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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邀请并主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举行了十三次座谈会，号召他们向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几乎与此同时，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八日，李维汉又主持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集的工商界座谈会二十五次，恳请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毛泽东为表纳谏之诚意，对知识分子们提的意见统统原封不动地登在大大小小的共产党报纸上，四十多年后，当人们重新翻阅当年的各种共产党报纸，目睹作为日后“罪证”的“右派言论”无不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当年对国家、民族，对毛泽东、共产党的一片赤诚所感动，许多意见不仅切中时弊，而且历尽四十年的历史风云，至今都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当年的毛泽东若是稍许有一点纳谏之心，今日的中国该会变成什么模样？

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一副主席章伯钧五月二十一日提出“政治设计院”：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短短数语，极有见地。但就是这几句话，使章伯钧“荣幸”地成为中国右派“第一条好汉”。

章伯钧政治经历复杂，一九二二年，章伯钧成了朱德的秘书。随同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

此后，此君又加入中国国民党。脚踏两只船。

一九二六年春，章伯钧回国。他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

国民党分共后，他参加了中共的南昌起义，并随军南下。失败后到香港，从此与共产党和国民党脱离了关系。

一九二八年，章伯钧与谭平山、邓演达等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又称“第三党”――即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党。

一九三三年，章伯钧参加国民党左派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发起的反蒋事变。失败后流亡日本。

一九四七年二月，章伯钧等人的第三党经几次改名后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此后章伯钧一直任该党主席。

章伯钧又积极参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成立工作。一九四四年十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他又成为该党主要负责人之一。

抗战胜利后，章伯钧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章伯钧出席共产党的政治协商会议，不久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通部长。

一九五四年章伯钧出任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由于章伯钧的多重政治身份，和他独树一帜的见解，他的发言非常引人注目。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

罗隆基先生对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曾多次流露出不满，对中共的“肃反”、“三反”、“五反”中的滥杀无辜行为也有微词。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登出了罗隆基的发言：

“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曲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

成立这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传到北京，就是“下情上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曲的人不至于没地方申诉。二、可以更好地做好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这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来的公式。过去许多大运动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把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三、在‘鸣’‘放’中，就有人有顾虑。谁也不敢保证，对‘放’与‘鸣’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有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个仅是建议，很不成熟，不知是否妥当。”

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何错之有？

就因为这一建议，罗隆基成了中国右派“第二条好汉”。

罗隆基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就是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后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

罗隆基崇尚英美政治。一九三一年，与张君励等人组织“再生社”，出版《再生》杂志。后又担任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担任过《新月》杂志主编，《晨报》社长等。

一九四一年十月，罗隆基参与组织中国政团同盟，出任宣传部长。

抗战胜利后，罗隆基站在了中共一边。

一九四九年春，蒋介在上海软禁了罗隆基。

毛泽东开国后，罗隆基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

中共的整风和大鸣大放已近尾声，该“放”的已经“放”了，不该“放”或不想“放”的也早已厌倦了。中共中央统战部查对了重要民主人士名单，发觉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尚未发言。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打电话给储安平，请他务必在六月一日所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一次发言。

储安平只得遵命。他事先写好了稿纸，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储安平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储安平把毛泽东、周恩来称为“老和尚”，把其他中共干部称为“小和尚”，只是借用毛泽东四月三十日的一句风趣话而已。

储安平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请教什么呢？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取得的政权，党需要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甘情愿跟共产党走，但跟共产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纵观所谓“右派言论”，唯储安平的发言稍够“右派水准”，但也当归纳为“忠言逆耳”之类。

储安平由于“党天下”之高论，而成为中国右派“第三条好汉”。

储安平一九Ｏ九年生于江苏宜兴。上高中时就写小说，靠自挣稿费上了大学。二十六岁时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当编辑、教授。

一九四九年九月，储安平到北平出席共产党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后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因毛泽东一句话：“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而以民主党派人士身份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储安平在后来交待时，就自己六月一日的发言的由来，作了一个说明：

“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学社、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五月三十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六月一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六月一日发一次言。我三十一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三十一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上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

看来储安平是引诱加强迫，被绑上右派战车的。

在上海市，名不见经传的陈仁炳成了共产党文人张春桥重点轰击的对象：

张春桥对陈仁炳的“右派”言论进行了概括，总结为“六论”：

一曰“暗无天日”论。

二曰“辩驳有罪”论。

三曰“拆桥头堡”论。

四曰“火烧基层”论。

五曰“大病重药”论。

六曰“我们负责”论。

所谓“暗无天日”论，其实是因为陈仁炳说了一句“某个角落”已“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陈仁炳指的是上海作家协会这个“角落”，而张春桥则把此话扩大为陈仁炳说新中国“各个角落”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然后加以“驳斥”。

所谓“辩驳有罪”论，则是因为陈仁炳说了一句：“在整风运动中是应该着重鼓励人发掘缺点和错误的，决不要拿‘抹煞过去成绩’的帽子往人家头上戴。”

所谓“拆桥头堡”论，是因为陈炳仁称那些“反右”积极分子为“桥头堡”，要“拆除”。

所谓“火烧基层”论，是出自陈仁炳的一句话：“整风暂不到基层，是由于基层的‘消防’力量不够。”

所谓“大病重药”论，是由于陈炳仁常说：“治大病要用重药。”

所谓“我们负责”论，是出于陈仁炳一句带笑的话：“上影厂有许多同志在我们民盟开会，说了许多话，我们可负不起责任呀！”

其实陈仁炳随口所说的话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意思，而张春桥则挖空心思加以“总结”，上纲上线。这才是张春桥的看家本领。

陈炳仁被张春桥无中生有，一批再批。一时间名声大噪，被毛泽东点名加以批判。成为右派在上海的头面人物，从而有幸成为中国右派的“第四条好汉” 。

陈仁炳生于一九Ｏ九年中秋节，出生在湖北武昌一个基督教家庭。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文学院社会系，同年自费赴美国留学。先在美中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然后于一九三六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社会学哲学博士学位。这年秋天回国,任教于武昌华中大学。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在上海市，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彭文应作了如下发言：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近年来，上海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有报喜不报忧，小文章标大题目，大文章标小题目，而且不是把新发生的事情及时向读者报道出来。”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于管理而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自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在有明日黄花之感。”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我们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应由于这些较为尖锐的发言，坐上了中国右派“第五条好汉”的交椅。

彭文应生于一九Ｏ四年。十三岁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参加过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赴美留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大学教授。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人民大学二十二岁的女学生林希翎说：

“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把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不能以党代政。”

“权大还是法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法”都是最高统治者为“治”老百姓而定的，不仅封建皇帝不受法律的制约，就连一般的官员不也是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吗？解放后口头上说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就连枪毙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不是还要毛泽东亲自批准才能执行吗？毛泽东说的话，没有人敢反对。“权大于法”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到了现在，虽然一再强调“以法治国”，但各级领导干于司法的事情不是比比皆是吗？现在的中国是权大。”

“肃反扩大化了。”

林希希翎因这些言论成为中国右派第六条好汉。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１９３５年出生，浙江温岭人。１９４９年夏在杭州上中学时，参加了解放军第二十五军，曾任师文工队员。五十年代前期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可是她却“不守本分”，从当时文坛几个“热点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论文，引起争论并受到批评，她不服，进行反驳，这就出了名。

由于她“顽固抗拒”，在反右运动后期被定成“极右分子”，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后又被作为“反革命”逮捕判刑十五年。笔者写本书时，林希翎女士尚健在，已移居国外。多年来在海外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奔走呼吁。

笔者封以上六位为中国右派的“六条好汉”，原因是他们是中共永远都不可能为其“改正”的最后的六个右派分子。如果中国真有个什么“右派委员会”的组织的话，此六人理所当然地应是该“委员会”的“政治局常委”一级的“大人物”。

其它知名的大右派也简单介绍一下。

无党派人士张奚若在五月十三日和五月十四日两次发言，批评共产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并细细加以论述。

一是“好大喜功”。 “某些人在工作中好大喜功，什么事都喜欢‘大’，一为形势要大，一为组织要大。其中又以形式要大为突出，最受人喜欢。” “好大喜功的原因，客气一点说是由于‘幼稚’，比如小孩要苹果总是要大的，不管好吃不好吃。好大的结果必然粗糙。”

二是“急功近利”。“一切要速成，要快。说什么向科学进军，大学毕业几年以后，可以考副博士等等。做学问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杨振宁、李政道推翻了‘宇宙守恒定律’，轰动了全世界，扬振宁有很好的数学基础，大学毕业也已经十几年了，而且毕业十几年的大学生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我说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可能这批人中间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有些人会变成书呆子，但不要紧，六亿人口出几个书呆子有什么了不起呢！我想有一些事情不要急着办，尽可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办。”

三是“鄙视既往”。“历史是一步一步继承下来的。每个社会都要继承前一阶段的东西。当然，这几年来‘鄙视既往’的偏差有了很大改变。但还很严重。好像是什么东西都是解放以后算起，以前什么都是封建，在打倒之列。好像马克思出生之前，人类就没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赵子昂的画，李白、杜甫的诗。等等都是封建。倒是苏联文化界纪念了司马迁，我们却没有重视这些。”

四是“迷信将来”。“我们都知道，五十年以后一定比现在好……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将来是好，但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好。对将来不能有机械的看法。”

张奚若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北京政法大学、中国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

共产党在军事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张奚若投向了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六月，张奚若在共产党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建议共产党中国国名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获一致通过。一九四九年九月，张奚若作为无党派人士代表，出席了共产党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一九五四年，张奚若出任教育部部长。后任中国外交学会会长。

毛泽东看了张奚若的“四大偏差”后，愤愤然说：“好大喜功，何错之有？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

粮食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章乃器在五月三十一日发言说：

“一九五六年初发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高潮，工商业的公私合营高潮。工商业家敲锣打鼓欢迎社会主义，……这样，很自然在工商业家的心目中他们在五反斗争中所理解的两面性是一去不复返了。他们说，作为一个阶级来说，难道它还会不革命以至反革命？难道还会重施五毒？”

“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笼统，就是不掌握客观形势的发展，就是不愿深入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他们在那以后继续不加分析地提出：民族资产阶级仍有两面性，这不能不使工商业家听了之后惊心动魄，这对充分发挥工商业家的积极性的方针不能不起到严重的副作用。”

“阶级最后必须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教条主义者是不善于分析的，他们机械地把这两者等同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人娘胎里带出来的。……剥削的本质真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如果有的话，那么也只能是算命先生排八字排出的。教条主义者成了算命先生的老师，硬说资本家的改造是阶级本质或阶级本能的改变。……”

“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么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

“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做不到这一点。”

“我曾经这样想，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以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

章乃器对国营企业的批评，正是几十年后国营企业在改革中力求克服的弊病。当年却是在“反社会主义”。

章乃器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他最早出名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一同被捕。人称“七君子”。

一九三八年，章乃器任安徽财政厅长时，竟以换取统一税税收的名义，每月补助共产党的新四军三万元。可算是国民政府内最早通共的人士。

一九四四年，中共元老董必武秘密派遣陈钧会见章乃器，请章乃器出面，联络工商界人士，组织亲共政治团体。因此才有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立。

一九四九年，章乃器参加了共产党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出任政协常委、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粮食部部长。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陈铭枢致信毛泽东，后来揭发时透露出了部分内容：

“毛泽东在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宁，察而不周，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在察人听言，决策定计方面缺乏睿断，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轻畸重，失缓失急。”

“毛泽东所常接触的党外人士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

“毛泽东对来自旧社会中某些人士的使用多从效用出发，少能兼及品格与能力的遴选，至于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蠹充斥。”

“毛泽东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下，轻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固有的地位，同样有时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混淆黑白，投其所好。”

陈铭枢的发言直击毛泽东个性、品德、治国能力的卑劣方面，难怪为毛泽东所不容。

陈铭枢早年加入同盟会，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一九三一年出任江西剿共右翼军总司令。一九三三年与李济深一起反蒋，组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逃到香港。一九四五年参与发起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反对蒋介石。从此走上亲共的道路。共产党建国后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交通部长。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黄绍竑说：

“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

“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领，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全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地把它规定下来。”

黄绍竑曾是国民党高级军政大员，当过国民党的省主席、国民革命军军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一九四九年一月出任国民党和谈代表，和谈破裂后，背叛国民党，投靠共产党。此次成为大右派，不知心中有何感受？

最刺激共产党的“右派言论”当是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奇的发言了：

“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质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

“说良心话，这是生活水平下降，这是党的政策犯了错误。猪肉哪里去了呢？被干部们吃光了。”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人民就反对他们。日本来的时候老百姓还不是照样欢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看汇报多少，汇报得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为是组织给的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拆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葛佩奇曾经是中共领导的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时的北京大学学生会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长期在国民党内从事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之所以有如此激烈的发言，是因为在其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中共地下党被破坏，与葛佩奇进行联系的李年被捕，其党籍后来始终不被共产党承认。中共坐上天下后，葛佩奇未象其他共产党人那样从共产党的天下里得到一点好处，因此怨气极大。才有如此激烈言辞。三十七年后，中共终于承认其当年的老共产党人资格，对当年为共产党的革命成功所建立的业绩也给以表彰，对当年的反共言论也表示了谅解。其实所有“右派”们的言论，也只有葛佩奇的发言最具“反共”色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龙云发表了四点反苏言论：

一、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

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

三、苏军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

四、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

龙云是彝族人，一八八七年生于云南昭通。自一九二七年起执掌云南军政大权，担任过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成为割据一方的“云南王”。

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蒋介石为解决地方政府对抗中央政府的问题，以武力迫使“云南王”离开云南，就任南京军事参议院院长。从此对蒋委员长心怀不满。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龙云眼见蒋介石大势已去，萌生改换门庭之念，从南京逃往香港，参加了亲中共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终于讨到一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纱帽。

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六六六事件”，即“六月六日这天章伯钧召开了北京六教授会议”。

这六教授是曾照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还邀了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以及史良、胡愈之（中途退席）、金若年和闵刚侯。

会议的内容据与会者、民盟中央常委闵侯刚的“揭发”：

会议一开始，章伯钧说“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

曾照抡说：“今天学生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因为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

费孝通说：“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章伯钧说：“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续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