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原是我和刘怀昭为2003年71大游行十周年所采访撰写的《七月围城》一书的後记。今年71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20周年，也是71五十万人大游行的14周年，因此将这篇文章重新发表。

  二○○三年七月七日的中午，我和三位同行的朋友在印度喜马拉雅山城达兰沙拉的大乘法苑寺的候客室，等待觐见达赖喇嘛。就在这个时候，达赖喇嘛的秘书走过来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刚获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二十三条立法押後。这是七月一日香港五十万人在炎热的烈日下大游行的结果。显然，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後的首次空前大游行也震撼了全世界。

  後来我才知，由於五十万人的强大压力，工商界的自由党议员田北俊转軚，宣布不支持董建华政府的二十三条立法，拿不到足够的支持票，最後不得不放弃即将在立法会表决通过二十三条。

随後在与达赖喇嘛的访问中，我们又提到二十三条和五十万人大游行。达赖喇嘛问我是不是五十万人中的一个。我略有点自豪地回答说，我参加了，七月一日参加游行，七月二日我就飞来印度。爱开玩笑的达赖喇嘛立即大笑著说，“你第一天游行，第二天就开遛了。”

（2009年七一，作者参加游行，要求释放刘晓波。）

   我在中国四川成都出生长大成人，一九八零年移居香港。一晃眼三十多年过去，一生人在香港生活岁月比我故乡还长久。在香港的三十多个春秋有许多令我难忘的日子。二○○三年七月一日肯定就是这样一天。那一天的许许多多细节，至今历历在目。

这时每月一期的开放杂刚做完，迫切需要为前几日的熬更守夜补够睡眠，而且七月一日的第二天，我要飞往印度采访达赖喇嘛，走之前还有千头万绪的事：整理行李，检查相机和录音机，…简直是分身乏术。但我仍然去了维园，参加了港人的第一次大游行。

二十三条这把利剑悬在港人的头上，特别悬在我也是其中一分子的媒体人头上。作为北京傀儡的董建华政府一定要把这条扼杀港人自由的恶法钉在从来言无禁忌的香港身上，我们大声吼叫,No ,No ,No,董建华政府充耳不闻，主理此事的保安局长叶刘淑仪那副傲慢蛮横的嘴脸至今仍深刻在我脑海中。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走上街头，用洪流，用怒吼与北京和董建华政府较量。人少了，它不会理睬你，我们要人多，大家都走出来，要塞满维园到港府的大街，要让他们看到人民的汪洋大海。

南国的香港六月入夏，七月更酷热难当，空气中的水分接近饱和，室外火辣的毒日头顶高悬 。空气如一口巨大无比的闷锅笼罩维港两岸，人人面孔通红挥汗如雨。热！热！热！怎一个热字了得！但人心更热，滚烫如火！

人心七一之前已开始沸腾。 在大决战的前夕，每一天，泛民的领袖们，名嘴们，名笔们，社会活动家们，都在声嘶力竭的吼叫：保卫香港自由！不要二十三条，七一上街，上街！上街！带著你的妻儿，带著你的父母…一个也不能少！要多少人才会显示出港人捍卫自由的意志？越多越好，要无限量的多！

支持民主派的报纸发表相关信息，教导人们如何准备在挥汗如雨的盛夏，炙热的毒日之下，走上街头。我因此知道，喝水，不断的喝水，是最好的方法。并因此而得益，去到热得更加不堪的印度，我就是一个劲的喝水，保护了我免於中璁。

所以我一定要去，不是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至少我一定要进维园，因为媒体说香港警察会在维园门口点数，计算游行人数，我一定要把自己数进去。

我在家里说四川话，与朋友说普通话，广东话出不得大庭广众，但我内心早已认定我就是香港人，有时觉得我好像生来就是香港人，因为香港给了我从小就渴求的自由。定居香港後，我们这些南来者爱说这样的笑话：罗湖桥一桥之隔，桥那边，你可以骂任何人，但不可以骂政府，桥这边，你可以骂任何人，但不可以骂老婆。如果要把我们香港变成桥那边，我就要和你死过！

（2003年七一前夕，苹果日报头版呼吁香港人上街，不见不散。）

这天中午，我穿上了记协发给会员的七一游行白色T Shirt。一个大大的圆圈，框住23这两个阿拉伯数字，上面盖上一个鲜红的大叉。坐电梯下楼，早有一位女孩，她穿著黑色的T Shirt，这是游行组织者呼吁的黑色系衣服。 “你也参加游行？”她问。我点点头，彼此相视一笑，心中即一热。

在我居家的大楼，撞见一位同往游行的陌生人，还是第一次。

 游行队伍三点钟起步 记协队伍两点十五分在天後地铁站外集合，预算了充裕的时间，但是待我在九龙塘随著蜂拥的黑衣人拼命地挤上地铁列车时，我已隐约感到，我可能无法找到我们记协的队伍，还可能无法按时抵达记协集合的天後。

列车刚一开出，隔著车窗，看到刚清空的月台顷刻间又塞满了等候上车的黑衣人。

来到旺角站转车，月台上更是一片水洩不通黑压压的黑衣人潮。我一走出车门，脸已贴在等待转车到金钟的队伍龙尾一个男子的後背上。

一辆又一辆荃湾来的列车停站了，车门一开，也是满车的黑衣人，车门堵得实实的不见空隙，每次只能奋力地挤进几个人，长龙只向前移动几个脚位。

一辆又一辆车过去了，我好像还是站在原地不动。直到来了一辆疏导滞留乘客的空车。终於挤了上去，但我被紧紧压在车门边，一度我以为自已要被压扁了。

终於来到金钟，人潮像狂泻的黑色水流，涌入月台。

这时，列车突然宣布铜锣湾和天後不停站，前往铜锣湾的游行人士只能在湾仔或炮台山下车。

还在湾仔站内，已听见轩尼诗道上山呼海啸般的吼声，其中一个高昂浑厚而又熟悉的男声“反对二三条！还政於民！”那是刘千石在领呼口号。

游行的龙头已到湾仔了！

随著人潮从清凉的地铁站出来，轩尼诗道上一片热气腾腾，迎面而来的是浩浩荡荡荡，气势磅颓漱j队伍龙头。

这时两股人潮，一股向西，朝向中环政府总部，一股向东，坚持到维园起步。两股人潮互相欢呼，口号声此起彼落，大家的情绪都high到了最高点。

我随著逆向的人流，艰难地顶著潮水一样涌来的大队伍，过了天乐里已近午後五点。站在当年开放杂社所在的德兴大厦前，墙上一幅巨大的屏幕一幅幅画面是电视台的游行直播：直升飞机从上空俯视，河流一样奔腾的轩尼诗道，全是密密麻麻涌动的黑色蚂蚁。东来西往的游行者都在此稍稍驻足，仰望屏幕，欢声雷动 。

从印度回来後，杂社的同事在网上发现了一张我在人群中正引颈高望这个屏幕的照片。

从这里逆行已无可能，人潮一浪一浪地涌过来，鹅颈桥这个路口已水泻不通，我只好转道宝灵顿街，经时代广场的罗素街这些背街小巷，前往维园。但在背街小巷依然是黑衣人潮汹涌，东来西往，向东是去维园，向西是在铜锣湾主道等得心焦而绕道前往游行终点。

经历好一番东插西川後，我终於到了维园的糖街出口。已是黄昏，淡淡的馀辉中，一波又一波人潮呼啸著从维园倾泻而出，我夹在激昂的人群中，走出了维园，终於让我被点进了五十万的数字中。

为了第二天的远行，我决定在铜锣湾地铁站乘地铁离开。这最後一幕，至今印象深刻，天色正在暗下去，我被狂热的人潮挤压在吉利佐治街近地铁的街边墙上，动弹不得，黑压压的人潮向前滚滚涌动，“董建华，下台！董建华，下台！”的吼声如山呼海啸，人潮无休无止。直到我走进地铁站，那种充满力量的吼声仍然在我耳边回响不断。

这是我一生最为奇特的游行，流了一身汗，晒红了一张脸，喊哑了嗓子，走痛了双腿，从正午走到黄昏，结果只是去到游行的起点。

以後十年，我每年一定要参加七一游行，只有两次例外，因为我人不在香港。这十年来，我和女儿一起在维园一同起步，也带大陆来的朋友一起体会香港的激情。

後来加入了独立中文笔会，又每年举起笔会的横幅走在七一的游行队伍中，为大陆在狱中的作家发声，为笔会的前会长刘晓波呼喊。记得第一次，经过富豪酒店背後的街角，街站的朋友为每一个游行的队伍人打气，见到我们高高举起的横幅，立刻热情的高喊著：这是独立中文笔会，他们要求释放中国狱中作家。

中共镇压零八宪章运动，抓了刘晓波，2009年的七一游行，笔会和香港记协，台湾记协，国际记者联会在维园设摊位及路上设街站徵求签名，要求释放刘晓波。我被分派游行任务。那天我们做了好几幅刘晓波的头像。与我一同走的蔡淑芳，竟然是在为明志而断食之中，但她饿著肚子冒著炎热，手举刘晓波头像，顽强地走到了终点。

（08年七一游行主题是：同一梦想，同一人权，还政於民，改善民生。（苹果日报））

每年七一走在轩尼诗道，金钟道上，这股汹涌的人潮就好像香港强劲的脉搏般跳动，这个时候香港这个七百万人社群的顽强意志，活泼生命和强烈的愿望，发挥得无比淋漓尽致。我每一次都很感动，深切地感受著游行者彼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畅快，觉得自己的心是如此地贴近香港这块土地，也如此毫无疑义地验证著我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每次游行完後，我虽然两腿酸痛，但内心却依然昂扬，回家路上脑中仍不停回味和重温游行的点点滴滴。到家後，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打开电视看有线新闻，让那些激动的画面再次呈现在我眼前。

记得九七大限来临时，香港充满悲情和绝望。不愿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的港人，很多不是选择留下，不是留下来为捍卫自己的自由而作最後一战。他们选择离开，选择逃亡。那时香港机场每天都上演著挥泪送亲人的生离死别悲剧。那时台湾民主运动正如火如荼，但香港人却选择了消极的逃避。为什麽？

记得六四後我第一次访问华叔，在他当校长的观塘一所小学，结束後一起搭地铁回市区。我问他，为何六四香港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有百万人上街，但香港人争取88直选，争取自己的权利，但游行人数却很少。他的回答是，香港人的命运掌握在中国的手中，只有中国民主化了，香港才有希望。

华叔的回答，我至今认为确是如此。但我觉得还是无法解释港人的选择。

或许香港人主体是一九四五年国共内战爆发及中共掌权後逃避赤祸南来的移民及移民後代，即广义的共产难民，不是代代生於斯长於斯的原住民，对香港这片土地缺乏执著之爱，在香港没有根，是浮萍，在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为自己和家人求取一份安定和温饱，当赤祸大限再次来到的时候，逃难的基因又促使他们开始新的逃难。

03年七月是个转折，这是第一次香港人为了自己的福祉，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香港的核心价值，成千上万走上街头，在最炎热的七月，汇成一条滚滚洪流。港人（包括本人）迫使中共第一次在人民的力量下作出妥协，也终结了港人悲情式的逃亡。站在香港的土地上，我们已有的自由，我们拼死捍卫，绝不退让；我们没有的民主，我们奋力争取，绝不丧失信心。

具有本土意识高举本土诉求的香港民主化运动於焉诞生。

虽然这次大游行後，中共对香港的打压加强，香港的法治和新闻自由受到很大冲击，但没有03年七一这奋力的一搏，一旦23条枷锁上身，我们香港早已沦陷了。

台湾人有句励志的话说的很好：爱拼才会赢。香港人只有挺身相抗，才会保住我们的自由争取建立真正的民主。

去年七月，我人在美国，风景如画的亚历山德拉这美丽小镇一片安详宁静。正午时刻，室外悄无人迹，阳光透过绿荫洒下斑斑的金色光点。室内，我坐在电脑前，一个又一个激情燃烧的画面，烧得我内心沸腾不已。敲击键盘，给香港的朋友发电邮说，我人不在香港，但我的心与你们在一起。

好像做了逃兵，内疚的我觉得应该给我的香港做点什麽，於是就有了访问03年七一游行的组织者，为历史留下一点足迹的愿望。但等我回到香港时，离2013年的七一只有半年时间，觉得自已未必够时间完成。幸好朋友怀昭愿意与我合作及新世纪出版社愿意提供帮助，才使我的愿望得以实现。

我和怀昭在为这本书忙於访问的时候，占领中环的运动已开始酝酿发酵，又一场民主运动大事件即将展开，这使得我愈发感到03年七一大游行在香港本土民主化转型中贮备了巨大能量，推动著民主运动一波又一波高潮的向前发展。

（2011年七一游行，气氛如嘉年华会。）

    有一年美国时代周刊的旅游版介绍香港的旅游景点和独特的活动，建议旅游者如果时机刚好，应该参加香港每年一度的两大盛会：六四维园的万人烛光会和七一的大游行。前者哀伤，後者充满嘉年华气氛，都是香港特有的超大型活动。这家国际权威杂将七一游行看成了香港民俗的文化节日。

确实，在捍卫香港核心价值和争民主的历程中，七一游行已逐渐演化成现代香港的一个独特文化传统。而这个传统将不会因为今後民主的实现而消失，她将会永远的延续下去。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会选择历史上的特别一天，作为这个国家的生日，称之为国庆。我相信，我们香港将来也会选择七一这一天作为香港的城市生日，不是因为七一这一天英国将香港主权交到了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手中的周年日，而是

  因为这一天香港人倾城出动，走上街头，发出呐喊，向威权者说不，要把香港的命运掌握在香港人手中。因此2003年7月1日是香港人的攻占巴士底监狱之日，是人民香港历史开始的一刻。

未来港人可以直选立法会直选特首，我相信每年七一港人仍然会冒著高温冒著烈日上街，但那时不是民间力量的抗议示威，不是民众要与政府扳手腕较实力。因为那时，政府是我们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是香港人授权的政府，我们的自己人。因此七一这一天将会是朝野共欢，普天同庆的日子。就像法国的三色旗飘扬在香榭丽榭大道，盛装的仪仗队马蹄声哒哒穿过凯旋门，未来自由而且民主的香港的旗帜也将在这一天高高地，骄傲地飘扬，而在轩尼诗道金钟道上也会有嘉年华会式的民众大巡游。

七月，炎热的七月，是香港人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