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先生因為患晚期肝癌保外就醫，國內外輿論一遍譁然，並且幾乎是一邊倒。 本人對於民運對於六四對於政治不感興趣，只想站在醫生的角度，談談是否有必要去國外治療。

劉先生的病讓我想起我摯友余先生。他是清華高才，上大學時發現乙肝陽性， 一直不能有效控制。兩年前的感恩節，余先生攜太太去大峽谷旅遊，回來後覺得疲勞，食欲不振。後來去醫院檢查，發現有一個4X6 厘米的肝癌。發現後不到一周，出現了食道大出血，用了三腔二囊管壓迫止血。不到一月,病情急轉直下，出現嚴重腹水，低蛋白血症。我們通過北美醫生群，找到美國最好的醫院，最好的醫生，會診的結論是，肝癌大於四厘米，就不能進行切除和肝移植。然後立即由熟人介紹到 Georgetow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Cancer Immunotherpy Center,醫生的結論是，病人 出現黃疸，而且肝炎病毒活躍，不適合PD-1免疫治療。後來在家裡調養，終究不能控制病情發展，在確診到病故，只有三月時間。

對於肝癌的治療，目前無非是單純腫瘤切除 (小腫瘤），肝移植，化療，介入療法，免疫治療。如果劉先生腫瘤大於4厘米，沒有重要器官轉移，嚴重腹水和黃疸，國外政府和醫院願意冒風險，會考慮肝移植。劉先生乙肝陽性三十多年，和我朋友差不多。如果病毒任然活躍，免疫治療也依然就無法進行。如果出現多發性轉移，或者有嚴重腹水，低蛋白血症和黃疸，消瘦，即便出國治療，怕是有來無回，也不會有一家醫院願意承擔這個風險。

我不是癌症專科醫生，不敢貿然說肝癌病人該如何治療，或預測肝癌病人的生存時間。我只是從我朋友的實例中感到，晚期肝癌的治療選擇真的不多。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折騰都會加速病情，這一點政府說的是真。其實政府能夠公布劉先生的病情，包括腫瘤大小，轉移情況，有無腹水，這樣可以平息一些鬧鬧嚷嚷。

最後， 祝劉先生早日康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