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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先生生於一九ＯＯ年，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大學文科畢業後，即在北京、上海等地大學任教，一九二二年同朱自清等人創辦《詩》月刊，隨後又是聞名的散文、小說家。俞先生於一九二一後開始研究《紅樓夢》。一九二二年寫成了《紅樓夢辯》。此書為俞平伯先生成名之作。與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定稿》並稱為新紅學的代表作。隨後又發表了《紅樓夢簡論》，《紅樓夢研究》等專著，對其紅學觀點進一步作了闡述。得到了紅學研究界的一到好評。俞平伯先生還是一位有高尚愛國情操的知識分子。抗戰時期，日偽辦的北京大學多次邀他去任教，他斷然拒絕，且在政治上與當時處於地下的共產黨關係密切，抗戰勝利前夕，俞平伯又參加了由王昆倫、許寶駒、王炳南等人秘密建立的共產黨外圍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抗戰勝利後，又積極參加共產黨組織的反對國民黨的遊行示威活動。從俞平伯的經歷來看，不但算是共產黨幾十年的老朋友，更算是半個共產黨人，其思想、言行與共產黨人極為相似。但就是這樣一位思想激進的“革命的”知識分子，在共產黨建國僅幾年，就被毛澤東扣上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桂冠而打入冷宮。

一九五三年九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舉行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根據共產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出在過渡時期中的基本任務就是要以文學藝術的方法來促進人民生活中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反對一切阻礙歷史前進的力量。應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確定為過渡時期我國文藝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

在這一背景下，李希凡、藍翎兩位年輕人先後發表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評紅樓夢研究》兩篇文章，對俞平伯的紅學觀點提出批評說“俞先生研究紅樓夢的觀點與方法基本上沒有脫離舊紅學的巢臼”認為“俞先生未能從現實生活的發展規律去探討《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傾向，而是迷惑於作品的個別章節和作者對某些問題的態度，所以只能得出模稜兩可的結論。”“俞平伯先生離開了現實主義的批評原則，離開了明確的階級觀點，從抽象的藝術觀點出發，對他所謂的《紅樓夢》的‘怨而不怒’的風格大肆讚揚，實質上是企圖減低《紅樓夢》反封建的意義”“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認《紅樓夢》鮮明的傾向性，同時了否認它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

李、藍兩青年不迷信權威，對俞先生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本屬正常。但說俞先生離開階級觀點去評價《紅樓夢》卻使人感到困惑不解。李、藍二人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並把它胡亂套在文藝評論上，真是滑稽可笑。但李、藍二人涉世不深，對馬克思主義主義也不能說很懂，居然能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批判武器來評價紅學權威，就不能不使人懷疑其背景和來頭了。加之李、藍二人文章發表時機與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遙相呼應，那麼此事就不是一般的紅學評論了。而是李、藍二人受中共高層大人物的指使，借批俞平伯為由，在思想、文化、藝術、學術界扼殺自由討論的風氣，讓共產思想獨占文藝思想的舞台。在全國文化、科學、藝術、哲學、歷史各領域強化共產思想專政，扼殺學術思想自由，讓共產思想占領一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領域。

李、藍文章發表後，毛澤東專門就此事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關人員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做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不容出現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俞平伯之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是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中共最高領導毛澤東公開為李、藍兩小青年站台。這就不是一般的學術問題，而是當權的共產黨要在中國橫掃一切不符合共產黨要求的學術觀點，用共產黨的思想占領一切領域。遵照毛澤東的號令，文藝界的共產黨人發起了對俞平伯的大批判。

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二月八日期間，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舉行擴大聯席會議。傳達學習毛澤東信件的精神並作出決議。十一月八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郭沫若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關於文化學術界應當開展反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鬥爭對光明日報的談話》。文中聲稱：“這不僅僅是對俞平伯本人或者對於有關《紅樓夢》研究進行討論和批判的問題，而應該看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這是一場嚴重的思想鬥爭。”“討論的範圍，應當不限於古典文學研究的一方面。而應當把文化學術的一切部門都包括進去。無論是在歷史學、哲學、經濟學、教育學……乃至於自然科學的各部門，都應當開展這個思想鬥爭。……作家們、科學家們、文學研究工作者、報紙雜誌的編輯人員都應當毫不例外地參加到這個鬥爭中來。”

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聯席會議上作了《我們必須戰鬥》的發言。強調：“我們決不能容忍資產階級學者作家用唯心論的觀點來曲解和貶低我們祖國文學遺產的真正價值，以及對這些遺產採取誹謗的虛無主義的立場。”“為着保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着保衛和發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着發展科學事業和文學藝術事業，我們必須戰鬥！”

隨後鋪天蓋地的大批判文章給俞平伯先生戴上了數頂政治桂冠：

“俞平伯是胡適路線的忠實追隨者。”

“俞平伯的思想是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

“俞平伯的著作使胡適的實驗主義又在中國學術界借屍還魂。”

從此之後俞平伯先生緘口不言，從文學藝術界消失了。但共產黨並不善罷甘休，在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時而又將俞平伯先生抬出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典型，作為政治運動中的活靶子批上一通。直至毛澤東死後多年，終於罷休。

剛給俞平伯先生扣上了一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大帽，緊接着又在文藝界挖出了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如果說在此之前對《武訓傳》、對梁漱溟、對俞平伯的批判對當事人的處置都較寬的話，那麼對胡風的批判則步步升級，直至構成了中國歷史上都不多見的一大文字冤獄！

胡風先生生於一九Ｏ二年。原名張光人，又名張光瑩。湖北蘄青縣人。早在二十年代初即投身新文化運動。一九二七年加入共青團，一九二九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參加日本反戰同盟，並加入日本共產黨。三十年代中期結識了魯迅、馮雪峰、周揚等人，在由共產黨發起組織的左翼作家聯盟中擔任過宣傳部長、書記等要職。為共產黨的文藝事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抗戰爆發後，他先後創辦主編了《海燕》、《七月》、《希望》等文藝刊物，發表了大量思想激進作家和延安的共產黨作家的作品。得到了當時共產黨領導人的好評。拋開胡風曾是日本共產黨員的身份不說，就憑他當年為共產黨在文藝戰線上所作的大量工作，也算是共產黨的有功之臣了。

胡風先生在文藝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文藝理論批評。他出版了八本文藝理論批評集，並在長期的文藝活動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學流派和創作理論。胡風先生文藝思想的主要觀點是：“到處在生活”、“寫真實”、“主觀戰鬥精神”、“如果一個作家忠於藝術嘔心瀝血地努力尋求最無偽的、最有生命力的、最能夠說出所要把握的生活內容的表現形式，那麼即使他沒有經過大的生活波濤，他的作品也能夠達到高度的藝術的真實。”、“真實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能夠補足作家的生活經驗上的不足和世界觀上缺陷。”、“主觀精神（創作力量）與客觀現實（創作對象）的結合”、“深刻地認識生活對象；勇敢地征服生活對象，由這來提煉出一個人生世界，創造出一個藝術世界。”胡風先生這些文藝創作理論和觀點是合乎藝術規律的，是卓有見地的。

但是胡風先生的文藝理論和思想卻與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文藝思想不同。當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他的文藝觀點：

“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也就是為工農兵服務。革命的文藝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學藝術家必須無條件地、長期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藝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黨的文藝工作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也就是說文藝是服從於政治的，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其中政治標準是第一位的。對‘人性’、對‘博愛’都要作階級分析，是歌頌還是暴露一定要站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上，我們是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要為工農兵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主場上來，徹底改造靈魂深處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

本來文藝創作是個複雜的過程，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模式，古今中外許多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在沒有“長期地無條件地深入生活”同樣創作出了千古不朽的名作。文藝的創作過程更多是來自作者自身的心靈感應。中國古代四大名著的作者除曹雪芹對《紅樓夢》書中的生活也許有深刻的體驗外，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誰又對書中描寫的生活有什麼體驗？再說“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一論更是大錯特錯。李、杜詩篇萬古傳，這是屬於那個階級？米老鼠和唐老鴨全世界的兒童都喜愛，這又是屬於那個階級？其實純文學、純藝術的作品更能引起全人類的共鳴。

毛澤東作為共產黨的領袖，在一九四二年就對對文藝創作制定了共產黨的標準。現在坐了天下，那麼所有文藝工作者就必須遵守毛澤東標準，凡符合毛澤東的理論即是革命的，否則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在一九四九年毛澤東掌權之前為了拉攏、收買人心，對有異端邪說的知識分子大搞統戰，顧不得對其思想進行批判。但在共產黨奪取天下後，不但要讓你臣服，還要給你洗腦，要你全盤接受毛澤東、共產黨的所有觀點。

一九五一年毛澤東在《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中提出“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後，中共中央宣傳部於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召開文藝工作會議，決定在文藝幹部中進行一次整風學習，藉以清除文藝界的各種“錯誤思想”，建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的有效領導，對文藝工作者進行思想改造。並決定先拿胡風的文藝思想開刀。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批准後，文藝界的整風暨批胡風的運動開始了。

一九五二年七月，周揚通知胡風到北京參加名為“討論胡風文藝思想”實為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會議。

一九五二年九月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在周揚的主持下先後召開了四次會議。周揚以共產黨領導的身份在會議上作報告指出：胡風在文藝理論上是反黨的“路線”，雖說政治態度上無問題，但問題不決定於政治態度，而是決定於文藝理論；要在文藝理論上“脫褲子”，承認是“反黨的路線”。會後林默涵寫專文《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對胡風文藝思想的具體內容逐條加以批判，說胡風文藝思想的主要錯誤是：一，非階級觀點。二，否定思想改造。三，否定民族文化。並作結論說：“胡風的文藝思想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它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方針沒有任何的相同點。相反，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很快轉載了林默涵的文章並加了編者按。

如果胡風先生受到批判之後，從此忍氣吞聲，不問世事，作一高士閒人，那麼其後半生雖不會飛黃騰達，卻也能安度晚年。但胡風先生身上卻有一股中國文人傳統的倔犟勁，不諳中國國情，更不諳共產黨的黨情。不明白自己的案子實際上是毛澤東定的。認為主要是與周揚有歷史糾葛，而現在處於領導地位的周揚等人在整他，幻想有一天毛澤東、共產黨會對自己的文藝思想有一個公道的評價，推倒在自己頭上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等政治帽子。有了這樣的想法，胡先生後半生的厄運就此註定了。

一九五四年初，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屆四中全會，解決高、饒反黨問題，會後發表公報說：“我們黨內一部分領導幹部甚至某些高級幹部對於黨內團結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於集體領導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於鞏固和提高中央威性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特別是由於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黨內一部份幹部滋長着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干成績就沖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作用，強調個人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成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

《人民日報》二月十八日也就高、饒事件（未公開）發表社論說：“必須反對這樣一種人，他們口頭上並不反對批評和自我批評，可是在實際行動上卻認為批評和自我批評只能適用於別人，只能適用於別人的工作範圍，而不能適用於自己，不能適用到屬於自己工作的範圍內，這就是拒絕批語和自我批評。”

七屆四中全會公報和《人民日報》社論原是毛澤東為清洗高、饒尋找理由和根據並羅織罪名的，胡風先生在對公報和社論發表的背景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被表面上的文字所迷惑。在他看來，周揚等領導的文藝界正是這種狀況，因而產生了上書毛澤東，將多年來壓制打擊自己的周揚等人告倒的想法。

從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七月，胡風及其朋友路翎、徐放、謝韜、綠原、盧旬、阿壠、耿庸、羅洛、張中曉、賈植芳、方然，歐陽莊等人，懷着對最高領袖的無比赤誠，懷着把自己的信任、忠誠交給國家、交給最高領導人的莊嚴肅穆心情給毛澤東寫了三十萬言書。三十萬言書共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幾年來的經過簡況。胡風詳細陳訴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遭受的種種打擊，指責身為文藝界領導的周揚等人將他視為“文藝界唯一的罪人和敵人。”

第二部分，關於幾個理論問題的說明材料。胡風集中反駁林默涵、何其芳一九五三年初發表的兩篇文章，並闡明自己的觀點。

第三部分，事實舉例和關於黨性。胡風對幾年來涉及自己的九個重要問題作了解釋和說明，其中主要有：小宗派――小集團問題；關於舒蕪問題；關於陳亦門（阿壠）問題；關於路翎問題；關於黨性等。

第四部分，附件――作為參考的建議。胡風擬出類似文藝大綱的材料，提出了作家協會的組成、工作程序、刊物存在方式、戲劇的組織等業務上的安排辦法。

三十萬言書中認為：文藝界幾年來的根本問題是周揚等人歪曲了毛澤東關於思想改造的方針；是他們用錯誤的方法代替了毛澤東英明的決策；文藝要發展、復興，必須清除他們的影響。

三十萬言書中最具份量的話是：

“在這個頑強的宗派主義地盤上面，僅僅通過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對我的批判所看到的在讀者和作家頭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論’刀子：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首先具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不可，否則，不可能望見這個‘世界觀’、‘一元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影子，這個世界觀就被送到了遙遠的彼岸，再也無法可以達到，單就這一條就足夠把一切作家都嚇啞了。

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場或少一點立場，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農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到工農兵生活里去之前逐漸麻痹了感受機能。因而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過去和現實的生活當作生活。因而就不能理解、不能吸收任何生活，尤其是工農兵的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這就使作家脫離了實踐，脫離了勞動。無法使現實內容走進自己的內部，一天一天枯下去，衰敗下去，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話或反話。

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繼承’並發揚‘優秀的傳統’才能克服新文藝的缺點。如果要接受國際革命文藝和現實主義的經驗，那就是‘拜倒於資產階級文藝之前’這就使得作家即使能夠偷偷地接近一點生活，也要被這種沉重的復古空氣下面的形式主義和舊的美感封得‘非禮毋視’、‘非禮毋聽’、‘非禮毋動’因而就只好‘非禮毋言’以至於無所到無所言了。

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題材能決定作品的價值，‘忠於藝術’‘就是否定忠於現實’，這就使得作家變成了‘唯物論’的被動機器，完全依靠題材，勞碌奔波地去找題材，找‘典型’，因而任何‘重要題材’也不能成為題材，任何擺在地面上的典型也不成為‘典型’了。而所謂的‘重要題材’又一定得是光明的東西。革命勝利了不能有新舊鬥爭，更不能死人。即使是勝利以後死的人和新舊鬥爭。革命勝利了不能有落後和黑暗，即使是經過鬥爭被克服了的落後和黑暗，等等，等等。這就使得作家什麼也不敢寫，寫了的當然是通體‘光明’的，也就是通體虛偽的東西，取消了尚待克服的落後和‘黑暗’，也就是取消了正在前進的光明，使作家完全脫離政治脫離人民為止……

在這五道刀子的籠罩之下，還有什麼現實主義，還有什麼創作實踐可言？

“問題不在這五把刀子，而在於那個隨心所欲地操縱着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義”。

這就是胡風等人被定為“反革命集團”的所謂“反黨綱領”最重要罪證的“五把刀子”說。不知胡風在提出這“五把刀子”的“高論”時，想沒想到過這“五把刀子”實際上是毛澤東一貫主張的文藝思想。這三十萬言書的矛頭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已經指向了毛澤東。但同時他又指望通過毛澤東來改變自己的處境，可謂異想天開了。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這對胡風和他的朋友們來說是一個極重要的日子，這一天胡風帶上花費三個多月時間寫出的三十萬言書前去與中共中央文教委員會副主任習仲勛見面，請習仲勛將報告呈送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

然而胡風先生錯了，他崇拜、忠誠於毛澤東，但毛澤東並不願接受他的崇拜和忠誠，他不了解毛澤東，更不知道以複雜的政治眼光去觀察毛澤東和他統治下的中國。

毛澤東看到信後不動聲色，以一個政治家的謀略部署對胡風的批判鬥爭。為了給胡風及其朋友們造成某種錯覺，先部署對《文藝報》的批判。十月三十一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連續召集會議，聽取馮雪峰，陳企霞的檢討。

胡風此時興奮異常。以為三十萬言書上交後產生了結果。十一月七日，胡風在聯席會議上慷慨激昂，對《文藝報》進行猛烈的抨擊。

十一月十日的聯席會議上胡風再次上台發言，接着七日的話題滔滔不絕地說下去，但胡風先生萬萬沒想到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發言。隨後《人民日報》文藝組袁水拍就在聯席會議上逐條批駁胡風對他的指責。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服》全文發表了周揚的發言《我們必須戰鬥》。

胡風先生此時才恍然大悟，終於認識到想借毛澤東的支持擊敗周揚改變自己的處境乃是白日做夢，自己寫的三十萬言書居然成了一大罪證，自己稀里糊塗地鑽進了一個早已布置好的口袋中去。無奈的胡風無可奈何地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寫了一萬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

但毛澤東並不就此罷休，他要痛打落水狗。一九五五年一月，在對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上作了重要批示：

“對胡風這樣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人民反黨的思想，絕不能讓他在小資產階級觀點掩蓋下逃跑，應予徹底批判。”

根據毛澤東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宣傳部於一月二十日向中共中央作了《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認定“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是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他的活動是宗派主義小集團的活動，其目的就是要為他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爭取領導地位，反對和抵制黨的文藝思想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企圖按照他自己的面貌來改造社會和我們的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他的這種思想是代表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他對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所進行的攻擊，是反映目前社會上激烈的階級鬥爭。但是因為他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群眾中所起的迷惑作用和毒害作用，就比公開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更加危險。”毛澤東很快批准了這一報告，胡風及其夥伴們被押上了大批判的舞台。

自一九五五年二月上旬中國作家主席團的擴大會議後，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對胡風思想的徹底批判。到四月後，批判的調門越來越高。四月一日，郭沫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將思想範疇的批判擴展到政治範疇的批判，而且在字裡行間透出了其它批判文章所沒有的新動向。

四月十三日，胡風密友舒蕪先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並將胡風四十年代給他的信交給前來約稿的《人民日報》女編輯，以此證明胡風當年是充分肯定他的《論主觀》一文的觀點的。密友的出賣，無疑對身處政治懸崖邊上的胡風是致命的一擊。（舒蕪先生賣友求榮，誰知兩年後反右鬥爭一來，照樣成了右派。）

將私人信件作為批判武器拋出來，使得文藝界要人周揚、丁玲、馮雪峰、林默涵如獲至寶，遂將信件配合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同時發表，以此證明胡風的檢討是假的，是掩蓋錯誤，是矇混過關，並以此將幾個月來的批判鬥爭引入高潮。但此時的周揚並不想置胡風於死地，只想滅掉胡風的氣焰，讓胡風從此抬不起頭來，去干不為人注意的編輯工作。

然而當舒蕪整理出的信和胡風的檢討送毛澤東審閱後，毛澤東大筆一揮，將胡風等人定為“反黨集團”，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五月初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公安部組成的胡風專案組成立，專案組在全國各地調查胡風等人的歷史情況，收集他們的信件，以證明其反革命的歷史。

五月十三日，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的醒目標題下面，發表了胡風於一九四三年到一九五O年給舒蕪的信件材料。隨後又發表了第二批、第三批。毛澤東為三批材料專門寫了編者按語。

經過揭發批判、內查外調，胡風等人的思想經層層挖根後，從小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唯心論――資產階級思想――反黨思想；胡風及其難兄難弟的罪名也從宗派主義――胡風派――小集團――反黨集團――反革命集團。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凌晨，胡風先生及其夫人梅志被逮捕，逮捕令竟是公安部長羅瑞卿簽發！五月十八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批准將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逮捕。根據共產黨的邏輯：上有反革命集團，下面就有反革命的爪牙、嘍羅，在隨後的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中，共有二千一百多人被揪出，逮捕九十二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七十八人。

共產專制在大陸建立以來，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只是在思想文化領域裡進行，被批者或趕緊檢討，或緘口不言，批判一陣後也就沒再對其本人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到批胡風時，由於胡風等人不服，並進而上書爭辮，最終身陷囹圄。承蒙毛澤東恩典，未被殺頭。據毛澤東說：“不是無可殺之罪，而是要留下活證據。”

胡風夫婦被捕後關押在四川省大竹縣的第三監獄。直到毛澤東死後的一九八零年才被鄧小平釋放。後胡風強烈要求中共為其徹底平反。但直到胡風先生去世，鄧小平的中共一直也沒有給以正面的答覆。胡風先生去世後，其家屬為平反的事遲遲不安葬。

但歷史最終將會還胡風先生一個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