外，全部指数较上次调查录得显著跌幅。当中“香港人”的认同感，较半年前同一项调查下跌5分。市民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为62.5分，下跌4.1分。当中“香港人”及“中华民族一份子”两项更是有关指数在2008年开展以来录得的新低。

综合各种测试显示，香港巿民继续最认同“香港人”的身份，然后是各项文化认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身份的认同程度，相对低于其他身份认同。

“香港人”说:“年轻人都不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人。”

香港人是中华民族成员。然而，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的国民身份时，许多人首先会说香港——甚至亚洲或世界公民——然后才会提到中国。自从英国将这个全球金融中心的主权移交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解决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但年轻一代与中国及其价值观逐渐疏离，这也催生了他们的诸多实际行动。北京的官员多年前就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在2012年曾试图在香港的中小学课程中强行加入爱国主义教育课程。

许多港人眼中的中国内地对香港文化、政治价值、和经济状况的侵犯，已经令这种身份感有所增强。在香港，尤其是年轻人中间，人们越来越感到，无论是因为来自内地的移民，还是共产党表达的法官必须爱国的主张，这座城市正在被“内地化”。许多人曾经对156年的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束感到骄傲，但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如今却表示，自己更倾向于把这座城市看做家乡，而不是把中国看做祖国。

毛泽东及其共产党战友1949年执掌中国以来，许多香港居民对这个新出现的共产党政权颇为担忧，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对大陆同胞的优越感。他们瞧不起普通中国人，觉得他们是经济上贫困、政治上受压迫的乡巴佬。

就算时至今日，香港人也被认为比内地的城市人更洋气。旅行、语言技能和全球公民的感觉塑造了他们的身份认同。

对许多香港人而言，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给共产党后来的诸多言行蒙上了长久的阴影，到今天也挥之不去，而且是这种疏离感的一大来源。

谁是香港人?

清朝解除海禁后，有围头人、客家人、福佬人、蜑家人重新迁入，被视为香港最早的原居民。香港开埠后，陆续有广东商人南下贸易，加上咸丰年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大批流民来到香港。清末，革命党人逃避追捕至香港。中华民国延续清朝政策，中港人口来往没有限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国共内战后的一段时期，大量难民涌入使香港人口大增，成为香港人口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期人口来往不受限制，但之后开始严格控制人员进出。1950年代，中国频频发生政治运动，一些知识分子偷渡香港。三年饥荒，导致大批广东农民偷渡香港。文革时期，由知青为主体的偷渡潮涌现，这些知青许多都成为了香港政界、商界、艺术界的核心人物。改革开放后，偷渡人口已大幅减少。此时期，各种由偷渡取得香港身份的人士衍生出家属团聚问题。例如夫妻偷渡香港，但父母及配偶子女仍留在大陆。香港男性回家乡娶妻生子。他们只能通过中国政府申请单程证来香港团聚。另外，一部分人基于政治因素移民外国。

按现时政策，每天最多可以让150名中国人申请单程证来港定居。中国开放赴港自由行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富户人士不惜耗资30多万港元费用透过一些中介公司来赴港预订床位生育，拿取子女在香港居留身份证，这些父母并非香港人来港产子（即双非），造成“赴港产子潮”，但不少香港人对此现象都非常不满。港府亦为提升香港的竞争力，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吸引优秀人材来香港定居发展事业，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例如李云迪、周迅、章子怡、汤唯等等。

华人主要是1930年代至1990年代初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的人士及其后裔，还有香港蜑家人、福佬人、围头人和客家人等族群，一般为渔民及其已经上岸定居的后裔和新界地区的新界原居民。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华人占香港人口约94%，而香港有45万多名少数族裔，相当于香港总人口约6%。

即使不是具有华人血统的少数族裔很多是居住香港超过半世纪，当中有已经有5代以上者，他们除了具备香港永久居民身分外，他们更有不少是入籍中国，拥有香港特区护照，甚至回乡证。例如香港海洋公园主席犹太裔的盛智文放弃加拿大国籍、英国的卢维思放弃英国国籍等等外籍人士，亦有不少获得双重国籍或双重护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