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安雅云-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赵老师那年可是我们湖陇著名的牛鬼蛇神类的人物，南开大学数学系五年制毕业的，为人狷介，毕业后在河北束鹿工作，后因劳动党事回老家赤脚放牛，他家是地主出身，这些累加起来他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他在北方读书和工作，以及参加什么劳动党的事，我都不在场，无从得知。后来我大学毕业，和他在无为一中工作，变成同事，他教数学，我教语文，我们关系很好，我竟然都没有问过他劳动党的事。最初我们都是单身在校，忘年之交，无话不谈啊。

他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在杭州工作，某一天深夜，亚桃和家松给我打电话，说赵老师走了，我们正在守灵。我说，赶紧给我备一花圈，送送我的恩师。说恩师算不上，因为我数学不够好，当年赵老师喜欢数学好的同学，但我们算朋友。他一家那么多儿女后来搬迁来无为一中，我每天都看得见他们家的生活情态，我在场。他也很关心我的单身生活和后来的家庭生活。记得有一年，有一天，他在我的本子上写“我被聪明误，劝你学糊涂”的赠言。我真的很懊悔当年没掏掏他怎么被聪明误了，他都做了些啥。有一度我疯狂地要考新闻系研究生，读过大量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但我却完全没有新闻敏感和新闻意识，错失了身边切近的这一重大新闻线索。这只能怪我没有历史感，没有文化认知，而愚忠于什么新闻的时效性，实际上新闻和历史一样，都是还原真相，不管你在不在场，你要做的，都是说出真相。在1984到1994期间，我带过无为一中和无为中学许多高中毕业班和复读班，送走了许多学子，多得名字我都说不出，我希望他们后来能成人。后来我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高中《大语文读本》时，选过普利策获奖作品，我不知道后来的学子们，能不能意识到并领会到在场和不在场，真相和非真相的重要性。

对于不在场的事物，我们唯一正确的文化态度就是怀疑。中国劳动党是确实存在过的，但有关文本都值得怀疑。谢贵平是1972年生的安徽无为人，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新疆塔里木大学文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他有一篇文章叫《大跃进中的黄立众“中国劳动党”暴动事件》，叙述我们老家的这一重要政治事件。他在无为档案馆做了许多功课，调集了许多资料。但是，你可以怀疑他的表述，就像不信任我的表述一样。我很多资料是从他的文章里拿来的。

黄立众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他读书期间正是我们老家大跃进、共产风时期，当时北京大学校园讲坛对这个时期的国家状态如何表述，我们不在场，所以无从得知。北京大学哲学心理系1960年4月22日有《关于开除黄立众团籍的决议》证明材料。1960年6月，黄立众被开除学籍。“我校哲学系四年级学生黄美琦（男），因一直坚持反动立场，怀有深刻的阶级仇恨，无培养前途，于1960年6月经校长批准开除学籍。”这些历史材料，也是值得怀疑的。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为了一个开除的结论，一定要有一个理由的。所以关于开除的理由的表述，也是值得怀疑的。

黄立众的母亲和家人解释说，当年她儿子班经常上政治课讨论国家大事，班上同学们经常就当时党在农村实行的政策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吃食堂、农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讨论，以黄立众为代表的农村派学生极力批驳城市派学生认为农村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直线上升，已达到小康水准的谬论，遭到城市派同学舆论的围攻。在每次的讨论过程中，黄立众都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和亲身体验，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无奈他的观点跟不上当时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与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最终受到打击，被开除团籍和学籍。

黄立众的家人，也是有立场的。

黄立众自己说：我想假期回家探亲换一下这沉闷的空气。谁知道回家成了我的灾难。安徽情况比河北更糟，怨声载道，骂声冲天。这里说饿死人，那里说吃四两米。回到学校学习讨论时，我就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农业方面，有个别地区却有问题，如安徽出现的饿死人现象，但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接著陆平校长又把我开除了。系领导宣布我离开学校，不到一个小时，我被押上火车。

我们不是当事人，不在场，我们只能相对准确地还原真实。为了还原真实，我们必须回到当年那个历史情境里，回到当年那个政治环境里，回到当年那个国家现状中。

当年我们无为属于芜湖地区行署的一个县，1958年姚奎甲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全县粮食总产量是6.2亿斤，却上报13亿斤；1959年总产量是4.4亿斤，上报11亿斤（这个数据也有多个版本）。结果，无为县大量饿死人。姚奎甲此人曾率领桐西大队转战于桐城青草塥、潜山野人寨、怀宁黄泥岗，建国后姚奎甲历任潜山县县长，桐城县县长、县委书记，中共安庆地委农工部长、副书记，芜湖地委书记处书记兼无为县委书记，徽州地委副书记等职。

彭德怀1958年上半年到安徽视察，陪同者是张恺帆。后来有人认为彭德怀庐山会议致信毛泽东的材料是张恺帆提供的。张恺帆是无为县人，时为安徽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是安徽省第三号政治人物，无为县陡沟区张家墩人，他父亲是小地主。1956年7月张恺帆排名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安徽省省长黄岩、安徽省委副书记李世农之后。

庐山会议召开后，张恺帆前往老家无为县，宣告停办公共食堂，并处分了一些干部。他在无为县观震潮广场上召开万人大会，说，“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不劳而获，剥削别人。请问社员搞点小块土地，养几只鸡生几个蛋卖卖，这是剥削了哪个？我们是领导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走共同贫穷的道路。”“这样搞下去，人家要革我们的命了。”此时，无为县和整个安徽境内，已经大面积饿死人。“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得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味道。”张恺帆晚年回忆他1959年7月在无为县的见闻时说。

我现在叙述的事实是根据张恺帆的回忆录文本说的。张恺帆没有想到的是，以纠左为目的的庐山会议，中途改变方向。彭德怀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在庐山受到批判，全国范围内由此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张恺帆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被批斗、下放农村，还遭秘密关押审问207天。他成了安徽省的“小彭德怀”。反右运动中，安徽全省党内外人士划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万人。

张恺帆在1959年7月4日前往无为，“大闹无为20天”。张恺帆在巢县发现情况比春节时严重，公共食堂一概是清水煮青菜、萝卜叶子，从无为县赶来的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杰说，无为的情况更为严重。他们于是来到了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很多人向张恺帆下跪求救。他们说，“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食堂不能再办了。”“张省长，把自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张恺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

张恺帆晚年回忆，当晚，在无为县城，县委书记姚奎甲在向张恺帆汇报时，坚称1958年全县共收粮食13亿斤，上交7亿斤，现在农民每人每天可得4两原粮，全县浮肿病人不过万把人，“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但第二天，他从无为县粮食局长处获知，县里有两本账，一本7亿斤，另一本13亿斤。他知道县委书记在说谎。

那个年头，全国都在吹牛，各级都在谎报数字，不独姚奎甲一个。遇到荒年，都要死人，不管什么政治制度下，都要死人。问题是，把那些虚报的粮食收上去了，分配给谁吃了？谁拥有再分配权？合理吗？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治环境，能让荒年少死人？

张恺帆在无为县共处分15名干部，提出著名的“三还原两开放”：吃饭还原（解散食堂）、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开放水面，开放自由市场。他晚年回忆说，在7月7日讲话之前，他在无为县西乡、东乡、南乡考察了二三十个公社，回到县城后即决定给安徽省委写报告，同时停办食堂。稍晚，在安徽庐江县调研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也被张恺帆叫到无为，张恺帆希望桂能与他一同反映无为的现状：“我知道，这种时候，我一个人反映，曾希圣同志肯定是不会相信的。”

此时，张恺帆已将无为县200万斤粮食装上船，准备完成省委要求的征购任务。“王光宇同志一天几次电话向无为要粮食，张口就是几千万斤……他（桂林栖）把桌子一拍：装上船也不行！卸下来！粮食一点也不准调出去！”张恺帆说他打电话给安徽省候补书记、副省长陆学斌，希望他从省委宣传部派两个人过来，陆学斌派来了《安徽日报》的两名记者，张恺帆让他们写一份报告外加一份内参。“如果省里讲不通，就把内参送到中央去。不管有多大风险，我是决心要把实际情况反映上去的。”

任何一个人的回忆录都是不可信任的。据说中国许多回忆录需要家属同意，才能出版。历史的真相，永远在聪明人的认知里。当你有了怀疑，辨伪的真知灼见，你才会强大，才会发现真相，说出真相。成王败寇，历史都会粉饰胜利者。水性杨花，历史也是说谎高手。

1959年8月4日，安徽省委专门就张恺帆案形成报告，送给庐山开会的曾希圣，后递交给毛泽东。8月10日，毛泽东做了批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安徽省省长黄岩提前从庐山回来，召集省委常委会议，张恺帆开始受到长达51天的批斗，被“扫地出门”。

依官方数据，在无为县大跃进人口最低谷的1960年，人口总数为662557人，而此前该县人口最多的年份是1957年，982979人。三年来无为县人口减少了约32万人，大约是该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整个安徽省农村1961年较1958年共减少了449万人。这些数据见《无为县志》。

我是64年出生的，这些重大事件，我都不在场。但是，我知道，共产风期间，我外公饿死了，小舅底下的一个小小舅，据说长得很帅，差点当兵走了，浮肿，肚子里有虫，后请巫婆来，肚子里插针，死了。家人讲述了这些，我获得了一些历史认知。不过读者完全可以不相信我，任何一个讲述，都有可能是说谎，但是，世界上一定有说真话的，一定有做艰苦的真相推理的。我不在场，但不影响我获得历史在场感。

1960年6月，黄立众被开除回家后，因户口本上注明了开除原因，觉得很没面子，在长江轮渡上，他乘铜陵至无为土桥的轮渡，他一气之下，将户口本扔进长江。后去过芜湖、上海、南昌、长沙等城市找工作，均因没有户口证明无功而返，被迫在家务农。黄立众曾组织社员外流以求生存，但由于地方民兵看管过严，只有6人外流成功，其中包括黄立众的弟弟黄和道。当时地方法纪荡然无存，地方干部违法乱纪，任意捆绑、吊打社员和克扣社员饭票，普通百姓毫无民主自由可言。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又没有外流机会，许多社员只有坐以待毙，家乡到处都见饿死人现象。他后来交待：“回到家，因户口失落，到处找工作，四处碰壁，于是被迫与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几两米的生活不是人受的，我们县的死亡率就高达27%。于是我就拿起阶级斗争理论，唤起人民群众为自己的生存权作斗争。”

黄立众决定自己组织“劳动党”，想通过暴力途径来改变现状。黄立众首先发展自己认为可靠的骨干成员，然后利用这些骨干成员筹建“劳动党”组织机构，自己幕后策划指挥，成立特别委员会、党委会和区委会，在区委会下面设立支部和小组。特别委员会负责与各区委员会联系工作，党委会负责审核和批准入党成员名单，区委会负责宣传和政务工作。还计划在当地小村庄建立“自卫团”，在大村庄建立“保卫团”，并从中选拔正规军和游击队，在各村设正、副村长，在群众中发展“农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还打算雇用转业军人做军事顾问。由于该案及时被破获，这些组织仅具雏形，有的还在筹画之中，没来得及成立。黄立众发展成员的方式是通过熟人、亲戚朋友来发展联络的。先由他自己发展骨干成员，再由骨干成员分别向各处发展其他成员。要求参加者填写入党申请书，也可叫人代写。后来为了加快发展速度，口头报名即算是加入“劳动党”，甚至也可由别人代替报名参加“劳动党”。申请加入“劳动党”的人必须由劳动党成员介绍，本人鉴字和按手印，青年、妇女都允许参加。党费五分、一毛随便给，完全视其本人的生活状况和自愿决定。“劳动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是来自党费，一部分是木匠组成员节衣缩食和卖柴草积蓄的钱。黄立众还非常注重向外地发展，要其弟黄和道利用外流机会到淮北濉溪市发展。其发展原则正如黄立众所说，“要冲破一个集体到另一个集体去，这样全国就像一挂爆竹，编起来就可以一起爆炸”。为了与外地联系方便，在枞阳县、土桥等地建立了联络站。

组织初具雏形后，黄立众亲自撰写“致全国同胞书”、“关于人民群众就是力量问题”和其他宣传材料，制定“党纲党章”、“惩治官僚主义临时条例”、“入党申请书”和“土地纲领”等一系列“劳动党”组织理论，同时编制歌谣，刻写传单，进行宣传，动员社员加入“劳动党”组织。针对当时农民的生活情况，黄立众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谣，对农民的困苦情况进行宣传，如：“政府说得都好听，口口声声为人民。我农民实在难忍，哎哟，哎哟，我农民实在难忍；四两米稀饭照见鬼魂，浮肿病到处流行，田里草长得比人深。一亩七斤、八斤，哎哟，哎哟，一亩七斤、八斤”。在田头地间向当地社员宣传参加“劳动党”的好处，如妇女一天只干8小时活，月经期不下地劳动。对农民说目前的困难不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应该得到救济。并引用黑格尔的话说：“人民是大地之王，一切政党，其理论政策都是人民的工具，当它丧失了工具作用时，人民将它一脚踢开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他说目前的困难不仅仅是下面的官僚主义的错，这还是上级党的错。告诉群众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活动。

为了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利用社员想摆脱困境的迫切愿望和大多数社员的愚昧无知及农村中的资讯闭塞状况，黄立众说自己是北京大学派下来成立“劳动党”的，他是三县调查员，下来调查农村群众生活的，上面有彭德怀领导，省里有张恺帆领导。为了煽动群众的情绪，制造恐慌气氛和混乱局面，“劳动党”还利用当时国际形势和大陆同台湾的紧张关系，大肆散布谣言，如“毛主席不爱人民，人民饿死完了”，“美国很快就要同苏联打仗了”，“国民党飞机送粮，在襄安（无为县属下的一个镇）丢了兵，在福建丢面粉了”，“飞机来了不要怕，不是丢传单，就是丢面粉，不是丢饼子，就是丢红糖”，“上海活动了，南京活动了。飞机运粮到景德镇，还丢灰面”，“劳动党爱人民，共产党不给人吃”，“福建被台湾打过去了，上海、南京爆炸了，台湾飞机炸的”等等。

在发展武装方面，1961年元旦，黄立众利用熟人关系到无为县县城大量搜集、侦查无为县城军警布置情况，以及县公安局、民警二支队人数和武器种类等军事装备情况。曾动员土桥公社民兵教员潘荣明，让其答应在暴动时，利用职权将土桥公社民兵使用的一梃机枪和三十六支步枪全部献给暴动人员使用，并打制一批刀矛。如果武器不够，一旦暴动发生后，就有甚么用甚么，如在田里做事手里拿著锄头，就用锄头，拿著鍁就用鍁。暴动时，一家老小全部上。同时准备在暴动时，散发传单，对解放军进行思想宣传，企图让解放军掉转枪口。

暴动的时间确定在61年春节，黄立众开列了将要杀害的地方干部名单。布置徐长松抢夺临湖大队枪支，借木匠组作掩护特制八把斧子作为杀人武器，又召集焦兆祥等12人成立突击队，准备以500人攻打生产队、大队和昆山公社，以500人攻打普济圩农场（今属铜陵市，为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劫夺犯人，扩大暴动力量。两支队伍汇合后再攻打无城，入山（大别山余脉一直延伸至无为县西南境内）展开游击战争。其计划周密而详细。正如黄立众后来所交代的，“原准备发展到一百万人才暴动，本来发展特别快，发展的社会条件非常好。可后来社员要求快点暴动，我打算将人数缩小到15000人才行动。准备足够力量全面行动，首先建立政权，建立武装斗争，将公社干部监禁起来，对那些罪大恶极、贪污腐化干部不客气，实行饿死政策，并建立自卫队来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对人民解放军采取说服办法，讲清我们不是造反，而是没有办法，来瓦解人民解放军……”

由此可知，黄立众组织的“中国劳动党”，组织严密，纲领明确。至破案时，不到3个月时间，共发展成员119人13，散布当时牛埠区昆山、汪田、民权、湖陇、练溪、洪巷6个公社和湖陇镇，波及无为、枞阳、濉溪三个3个县、市。从其成员构成来看，有地主11人，富农3人，坏分子3人，土匪1人，伪三青团分队长1人，地主子弟9人，小刀会会员1人，兵痞3人，被清洗干部12人，被开除学生1人，共45人，占该案成员总数38％。基层干部中少数政治上动摇的分子，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其中有木匠组组长1人，生产组长2人，民兵干部5人，社办工厂车间主任1人，生产队会计2名，共11人。其中还有共产党员2人，共青团员5人，基干民兵8人，普通民兵37人。这个组织共有骨干分子28人，包括主犯1人。其中有三青团分队队长1人，地主子弟5人，被清洗干部5人，计11名，占骨干分子总数39％，其他皆为农民。14其参加人员社会成份的多样性，涉及面之广，在秘密状况下，短时间内参加人数之多，甚至还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也正说明了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以黄立众为首的“劳动党”反党反政府案件被破获后，在无为县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劳动党”组织和成员受到无为县政府和公检法部门的沉重打击和严肃处理。经无为县委拟处，芜湖中级人民法院（当时无为县隶属于芜湖地区，后改隶属于巢湖地区）同意，判处黄立众死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吴舜臣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人有9人被判3至7年有期徒刑。黄立众本人自入狱后，无为县人民法院曾多次组织法官对其进行审讯，无奈黄的政治理论修养太深，常常针贬时弊，慷慨陈词，始终不肯认错，并在狱中组织号犯，冲击监狱，写“反动黑诗”，此外，还利用节省下来的草纸来记写他的思想。经狱警多次教育而仍不悔改，再以装疯卖傻以求保释出狱，继以绝食、自尽以示威，坚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写信给毛主席，要求狱中领导代其向省和中央上诉，自1961年至1970年在无为监狱关押。197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无为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刑事判决书（62）刑字第27号判决书判决首犯黄立众死刑，立即执行；判处主犯吴舜臣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同案犯7人分别被判处3至10年有期徒刑；8人被判管制2至5年；9人被判为反革命分子、监督生产；有11人被判为反革命集团成员；有83人不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法刑三鉴字（82）第107号批复无为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所说：被告黄立众为首的“中国劳动党”，主要是出于对当时农村受“左”倾政策的影响，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和对“五风”盛行不满，想要改变和改善这种现状，并非出于反革命目的，而且他的主张现已证明有些是正确的，但被告黄立众为首成立的组织是非法的，错误的，原判以反革命集团罪处刑不当，属冤杀，其余被告均宣告无罪。

历史没有如果，老家的人说，如果北大学生黄立众没有从观念上反对大跃进、共产风的做法，如果没有后来的组建反对国家的政党，他应该也是我们老家出的一个人物啊。作为北大的学生，他和林昭一样，及时反对国家政治上的一些错误做法，获刑致死。不像我们很多的学者，都是事后反对，并亮明观点，前者是政治犯，后者是学术犯（呵呵一个玩笑）。林昭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之前判决，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并认定该案为冤杀无辜。1980年上海高院再次做出复审，认定以精神病撤销判决不妥，撤销1980年裁定，但仍与之前判决一并撤销，宣布林昭无罪。

我们都是历史的后人，那些血腥的历史，浮夸的历史，饿死人的历史，我们都是不在场者，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都是不明真相的人，但我们是探究真相的人。说真话、说假话的，一眼就看得出。但是你要证明一个人说假话，却是非常的困难。

为了真相，我们需要许多洞见，需要许多证据，需要许多态度，需要许多见解，甚至需要抛弃自己的陋见，执念。我亲眼知道的一个事实是，我家门口有一个老干部，包区长，开城人，包遵信的父亲，共产风时期收养过许多亲属。他家人口特别多，包遵信就是收养的。他后来亲养的几个孩子，我们都很熟悉，小时候在一起玩。在这个表述上，我有在场感。以前过年时，我家对门的他家，总是回来的人最多，几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

至于赵啸泉有没有参加中国劳动党，我父亲（在世）说，这些事都是国家公检法说了算的，我们小公社干部，就是收了他的证书，控制他外出，他以前是要到处跑、告状的，后来我们重用他了，让他教书了，东西就可以还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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