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皓阳-Moonfans 过年在家闲着没事，我们来聊一聊历史。我总结了一下高中历史课本所解释历朝历代灭亡的原因，感觉值得分析分析。 一、被诅咒的土地 秦末农民战争的原因： 第一，徭役繁重；第二，刑法严酷；第三，赋税十分沉重；第四，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 （《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P24） （说明， 秦灭亡的原因是封建复辟， 革命之后必然出现复辟， 这个问题我讨论过几次， 旧权贵怨恨反扑，新政权不得不用就权贵子弟管理， 新政权经验不足， 新权贵要取代旧权贵的日子，百姓糊涂， 与土地兼并无关。 刘项复辟一直到汉武帝才反复辟成功， 确立了中国三级制约型的农业资本主义社会）
西汉灭亡的直接原因在于王莽改制，王莽改制最核心的一条政策就是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即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私人不得买卖——这是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结果玩砸了。 来看东汉： 大姓豪强，占有大量田地人口，形成自成一体的田庄。田庄规模宏大，经济上自给自足，拥有家兵，筑有坞堡壁垒。庄主不向国家缴纳租赋，豪强地主成为一种地方割据势力。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统治越来越腐朽。 （《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P29） 两晋南北朝就不用说了，有兴趣的可以查一查那时候的庄园经济，顺便还可以看看石崇、王谢家族这些巨富们的八卦。 随着豪强地主在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力量不断增长，西汉政府在后期已经根本无力组织土地兼并。至东汉王朝建立，由于中央政权必须依赖于豪强地主，因此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对豪强地主势力不断让步，任其发展。豪强地主的田庄规模巨大，而且在农业生产基础上发展了多种生产经营。到了两晋时期，不仅耕地被大量兼并，甚至连山林川泽也被豪强地主侵吞私有，而且还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隋朝： 隋炀帝的暴政，是生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加之天灾严重，民不聊生。 （《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P62） 唐朝： 唐朝后期，从皇帝到各级官吏腐朽贪婪，他们大肆兼并土地，灾荒年月照旧催缴税赋。各地节度使对百姓大都残暴压榨，加之藩镇之间战火连绵，广大农民困苦不堪，终于揭竿而起。……农民军首次提出了平均思想，反映了广大农民均产、均田的要求。 （《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P66） 宋朝就比较特殊了，成立之初就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巨大威胁，中期就有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专门有一个小节，叫“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 首先，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其次，农民的反抗斗争第三，冗官、冗兵、冗费第四，辽、西夏的威胁 （《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P92） 然后就是王安石变法了，然而……
元朝： 元朝中后期，腐败的政治，沉重的徭役负担和统治阶级的经济掠夺，使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加上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终于导致农民大起义。 （《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P101） 小节“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危机”： 第一，屡出昏君第二，吏治腐败，并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第三，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第四，天灾不断。……农民军提出“均田免粮”口号 （《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P115） 讲清朝的问题，就到了《中国近现代史》这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段： 土地高度集中在皇室、大地主、大官僚手里，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十分严重。……乾隆后期开始，清朝政治的腐败日益暴露。官场中……军队里……财政上…… 在看一看朝代建立之初，经济恢复发展的政策反复会出现这几句话：“招抚流民，垦种荒田；核定田亩，均定租赋；减免苛敛，轻徭薄赋。“ 不难发现，中国封建朝代总会进入这样的毅♂种循环：“土地兼并一一土地危机一一农民起义一一战争消灭大量人口、出现大量荒地——土地所有权的调整(再分配) 一一安抚流民、开垦荒地——劝课农桑、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一一恢复和繁荣一一土地兼并”。 是不是有点眼熟？这不就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嘛：“繁荣——危机——萧条——复苏——繁荣”。 历史课本告诉我们：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互相对立、彼此消长的两种土地所有制:
一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包含地主阶级的国有土地制)，一是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前者占支配地位，后者为其补充。这样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质就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基本特点是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小农经济具有其抗风险能力差的特点，普通农户家庭一旦遇到水旱蝗灾、年景歉收或是婚丧嫁娶、疾病，就不得不以土地作为抵押，从地主乡绅那里获取高利贷。 然而就像马克思和无数学者所证明的那样，历来资本的边际收益要高于劳动的边际收益，因此这就注定了在许多情况下，农民辛苦劳作所取得的收益是无法偿还高利贷的利息的。这样就在利息的“驴打滚”中恶性循环，直至将被抵押的土地偿还给地主，成为佃农，更惨一点的，就是流民。就像我在下文引用的史料中标粗的那部分“或因水旱饥荒，及粮差繁并，或被势要相侵，及钱债驱迫，不得已将起科腴田，减其价直，典卖……”。相关的文学作品可以参考《白毛女》和茅盾先生的《春种》《秋收》。 当然，也有批评者认为，传统的“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改朝换代”这一观点的演绎色彩过于浓烈，缺乏一些实证性的理论支持。毫无疑问，土地兼并会导致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激化，引发严重的社会对立。但是，土地兼并在不同朝代有多严重，多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会导致社会危机还是农民起义，对于农民起义的诱发因素，究竟是土地兼并占主导因素还是天灾饥荒、徭役赋税严重占据了主导因素，这些都是直的探究的问题。关键在于清代以前，缺乏一个详实的关于土地的数据可以证明我们的观点，而清代晚期有了比较完备的数据，缺又因为西方列强入侵这种强烈的外部因素影响而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缺乏数据的支撑，这是反对者们质疑“土地兼并”危机论的最主要的因素。 比如有反对者，拿出民国初期某县土地占有分布的相关数据，指出即便是社会矛盾最激化的清朝末期，土地已然比较平均的分布在众多小户人家的手中，地主虽然占有较多数量的土地，但是并未形成绝对多数。 而土地兼并论的支持者在反驳上述论断中拿出这样的证据：这些个小户人家、包括地主，往上数几辈，都是一家人、一个父亲（不一定是一个母亲哦）。换而言之，就是几代之前大地主给几个儿子分地，儿子们再给他们的儿子分地，几代之后就形成了土地相对平均的局面。然而那些不是地主这一脉出来的农民怎么样呢？不好意思，他们都绝户了。这个绝户是什么意思呢，有可能是丧失土地成为了流民，有可能是英年早逝，最大的可能还是娶不到老婆，毕竟地主老爷是要三妻四妾的嘛。关于这个史实可以去看一看美国记者白修德关于中国农村土地的著作。在一个看似平均的和谐小村庄，所有人上数几辈都是一家人，然而就这些亲戚之中，也有能干的也有不能干的，也有运气好的也有闹灾闹病的，再几代分化之后，又将形成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又成了毅♂种循环。
不过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程度有多严重，只能使用一些史书中文字性的描述来感性的描述，例如： 晋朝： 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下令：“占山护泽，强盗律论。”然而“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炮山封水，保家为利。” 南北朝： 刘宋王惠担任吏部尚书，其兄王鉴好聚敛，“广营田业”，其弟王惠问之：“何用田为？”王鉴回答：“无田何由得食？”齐竟陵王萧子良“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 宋朝：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朱勔广置田产，每年收租十万石。朱勔死，抄没家产三十万亩。”“佃户租种田亩，而豪宗巨室逋负税赋，不肯以时供输。守令催科，纵容吏胥，追逮耕亩之人，使之代纳，农民重困。”（《南郊赦文》） “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弱之肉，强之食，兼并寖盛，民无以遂其生。”（谢方叔上宋理宗奏折） 明朝： “江浙权豪庄田阡陌连亘，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子粒不归于公廪。”（弘治年间）“天下额田已减其半……非拨给王府，则欺隐于猾民。”（万历年间）“民多告瘁，业无常主，或因水旱饥荒，及粮差繁并，或被势要相侵，及钱债驱迫，不得已将起科腴田，减其价直，典卖与王府人员……不曰退滩闲地，即曰水坡荒地，否则不肯承买。“ 但在“数据理性派”面前，过于感性的描述语言确实缺乏一锤定音的公信力。纯粹的逻辑推演，难免各说各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区域，论辩双方都能找到相应的素材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不过，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土地兼并有多严重、多大程度上引发了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有一些问题支持和反对双方还是能达成一致的，比如：土地兼并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趋于剧烈；土地兼并会引发严重社会矛盾；土地兼并、天灾饥荒、徭役赋税繁重，都是造成农民起义最终引发改朝换代的原因。 二、逼上梁山 毛泽东在会见蒙哥马利的时候，形容自己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历是“逼上梁山”。讲道理的说，中国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是不会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去造反的。到了明清，封建政府已经废除了绝大多数的肉刑，但是“造反，凌迟处死”这一条却是雷打不动的铁律，这就是在提高老百姓造反的风险成本。鲁迅先生叱责中国人的奴性，讲了两个时代，“做奴隶不得的时代，和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从反过来的角度讲，只要劳苦大众能够坐稳了奴隶，真犯不上去造反，也从侧面体现了封建社会剥削压迫的残酷性。 我在 《一部电影，讲尽了我们这个悲惨的世界》 这篇文章里讲过，人民活不下去了，就会造反，不应该从道德上讲这种事是对是错，这就是一个客观事实，就像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一样客观存在的。真要从道德层面来讲，农民军干的反人类的事也多了去了，历史上军纪良好的农民起义军屈指可数（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军纪良好的军队大多成了大业，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的部队从井冈山起就唱开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当然，因为我们都懂得一些原因，现在主流舆论中为地主洗地、攻击土改的观点喧嚣尘上，就比如说杨白劳卖喜儿这个事，有一个人模狗样的学者讲了这么一个逻辑“黄世仁借贷是帮助了杨白劳——杨白劳无力偿还造成违约——喜儿在封建社会就是杨白劳的财产——黄世仁要求用喜儿抵债理所应当”…… 对于没文化的农民来说，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晴天霹雳一声响，村上来了共产党”，活不下去了都，抄起抢干你丫的。
所以究竟是《水浒传》还是《荡寇志》，是屁股坐在哪里的问题。不过很遗憾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愚不可及的人压根就不清楚自己屁股应该坐在哪里。 给你们讲个八卦，当年电视剧《太平天国》热播的时候，引起了某领导的震怒，说这不是鼓吹造反吗，从此《太平天国》再也没有重播过，已经立项批准的大型历史连续剧《李自成》也胎死腹中。而该领导以推崇《泰坦尼克号》等文艺范的表现，在当今某些小圈子网民中备受称颂。顺便再说一个八卦，2000年为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投资超一亿元的连续剧《抗美援朝》已经拍摄完成杀青封镜，结果被高层担心“影响中美关系”强行压了下来，该领导批示“连光盘都不能有”。2010年60周年的时候，一些老将军强烈要求《抗美援朝》上映，结果被中央以“担心影响世博会”的名义又压了下来。至今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一些纪录片。以上是我家狗滚键盘打出来的字，我完全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本人对此段文字概不负责。 所以说嘛，打天下和坐江山是两码事，真正坐了江山还对着老百姓嚷嚷着“造反有理”的，恐怕中华上下五千年列国纵横八万里，也就那么一个人，是谁我就不说了。 在多说一些，为什么土地兼并会撼动一个王朝的根基，除了产生许多活不下去的农民这种不确定性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在于土地集中会对于封建王朝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害——大大减少了封建政府的赋税、徭役。土地越集中在这些特权阶层的手中，国家受到的利益损失就越大。 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锄豪强，抑兼并”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产生的经济根源。但是从公元前七年汉哀帝绥和二年颁布的封建史上的第一次限田令以来，诸如王莽的王田制、晋初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等等，无不在既得利益的缙绅、官僚、豪强的反对下，成为一纸空文，不能实施。我在 《失传的屠龙术》 这篇文章里提到过，历史上有且只有一个皇帝废除了缙绅阶层不纳粮、不服役的特权，然而这个皇帝死后还被士大夫阶层反攻倒算“身后骂名滚滚来”。 中国历史中，鲜有某个朝代能允许土地私有权以完整而自由的状态运行，国家（皇权）对民间的土地买卖，总是有各类干预举措(均田制或者占田制等，均是如此)
; 而对于来自权贵势力的土地兼并行为，则往往持相当的容忍态度——比如说明朝藩王们丧心病狂的土地兼并——除非这种兼并已将危及到中央政权的财政收入甚至集权统治。 是不是很有趣？统治阶层和精英阶层，在剥削底层阶级中，能够建立合作统一战线，然而他们内部依然会出现“分赃不均”，这个分赃不均的矛盾，集中体现在皇权抑制土地兼并上。 三、生产力 我们唯物主义者永远以这一观点为研究问题的基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在 《生而贫穷（下）》 里说过，不是说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压迫工人，他们不道德，所以要打倒他们。马克思主义自然有浓厚的悲天悯人的普世光辉贯穿其中，但是马克思理论的所有出发点，永远都是生产力。公有制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老马的终极出发点，而道德问题神马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可以解决的。 恩格斯在《马克思与洛贝尔图斯》一文中这样写道： “这种应用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 因为这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而已。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末这句话同经济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过是说， 这些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感有矛盾，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 若从纯粹的技术角度判断，反而可能更容易的给出“土地兼并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结论。例如冀朝鼎先生《中国基本经济地带与灌溉事业》一书，曾依各省方志资料汇其水利工程数字成表： 讲道理的说，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庄园经济，比小农经济确实先进很多，许多学者也有过论述，庄园经济对于江南山川河泽开发的巨大作用。但是呢，还是上面说的，农民活不下去了就会造反，反而又会大大的破坏生产力，因此整个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就陷入了“积攒财富——社会不公严重——战争摧毁所有财富”的毅♂种循环。从这个维度上说，这种生产关系，终究还是带来了生产力的破坏，是必须要改进甚至于抛弃的。 土地兼并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又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很多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都是这个道理。 讲道理的说，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土地兼并——羊吃人运动，我们的历史课本都对于这种非常惨烈的剥削掠夺赋予了积极的意义。但是很遗憾，我们中国的土地兼并并没有让华夏大地撬开近代社会的大门，反而在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动荡中消耗着社会财富。 下面这一段分析很重要： 究其原因，封建王朝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业不发达也限制了手工业的发展，与之相对应的英国的重商主义和成熟的手工业市场。中国自然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始终滞留在简单商品经济阶段，地主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已经产生了财富集中的边际加速的效应，然而不会投资其他实业，而只会更加疯狂的购买土地，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形成恶性循环。除却购买土地，中国的土豪劣绅也会购买大量金银产品，将本应做货币使用的真金白银铸成首饰、佛像，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货紧缩。已经有许多学者论证了通货紧缩与大明王朝崩溃的关系，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英国的羊吃人，最终农民进入了工厂，成为了大量劳动力和潜在广阔市场，而中国被吞并土地的农民，既没有任何购买力，茫茫大地无处容身，只能变成流民，成为星星之火一点就燃的干柴烈草。 说了这么多，想必结论出来了：土地兼并不但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造成了无数个家庭悲剧，最终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四、财富集中 我之前的文章中反复提过两本书，一本是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里面讲到，私有制注定会造成人类的不平等，注定会造成两极分化。一本是当代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里作者用详实的统计数据和数学计算证明了，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财富经历了一个加速集中的趋势。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 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皇权）对于土地流转程序规则及价格机制的干预越来越少，农村土地流转逐步成为历史的必然。无论国家(皇权)如何希望以集权的力量将土地资源更多的掌握在政权控制中，社会中的私有力量都会顽强的逐步瓦解土地的公有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下财富集中的态势并无二样。 这个数据是全美国top1%收入人群，所占总收入的比例，可以看到在1929年大萧条之前，这个数据达到了巅峰，后来经历了二战和美国经济滞涨，到了80年代之后又有了飞速提升。当收入不均衡又达到了之前的高峰点，就是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时。朝代更替是土地的诅咒，经济危机是金钱的诅咒。 这幅图更有意思，这个讲的是在top1%的人群中，财富的集中程度，可以看到那条红色的线，是top0.01%的人群，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加速上升趋势，即便是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也是再分金字塔的，财富集中的明显趋势在这张图下一览无余。 再看一下我们中国的金字塔吧： 土地兼并、财富集中与中国封建朝代的治乱兴替，我们当代人应从中获得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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