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中走來的潘金淑 潘金淑，女，出生於1963年，越南人，在越南AF“空中襲擊者”轟炸機投下的凝固汽油和膠化白磷炸彈襲擊下燒傷。該場景被記者拍攝下來，名為“戰火中的女孩”，並獲得1973年普利策新聞獎。小潘金淑雖得到救治，但是燒傷實在太嚴重了，經過14個月漫長而痛苦的治療，前後17個大大小小的手術，她的身體才慢慢復原。但是她身上超過一半的皮膚三度燒傷（原文如此。估計是燒傷皮膚中有一半以上是三度燒傷），尤其是背部，頸部和手臂。1992年，潘金淑結婚。在他們的蜜月途中，夫婦倆到了加拿大。後來，她移居美國，被聯合國任命為和平大使奔走世界各地，以自己的經歷講述和平的意義。1996年，她有了自己的孩子。
越南戰火中裸奔的小女孩。
潘金淑被戰後越南共產黨政府當作美帝國主義罪惡的活標本而樹立起來；她長大後被送進醫學院學習。後來，在向越南最高當局申請獲得批准以後，她離開越南前往古巴學習。在那裡，潘金淑認識了她未來的丈夫。也是在那個時候，她決定徹底離開越南。 1992年，潘金淑結婚。在他們的蜜月途中，夫婦倆到了加拿大。後來她移居美國，被聯合國任命為和平大使奔走世界各地，以自己的經歷講述和平的意義。 事情發生在1972年6月8日。在距離西貢40公里的全邦一號公路線附近的展鵬村，南越第25師士兵，同一股越共游擊隊混戰了幾個小時。2架南越空軍的攻擊機，趕來支援。讓士兵沒有想到的是，南越飛行員，誤把自己人當作越共，進行了猛烈的攻擊。飛機向南越士兵聚集的一座寺廟附近，投擲了4枚凝固汽油彈和4枚膠化白磷炸彈。 炸彈造成多名南越士兵死傷，還殃及躲藏在寺廟中的南越平民。被烈火灼燒的南越士兵和平民，驚恐的沿着公路奔逃，其中就包括潘金淑一家。 潘金淑回憶當年寫道：那時候我9歲，只是一個孩子。那天晚上越南共產黨的軍隊開進了村里，並和我們講他們要用我們的村子。到了第二天早上，戰鬥就發生了。我們非常害怕。我和家裡人決定躲到佛寺里去，因為我們認為那是個神聖的地方，到那裡就一定會安全了。午飯後我聽到寺廟周圍有東西燃燒的聲音，然後就聽到（南越）士兵對孩子們喊道，‘快跑！’”他們讓孩子先跑出去，然後是大人。我看到飛機離我很近，飛得很快，然後就看到炸彈落地，周圍變成一片火海。 潘金淑又回憶：我並沒有聽到爆炸聲，但看到周圍都是火光。突然間我的衣服就被燒着了。我看到在我身上，特別是在我臂上的熊熊烈火。我很害怕，因為周圍突然一個人都沒有了，只能看到火和濃煙。我開始哭起來，當時嘴裡不停地大喊“好燙，好燙”，並開始向外面跑，非常幸運的是我的腳竟然沒有着火。我低頭跑啊跑，一個勁地向前衝。我的父母開始也往外跑，後來又折回到廟裡面找地方躲了起來。我的姨媽和兩個堂弟死了，一個是9歲，另一個才9個月大。 凝固汽油彈是非常厲害的，一旦被燒灼基本都是重傷。潘金淑受傷很重，因劇烈的疼痛和恐懼早已忘記自己赤身裸體，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脫到了自己的衣服， 只知道沒命的奔跑。這時，年僅19歲的美聯社記者黃功吾（南越華僑）目睹這一幕，搶拍下照片。 黃功吾多年後回憶：穿過黑煙，我看到了一個女孩沒穿衣服在跑。當她跑近時，我才看到她的部分皮膚因灼傷開始脫落，燒傷從後背一直延伸到頸部和左臂。我當時第一個反應是，天啊！難以相信她被燒得如此嚴重！我立即把相機放在路邊，開始幫她，用水沖洗燒傷的部位。英國記者克里斯多弗.韋恩和黃功吾攔下一輛軍用吉普車，將潘金淑送到唯一可以治療嚴重燒傷的西貢巴基斯坦醫院。 黃功吾回憶：在貨車上，她（潘金淑）不停地對我說“我要死了”，我隔幾分鐘就看一眼她，對她說“就快到了”。在醫院裡，巴基斯坦醫生看到潘金淑嚴重的傷勢，告訴黃：傷太重了，這孩子沒救了！無奈之下，黃功吾拿出自己的美聯社記者證，表示自己會追蹤報道這個女孩。巴基斯坦醫生沒有辦法，這才決定對潘金淑進行救治。之後，黃功吾這才趕去沖洗有關照片。 這幅照片獲得了1973年的普利策大獎和荷賽大獎，並且成為20世紀的一個重要歷史瞬間。照片拍攝之後，美聯社曾一度拒絕刊發，理由是潘金淑面對鏡頭正面裸體，這在當時的主流媒體上是不是刊登的。而當時《紐約客》的編輯哈爾·比爾確認為，這附照片的歷史重要性足矣抵消因“正面裸體”帶來的發表禁忌。《火從天降》後來也引起了美國當局的注意，尼克松當時的幕僚長霍得曼透露，當時尼克松懷疑這張照片的真實性。而照片上的小女孩潘金淑得以從災難中倖存，成為證明這張照片的真實性和越戰慘絕人寰的歷史證人。 黃功吾的這幅照片很快就被刊登在美國《紐約時報》的頭版上，一下子成了轟動一時的話題。蘇珊·桑塔格曾經這樣寫道：“像1972年占據了世界上大多數報章頭版位置的照片——一個赤身裸體、剛被美國凝固汽油彈噴燒的南越兒童沿着公路跑向照相機。她張開雙臂，痛得放聲尖叫——在激起公眾對戰爭的反感方面，很可能比一百小時的電視廣播的暴行起作用得多。” 多虧了這張照片，潘金淑被南越政府優待，讓她進行免費的治療。潘金淑身上一半皮膚三度燒傷，傷勢極重，奄奄一息。 潘金淑寫到：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醒來後發現自己在醫院裡，痛苦不堪，緊接着許多護士將我團團圍住。我在極大的恐懼中醒來。 經過14個月痛苦的治療，經歷了17個可怕的手術，潘金淑才大體康復。潘金淑還算是幸運的。如果沒有這張照片，她的家庭絕對無法承受昂貴的治療費用，等待她的就是死亡了。即便保住了性命，潘金淑背部、頸部和手臂均留下可怕的燒傷痕跡，讓人觸目驚心。 南越政府在3年後垮台，潘金淑才12歲。北越政府執政以後，認為潘金淑是一個很好的反美宣傳典型，對她相當優待。潘金淑接受了很好的醫療和教育，可以享受從蘇聯進口的藥物。成年以後，她又被組織安排進入醫學院學習。在社會主義的越南，醫生是很好的職業。作為回報，潘金淑成為反美的活教材，經常上電視甚至電影，宣揚美國人的殘暴。 兒童和少年時期，潘金淑還覺得參加這些宣傳有什麼不妥。成年以後，對日復一日的展示自己的痛苦，她開始有所牴觸。那一天的烈火，給她留下了大面積的傷疤。即使是在越南炎熱的夏季，她也只能穿着長袖衫，從不能穿裙子，必須把自己捂得嚴嚴實實的。 1986年，19歲她去了東德，23歲又去了古巴。在古巴，潘金淑認識了身為外交官的丈夫裴輝全。按照常理來說，潘金淑受傷如此嚴重，兇手是南越和背後的美國，應該對他們恨之入骨。她卻並不是這麼想。潘金淑說：我早已不恨美國人了，只是對他們始終沒有好感。 潘金淑和丈夫都是有着海外生活經歷的人，希望換一種生活方式。在1992年潘金淑和丈夫在古巴結婚，兩人決定離開越南。去俄國轉機途中，兩人脫離組織，躲到了加拿大，並申請政治避難。對於潘金淑的逃亡，越南也並不在意。1991年開始，越南同美國關係開始好轉，大家不再是敵人了。到了1995年，越美兩國正式建交。 在加拿大多倫多，潘金淑夫妻兩人低調生活，從不宣揚自己的身份。直到3年後，英國媒體報道了潘金淑，他們才被外界所知。從1995年開始，已經成為2個孩子母親的潘金淑，開始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反對戰爭。美國退伍軍人節，她在越戰紀念碑前面發表演說：我們不能改變過去，但每一個人都可以為締造未來的和平而努力。 1997年11月，潘金淑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和平親善大使”，專門為世界上被虐待、被強暴和挨餓的孩子奔走。 後來，她又移居美國，去了那個曾經給她造成巨大傷害的國家。潘金淑曾經這麼說：肉體上的痛苦是其次的，那天的經歷是我一生的夢魔。在夢裡，我不知道多少次回到那個烈火熊熊的地獄。我真心希望，所有的孩子永遠遠離戰爭！ 成年後的潘金淑成了一位普通的母親，她慈愛的抱着自己的靜靜睡着的孩子。如果沒有潘背後和胳膊大面積恐怖的因燒傷留下的疤痕，這就是一張單純表現母愛和美好生活的照片。這幅作品是由世界著名攝影大師喬·麥克納利1995年拍攝的。
當時喬去尋訪這位傳奇的女性。最後在加拿大多倫多見到了潘金淑。喬認為，如果像拍攝普通女人一樣拍攝潘，那就失去了想要表達的意義。他試圖對潘說明了自己的意思，她最終默許了。恰巧她要給兒子托馬斯餵奶，於是這樣一張暴露戰爭留下可怕傷疤的背部的女人，慈愛的抱着一個幼小孩子的照片誕生了。 1996年11月，在美國越戰紀念碑前，潘金淑向數千名參加過那一場戰爭，傷害過她和她的同胞的退伍老兵發表演說。她說：“正如你們所知，我就是那個在汽油燃燒彈的大火中奔跑逃命的小女孩。我不想討論戰爭，因為我無法改變歷史。我只希望你們牢記戰爭的悲劇，從而你們能夠為制止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戰爭與殺戮作出努力。” “如果我可以和那個投下了炸彈的飛行員面對面地對話，我會告訴他，我們不能夠改變歷史，但是我們嘗試着為未來做一些好的事情，為促進將來的和平。” “由於我的燒傷，我從沒有想到我能夠結婚並擁有孩子，但是現在我有一個非常棒的丈夫，可愛的兒子以及一個快樂的家庭。” “親愛的朋友們，我夢想着有一天，全世界的人們都可以生活在真正的和平中沒有對抗，和沒有敵意。為所有國家的所有人民能夠和平和快樂，讓我們一起努力。” 這時候，突然從人群中走出一個人，情緒激動地表示無論如何要和潘金淑談一談。 這個人叫約翰·普拉默，越戰美軍直升機飛行員。他向潘金淑承認，1972年6月8日指示向她的村莊投擲燃燒彈的人就是他，那一年他24歲。他痛哭失聲，請求潘金淑的原諒。 在那次執行完任務以後，他看到了那張照片，從此，整整24年，普拉默陷在痛苦中不能自拔。“當我看到那張照片的時候”，約翰·普拉默回憶到：“我只能雙膝跪倒，說我再也不願做這樣的惡事了”。這個受害的小女孩讓他的心靈感到了深深的罪惡感。戰後他整日沉溺於自責和噩夢之中整整24年。 潘金淑講完，他就衝出人群，向這個他曾經傷害過的異國女人表示懺悔：“對不起，真的對不起”。而此時此刻，潘金淑抱着這位泣不成聲的大男人，一句一句地安慰：“我原諒你，我原諒你。”
潘金淑長大後，越共政府長期把她當做意識形態宣傳工具，在大學修醫學專業期間，經常被政府要求回到村里拍電影，接受採訪，潘金福顯然對這種生活不滿，希望擺脫“宣傳工具”的角色。當然這也使她受政府重視，後來得以到古巴哈瓦那大學深造，並在哈瓦那結識了後來的丈夫裴輝全。 1992年，潘金福與丈夫借外出渡蜜月機會，飛機在加拿大加油時，夫婦二人逃離飛機申請政治避難，後來定居多倫多。夫婦倆本來在加拿大默默無聞生活，誰也不知道她是當年轟動世界照片中的人物。直到1995年3月，英國《星斯日郵報》披露了這則消息，又把新聞轉讓給多倫多的《星期日太陽報》，該報花了兩個整版報道此事，還刊登了她在多倫多推着嬰兒車及父母親在越南泥房子前的照片，潘金福重新走進人們的視野。 潘金福此後廣泛參與國際公益活動，一一拜會了當年救治過自己的醫生、記者，重敘前情。1996年美國退伍軍人節，她在越戰紀念碑前面發表演說：“我們不能改變過去，但每一個人都可以為締造未來的和平而努力。” 潘金淑1997年被聯合國民教育科文組織任命為親善大使，並在美國建立了一個潘金淑基金會，專門對戰爭中的兒童實施藥物和心理幫助。從事件的發展過程來推斷，潘重新成名未必是被動或偶然行為，至少受到加拿大某些朋友的點撥，因為她被媒體披露的第二年即展開了頻繁的走訪與演講活動，第三年就獲得了加拿大居留權。 人生常有不可思議之事，雖曾受過戰爭創傷，卻因成為一張經典照片中的主角，命運全然改變。潘金淑先是得到越南黨和政府的“關懷”，獲得了良好的教育，然後又在西方成為公益名人。要注意，照片中還有些配角，有一對牽着手在潘金福左邊奔跑的姐弟倆，他們是潘金福的表姐弟。西方媒體居然把這對姐弟也找到了，他們沒有因照片而改變命運，甚至一輩子都沒離開過村莊，如今在老家擺小攤為生。 …………………………………………………… 潘金淑的經歷讓我感嘆。在故事的後面有些華人的評論。有人對她不以為然，說她被美國人參與的越戰弄得這麼慘，後來卻說不恨美國人。我不願意評論這種言論，只真心希望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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