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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先生生于一九ＯＯ年，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即在北京、上海等地大学任教，一九二二年同朱自清等人创办《诗》月刊，随后又是闻名的散文、小说家。俞先生于一九二一后开始研究《红楼梦》。一九二二年写成了《红楼梦辩》。此书为俞平伯先生成名之作。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定稿》并称为新红学的代表作。随后又发表了《红楼梦简论》，《红楼梦研究》等专著，对其红学观点进一步作了阐述。得到了红学研究界的一到好评。俞平伯先生还是一位有高尚爱国情操的知识分子。抗战时期，日伪办的北京大学多次邀他去任教，他断然拒绝，且在政治上与当时处于地下的共产党关系密切，抗战胜利前夕，俞平伯又参加了由王昆伦、许宝驹、王炳南等人秘密建立的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抗战胜利后，又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反对国民党的游行示威活动。从俞平伯的经历来看，不但算是共产党几十年的老朋友，更算是半个共产党人，其思想、言行与共产党人极为相似。但就是这样一位思想激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建国仅几年，就被毛泽东扣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桂冠而打入冷宫。

一九五三年九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共产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在过渡时期中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以文学艺术的方法来促进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应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过渡时期我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

在这一背景下，李希凡、蓝翎两位年轻人先后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提出批评说“俞先生研究红楼梦的观点与方法基本上没有脱离旧红学的巢臼”认为“俞先生未能从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而是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对他所谓的《红楼梦》的‘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意义”“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倾向性，同时了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李、蓝两青年不迷信权威，对俞先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本属正常。但说俞先生离开阶级观点去评价《红楼梦》却使人感到困惑不解。李、蓝二人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把它胡乱套在文艺评论上，真是滑稽可笑。但李、蓝二人涉世不深，对马克思主义主义也不能说很懂，居然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武器来评价红学权威，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其背景和来头了。加之李、蓝二人文章发表时机与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遥相呼应，那么此事就不是一般的红学评论了。而是李、蓝二人受中共高层大人物的指使，借批俞平伯为由，在思想、文化、艺术、学术界扼杀自由讨论的风气，让共产思想独占文艺思想的舞台。在全国文化、科学、艺术、哲学、历史各领域强化共产思想专政，扼杀学术思想自由，让共产思想占领一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

李、蓝文章发表后，毛泽东专门就此事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人员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不容出现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之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是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中共最高领导毛泽东公开为李、蓝两小青年站台。这就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当权的共产党要在中国横扫一切不符合共产党要求的学术观点，用共产党的思想占领一切领域。遵照毛泽东的号令，文艺界的共产党人发起了对俞平伯的大批判。

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二月八日期间，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扩大联席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信件的精神并作出决议。十一月八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当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的谈话》。文中声称：“这不仅仅是对俞平伯本人或者对于有关《红楼梦》研究进行讨论和批判的问题，而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讨论的范围，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教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都应当开展这个思想斗争。……作家们、科学家们、文学研究工作者、报纸杂志的编辑人员都应当毫不例外地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

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联席会议上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强调：“我们决不能容忍资产阶级学者作家用唯心论的观点来曲解和贬低我们祖国文学遗产的真正价值，以及对这些遗产采取诽谤的虚无主义的立场。”“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我们必须战斗！”

随后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文章给俞平伯先生戴上了数顶政治桂冠：

“俞平伯是胡适路线的忠实追随者。”

“俞平伯的思想是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

“俞平伯的著作使胡适的实验主义又在中国学术界借尸还魂。”

从此之后俞平伯先生缄口不言，从文学艺术界消失了。但共产党并不善罢甘休，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时而又将俞平伯先生抬出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作为政治运动中的活靶子批上一通。直至毛泽东死后多年，终于罢休。

刚给俞平伯先生扣上了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帽，紧接着又在文艺界挖出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如果说在此之前对《武训传》、对梁漱溟、对俞平伯的批判对当事人的处置都较宽的话，那么对胡风的批判则步步升级，直至构成了中国历史上都不多见的一大文字冤狱！

胡风先生生于一九Ｏ二年。原名张光人，又名张光莹。湖北蕲青县人。早在二十年代初即投身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七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九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日本反战同盟，并加入日本共产党。三十年代中期结识了鲁迅、冯雪峰、周扬等人，在由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左翼作家联盟中担任过宣传部长、书记等要职。为共产党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创办主编了《海燕》、《七月》、《希望》等文艺刊物，发表了大量思想激进作家和延安的共产党作家的作品。得到了当时共产党领导人的好评。抛开胡风曾是日本共产党员的身份不说，就凭他当年为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上所作的大量工作，也算是共产党的有功之臣了。

胡风先生在文艺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文艺理论批评。他出版了八本文艺理论批评集，并在长期的文艺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流派和创作理论。胡风先生文艺思想的主要观点是：“到处在生活”、“写真实”、“主观战斗精神”、“如果一个作家忠于艺术呕心沥血地努力寻求最无伪的、最有生命力的、最能够说出所要把握的生活内容的表现形式，那么即使他没有经过大的生活波涛，他的作品也能够达到高度的艺术的真实。”、“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够补足作家的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和世界观上缺陷。”、“主观精神（创作力量）与客观现实（创作对象）的结合”、“深刻地认识生活对象；勇敢地征服生活对象，由这来提炼出一个人生世界，创造出一个艺术世界。”胡风先生这些文艺创作理论和观点是合乎艺术规律的，是卓有见地的。

但是胡风先生的文艺理论和思想却与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文艺思想不同。当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他的文艺观点：

“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也就是为工农兵服务。革命的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必须无条件地、长期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艺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也就是说文艺是服从于政治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其中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对‘人性’、对‘博爱’都要作阶级分析，是歌颂还是暴露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我们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主场上来，彻底改造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本来文艺创作是个复杂的过程，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在没有“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生活”同样创作出了千古不朽的名作。文艺的创作过程更多是来自作者自身的心灵感应。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的作者除曹雪芹对《红楼梦》书中的生活也许有深刻的体验外，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谁又对书中描写的生活有什么体验？再说“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一论更是大错特错。李、杜诗篇万古传，这是属于那个阶级？米老鼠和唐老鸭全世界的儿童都喜爱，这又是属于那个阶级？其实纯文学、纯艺术的作品更能引起全人类的共鸣。

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在一九四二年就对对文艺创作制定了共产党的标准。现在坐了天下，那么所有文艺工作者就必须遵守毛泽东标准，凡符合毛泽东的理论即是革命的，否则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在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掌权之前为了拉拢、收买人心，对有异端邪说的知识分子大搞统战，顾不得对其思想进行批判。但在共产党夺取天下后，不但要让你臣服，还要给你洗脑，要你全盘接受毛泽东、共产党的所有观点。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中提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借以清除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建立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领导，对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并决定先拿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刀。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后，文艺界的整风暨批胡风的运动开始了。

一九五二年七月，周扬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名为“讨论胡风文艺思想”实为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

一九五二年九月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在周扬的主持下先后召开了四次会议。周扬以共产党领导的身份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是反党的“路线”，虽说政治态度上无问题，但问题不决定于政治态度，而是决定于文艺理论；要在文艺理论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的路线”。会后林默涵写专文《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具体内容逐条加以批判，说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是：一，非阶级观点。二，否定思想改造。三，否定民族文化。并作结论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的相同点。相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很快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

如果胡风先生受到批判之后，从此忍气吞声，不问世事，作一高士闲人，那么其后半生虽不会飞黄腾达，却也能安度晚年。但胡风先生身上却有一股中国文人传统的倔犟劲，不谙中国国情，更不谙共产党的党情。不明白自己的案子实际上是毛泽东定的。认为主要是与周扬有历史纠葛，而现在处于领导地位的周扬等人在整他，幻想有一天毛泽东、共产党会对自己的文艺思想有一个公道的评价，推倒在自己头上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帽子。有了这样的想法，胡先生后半生的厄运就此注定了。

一九五四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反党问题，会后发表公报说：“我们党内一部分领导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内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性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特别是由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份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成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人民日报》二月十八日也就高、饶事件（未公开）发表社论说：“必须反对这样一种人，他们口头上并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适用于别人，只能适用于别人的工作范围，而不能适用于自己，不能适用到属于自己工作的范围内，这就是拒绝批语和自我批评。”

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和《人民日报》社论原是毛泽东为清洗高、饶寻找理由和根据并罗织罪名的，胡风先生在对公报和社论发表的背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表面上的文字所迷惑。在他看来，周扬等领导的文艺界正是这种状况，因而产生了上书毛泽东，将多年来压制打击自己的周扬等人告倒的想法。

从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七月，胡风及其朋友路翎、徐放、谢韬、绿原、卢旬、阿垅、耿庸、罗洛、张中晓、贾植芳、方然，欧阳庄等人，怀着对最高领袖的无比赤诚，怀着把自己的信任、忠诚交给国家、交给最高领导人的庄严肃穆心情给毛泽东写了三十万言书。三十万言书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胡风详细陈诉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遭受的种种打击，指责身为文艺界领导的周扬等人将他视为“文艺界唯一的罪人和敌人。”

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问题的说明材料。胡风集中反驳林默涵、何其芳一九五三年初发表的两篇文章，并阐明自己的观点。

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胡风对几年来涉及自己的九个重要问题作了解释和说明，其中主要有：小宗派――小集团问题；关于舒芜问题；关于陈亦门（阿垅）问题；关于路翎问题；关于党性等。

第四部分，附件――作为参考的建议。胡风拟出类似文艺大纲的材料，提出了作家协会的组成、工作程序、刊物存在方式、戏剧的组织等业务上的安排办法。

三十万言书中认为：文艺界几年来的根本问题是周扬等人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的方针；是他们用错误的方法代替了毛泽东英明的决策；文艺要发展、复兴，必须清除他们的影响。

三十万言书中最具份量的话是：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判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这个‘世界观’、‘一元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影子，这个世界观就被送到了遥远的彼岸，再也无法可以达到，单就这一条就足够把一切作家都吓哑了。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场或少一点立场，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农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之前逐渐麻痹了感受机能。因而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过去和现实的生活当作生活。因而就不能理解、不能吸收任何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的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劳动。无法使现实内容走进自己的内部，一天一天枯下去，衰败下去，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话或反话。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这就使得作家即使能够偷偷地接近一点生活，也要被这种沉重的复古空气下面的形式主义和旧的美感封得‘非礼毋视’、‘非礼毋听’、‘非礼毋动’因而就只好‘非礼毋言’以至于无所到无所言了。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这就使得作家变成了‘唯物论’的被动机器，完全依靠题材，劳碌奔波地去找题材，找‘典型’，因而任何‘重要题材’也不能成为题材，任何摆在地面上的典型也不成为‘典型’了。而所谓的‘重要题材’又一定得是光明的东西。革命胜利了不能有新旧斗争，更不能死人。即使是胜利以后死的人和新旧斗争。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即使是经过斗争被克服了的落后和黑暗，等等，等等。这就使得作家什么也不敢写，写了的当然是通体‘光明’的，也就是通体虚伪的东西，取消了尚待克服的落后和‘黑暗’，也就是取消了正在前进的光明，使作家完全脱离政治脱离人民为止……

在这五道刀子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在于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这就是胡风等人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所谓“反党纲领”最重要罪证的“五把刀子”说。不知胡风在提出这“五把刀子”的“高论”时，想没想到过这“五把刀子”实际上是毛泽东一贯主张的文艺思想。这三十万言书的矛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已经指向了毛泽东。但同时他又指望通过毛泽东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可谓异想天开了。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这对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极重要的日子，这一天胡风带上花费三个多月时间写出的三十万言书前去与中共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见面，请习仲勋将报告呈送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

然而胡风先生错了，他崇拜、忠诚于毛泽东，但毛泽东并不愿接受他的崇拜和忠诚，他不了解毛泽东，更不知道以复杂的政治眼光去观察毛泽东和他统治下的中国。

毛泽东看到信后不动声色，以一个政治家的谋略部署对胡风的批判斗争。为了给胡风及其朋友们造成某种错觉，先部署对《文艺报》的批判。十月三十一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召集会议，听取冯雪峰，陈企霞的检讨。

胡风此时兴奋异常。以为三十万言书上交后产生了结果。十一月七日，胡风在联席会议上慷慨激昂，对《文艺报》进行猛烈的抨击。

十一月十日的联席会议上胡风再次上台发言，接着七日的话题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但胡风先生万万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言。随后《人民日报》文艺组袁水拍就在联席会议上逐条批驳胡风对他的指责。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服》全文发表了周扬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

胡风先生此时才恍然大悟，终于认识到想借毛泽东的支持击败周扬改变自己的处境乃是白日做梦，自己写的三十万言书居然成了一大罪证，自己稀里糊涂地钻进了一个早已布置好的口袋中去。无奈的胡风无可奈何地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写了一万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

但毛泽东并不就此罢休，他要痛打落水狗。一九五五年一月，在对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上作了重要批示：

“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能让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跑，应予彻底批判。”

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于一月二十日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认定“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因为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群众中所起的迷惑作用和毒害作用，就比公开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更加危险。”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一报告，胡风及其伙伴们被押上了大批判的舞台。

自一九五五年二月上旬中国作家主席团的扩大会议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对胡风思想的彻底批判。到四月后，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四月一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将思想范畴的批判扩展到政治范畴的批判，而且在字里行间透出了其它批判文章所没有的新动向。

四月十三日，胡风密友舒芜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并将胡风四十年代给他的信交给前来约稿的《人民日报》女编辑，以此证明胡风当年是充分肯定他的《论主观》一文的观点的。密友的出卖，无疑对身处政治悬崖边上的胡风是致命的一击。（舒芜先生卖友求荣，谁知两年后反右斗争一来，照样成了右派。）

将私人信件作为批判武器抛出来，使得文艺界要人周扬、丁玲、冯雪峰、林默涵如获至宝，遂将信件配合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同时发表，以此证明胡风的检讨是假的，是掩盖错误，是蒙混过关，并以此将几个月来的批判斗争引入高潮。但此时的周扬并不想置胡风于死地，只想灭掉胡风的气焰，让胡风从此抬不起头来，去干不为人注意的编辑工作。

然而当舒芜整理出的信和胡风的检讨送毛泽东审阅后，毛泽东大笔一挥，将胡风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五月初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组成的胡风专案组成立，专案组在全国各地调查胡风等人的历史情况，收集他们的信件，以证明其反革命的历史。

五月十三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的醒目标题下面，发表了胡风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五O年给舒芜的信件材料。随后又发表了第二批、第三批。毛泽东为三批材料专门写了编者按语。

经过揭发批判、内查外调，胡风等人的思想经层层挖根后，从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唯心论――资产阶级思想――反党思想；胡风及其难兄难弟的罪名也从宗派主义――胡风派――小集团――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凌晨，胡风先生及其夫人梅志被逮捕，逮捕令竟是公安部长罗瑞卿签发！五月十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批准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逮捕。根据共产党的逻辑：上有反革命集团，下面就有反革命的爪牙、喽罗，在随后的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共有二千一百多人被揪出，逮捕九十二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七十八人。

共产专制在大陆建立以来，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只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被批者或赶紧检讨，或缄口不言，批判一阵后也就没再对其本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到批胡风时，由于胡风等人不服，并进而上书争辫，最终身陷囹圄。承蒙毛泽东恩典，未被杀头。据毛泽东说：“不是无可杀之罪，而是要留下活证据。”

胡风夫妇被捕后关押在四川省大竹县的第三监狱。直到毛泽东死后的一九八零年才被邓小平释放。后胡风强烈要求中共为其彻底平反。但直到胡风先生去世，邓小平的中共一直也没有给以正面的答复。胡风先生去世后，其家属为平反的事迟迟不安葬。

但历史最终将会还胡风先生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