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古拉格群岛》上卷第69页，记载了一个热烈鼓掌的政治案件。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城召开区党代表会议，小城的要人们均参加了这一盛会。便衣警察像习惯性的雪渣一样，渗入到大厅里群众之中。众多的演讲之后，进入晚会的高潮：朗读致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效忠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掌声继续不断：达三四分钟；人人知道密警察在监视掌声，谁也不敢停止鼓掌。6分钟，8分钟……由于无止境地鼓掌，老年人的心脏跳得厉害。9分钟，10分钟过去了：大家害怕起来，没人知道这情形如何结束。在持续到11分钟的时候，在讲台上的造纸厂厂长鼓起了勇气，停止鼓掌，坐下。好像发生奇迹似的，宁静降落在整个大厅内：现在可以不鼓掌了。当晚，造纸厂厂长以“别的理由”被逮捕，并判刑10年。审判结束后，侦察员要他记住：“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这不是极端现象。我们可以在另一个典故里得到佐证。赫鲁晓夫拍了一些宣扬政论的影片，通过行政手段让人民必须观看。他很想知道人民的反应，于是便微服出巡。某天，他来到了莫斯科的一间电影院，当影片结束时，全声的观众都站起来热情地鼓掌！赫鲁晓夫看见些景，心里相当满意，这时，旁边的人突然推推他的肩膀，小声地说道：“喂，你不要命了吗？还不赶快站起来鼓掌，这附近有很多的秘密警察”！

    鉴于鼓掌这个动作已经脱离了马拉松性质，正在向永动机的原理靠近，索尔仁尼琴(Solzhinitsyin)试图回答“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的努力，就不是依靠达尔文（Darwin）先生的物竞天择的原理可以完成的了，这必须要到灵魂深处寻找答案。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自视为人民公意和人民道德的化身，作报告时，他通常这样来区别谁是人民、谁是人民的敌人：“给我鼓掌的是人民，是不幸者。如果有人指责我的话，那一定是富人、是罪犯”。这并不是特殊道德坐标，因为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i）说过：“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 / 谁就是 / 反对 / 我们”！在如此清晰的路线面前，人们很容易区分“敌我”。因此，这个多年前阅读获得的细节，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它每每被“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澎湃”的现实所激活，将想象的空间拓宽，就像狭窄的良田被混凝土拓宽，成为生长商业和利润的广场。有关盛世太平的莺歌燕舞，在超常规的、爆炸式跃进的主旋律中更新换代，人们的脸笑如葵花。但葵花伸出了手，手拉手，双手合什，又猛烈分开，一片镔铁片自我敲打的声音，把朝阳花的忠诚，托举在钢蓝色的天幕下——这不是臆想。这是我幼年多次参与表演的一个节目，叫“葵花拍手向太阳”。

    大约我是葵花阵中最大的一朵，在邻居家里也得意地舞蹈，小手拍得叭叭响，直到手掌发麻。这让右派邻居很高兴，他“请”出一张领袖像给我瞻仰。啊，啊啊，我在拍手歌唱的过程中抚摸领袖那韭菜叶一般宽的双眼皮。小手脏兮兮的，留下了二根手指印。当晚，穿白制服的公安人员推开了家门：“请跟我们走一趟”！父母轮流背着我，在昏暗的路灯下跟着民警急走。我记得那些路灯，就像朝阳花的花蕊，把夜色剜出了一个窟窿。那一年，我大约5岁。

    多年以后，这个检举我的右派邻居见我就靠边走，我走右边他就立马跳到左边，几乎贴上墙壁，长腿一伸，像一只爬墙的蚱蜢。当然，他不再是右派了，但他从来也没有成为左派。是什么呢？迈开第三条腿走第三条道路？鬼知道。我知道的是，我的抚摸落在权威人物脸上的黑手印，为我的后来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差一点被小学拒之门外。

    父母对此很痛心，他们写了2尺多厚的情况说明，试图在文字中复述当时我的年幼无知，但2尺厚的文字令事情开始向更复杂的方向转化。后来父母不断告诫我：不要乱伸手。要鼓掌，要热烈鼓掌，不要乱伸手。是的，我必须按他们的话去做，不要乱伸手。要鼓掌，要欢呼，不然的话，他们还会熬夜写5尺厚的情况说明。

    鼓掌伴随我的成长。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我发现自己不仅仅是拧着耳朵去让人灌溉的，还必须懂得鼓掌的技术。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无法沉默的。因为，发下来的文件上，已经在必须鼓掌的地方，作了详细注明：“鼓掌”、“热烈鼓掌”、“长时间鼓掌”、“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雷鸣般的鼓掌”、“全体起立鼓掌”、“夹道鼓掌欢送领导退场”……等等。在《顾准传》里就记载了一个细节：那个时期苏联老大哥在中国的地位如日中天，任何人不敢有丝毫怠慢，连苏联的文艺团体来演出，票面上都印着“请鼓掌至少三遍以上”！作为一种受到教育的回报，掌声和由此激发的欢呼，是听众唯一可以奉献的精神产品。而且，从掌声中可以迅速甄别当事人的身份，尽管这个身份需要一定的体力作为基础，但努力而为之，三鼓而竭再鼓之，就给人一种虽体力不支但仍然继续热爱和拥护的良好印象。不能去学那个造纸厂厂长哟。当时我们自然不知道倒霉的造纸厂厂长，只是知道不能停止。抚摸着红肿的手，那时我想，通过红肿能够产生什么呢？后来读到作家卡内提（Canetti）在《群众与权力》当中的话：“手的真正伟大之处是它的耐性”。那好，必须坚持，方能体现拍手的伟大。因此，每当在电影《新闻简报》里看到权威人物，在开始阶段，总有老师带头起立，高举双手猛烈拍打空气。老师往往把手掌弯成掬捧状，如此发出的声音就获得了一种类似空气动力学的能量，像纸盒被车轮踩瘪，爆破的声响此起彼伏。学生们在这个示范动作里明白了自己的义务，迅速全场起立，椅子立即哗哗啦啦倒下一大片，成为了启动掌声的先奏。什么时候停止，自然是等到画面切换到无关的事情上去了。但权威人物却又闪现出来，又发出最高指示……还没有来得及听清，又引起一阵椅子倒地的破裂声……

    记得那个时候，掌声比较单调，就跟那时的蓝蚂蚁制服一样，掌声大致有急风暴雨式或整齐划一式。前者近似玻璃弹子在镔铁皮上跳舞，直到金属产生疲劳似的绵软；后者容易让人联想起开闸放水，一阵一阵地射，直至又汇聚为铺天盖地的交感大乐赋。于是，权威人物在声音的海洋中乘风破浪。他们红光满面，保持恒久的微笑，双手也自然地鼓掌。当然了，权威是斗智不斗力的，是斗在其中而其乐无穷的，他们斜张左手，呈45度的斜面，中规中矩，具有指路人的造型，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反复按击左手掌心，从另一个侧面看过去，很像是在拍发摩尔斯电码，嘟嘟，嘟嘟嘟……

    权威人物鼓掌，自然是为了感谢围绕而麇集的掌声，并不是自我表扬。人民么，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嘛。随着摩尔斯电码的连续拍发，群众是十分感动的。日理万机啊，此时无声胜有声，领导怎么还感谢我们呢？这一感动，掌声就很自然成为“雷鸣般的”或“暴风雨般的”。这两个约定的修饰词语是不能更换的，你不能说成是“惊雷般的”或“晴天霹雳般的”，也不能游弋为“狂风暴雨般的”或“冰雹般的”，尽管在比喻上后者更接近实质。因此，动用气象领域的现象，用之于掌声，更暗含了人定胜天、问鼎命运的隐喻。

    这就意味着，掌声的打击力度，与鼓掌人的身份成反比：越是具有优越感的族类，掌声就越发文雅，而且鼓掌的手式就举得越高。他们已经习惯“于无声处听惊雷”！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上半部阶级会放弃在高雅音乐会上显示自己懂行的热烈鼓掌，他们更不会放弃面临顶级权威讲话时全面领会时慷慨鼓掌的职业权利。在一生之中，这是他们最不吝啬的时候。

二、

    1927年，马雅可夫斯基写下了“向着陌生的而亲如骨肉的中国苦力”鼓掌的《最好的诗》，他刻画了越过乌拉尔山脉而来的支持的掌声：“手掌心里 / 揉洋铁皮，/ 欢呼的声浪 / 不断高涨。/ 五分钟，/ 十分钟，/ 十五分钟，/ 雅罗斯拉夫在鼓掌。/ 听起来好像 / 风暴 / 铺天盖地而飞，/ 去答复 / 一切 / 张伯伦的照会，/ 飞到中国去，/ 叫那些主力舰 / 掉转 / 钢铁的猪鼻子，/ 从上海 / 倒退……”文字的楼梯犹如检阅台前的方阵，方阵齐迈铁蹄，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

    没有人能够伫立于声浪的冲击中巍然不动。人不是礁石。声音总会打穿坚硬的外壳，让那些脆弱的东西暴露出来，接受声音的抚摸。佛说举手为声，在摩尔斯电码的拍发过程中，权威的心率总是激越的，他们焕发出来的仪态不怒自威，血往上涌，使得罕见的潮红占领了额头和耳根。

    二头肌与三角肌的紧配合，左右对称用力，不是么？二元对立就是一元论的表现形式，使得热身运动的主体获得了一种均衡而单纯的激情，对即将开始的讲话是互利互惠的。权威不但活动了身体，也逐步让思维获得了预热运转的机会；而对广大听众来说，手指与听力的联动态势，势必为即将展开的正式节目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可以目睹大量的有关资料，无论是文字的还是音像的，但比较有意思的，是一边阅读文字记录一边聆听钢丝录音的实况。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无疑对我们研究鼓掌的细节，提供了一个色香味俱全的标本。风和日丽的北京，气温适宜，使得单一的掌声在空气中可以抵达遥远的地方。在声音的衰变过程中与另外的单个掌声产生共振，它们在墙壁上碰撞，反弹回来的碎屑又加入到新生的声音洪流中，烘托起如雷霆绕梁的阵势。但钢丝录音机的性能已经无法满足这强有力的集体发声学内容，权威的讲话在钢丝上打滑，就像“中法银民”的那句著名呼号，打滑的讲话迅速被掌声扶住，然后并肩携手共赴激烈的颤音。录音的钢丝比头发丝还要细，使得声音在达到一个高峰以后，再次激发起冲刺又一座险峰的欲望，窄逼的音路在雄鹰的翅膀下逐渐推开它刀刃一般的锋利，自然让聆听者联想起过草地爬雪山的峥嵘岁月。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出席代表为1026人，代表党的人1073万，这大约相当于一根手指代表一千名成员。这就是说，代表们非常清楚，自己手掌的每一次合拢或高高举起，必然是体现群体意志的，鼓掌不再是个人行为，不再是个人觉悟和美学标准的表达，而是一次慎重的民意展示。

    因此，在这篇不足2500字的简短开幕词中，一共赢得了34次规格各异的掌声和一次短暂但沉痛的集体默哀，公众发烫的手掌刚好在默哀时分得到了血脉归位。一共出现的8次“必须”用比钢丝更为铁硬的质地，回答了国际国内的全部问题。毛显然不是那种“要”掌声的人，他甚至因为讲话被不时打断而显得不快，不得不加速，以快速的腾挪闪展来移形换位，不给掌声发作的机会（在别的一些发言中，我们可以耳闻目睹那种要掌声的提示尾音，刚刚抛出了掷地有声的呼号，但并没有砸起水花，于是一句美声唱法式的“我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的深情咏叹，就暗示了手掌的预备）。毛语调高亢，尽管他不断在钢丝上用萦绕灵魂的韶山话修正前一句不小心流露出来的北方腔调，但过细的钢丝无法容纳他庞大的伟人意志的陡然转身，“绝对不走回头路”！他的语调略微迟疑，却突然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在一片晃动的红光四溢的面庞当中。这个时候，毛断然停止了讲述，他一只手拿着讲稿，另一只手在讲稿上拍打，伴随稿纸的乱颤，那些团结的聚光灯光束被卸到了稿纸之下，就像一些字被悉数铲落。稿纸亮如镜子。这也体现了东方人与西方人迥异的鼓掌观。观众和听众鼓掌，表演人或讲话人也鼓掌，汉语中表感谢，互相表示友好感情；而英语中认为这是一种不谦虚的行为，自己不应该为自己鼓掌。因此，西方一些权威人物往往脱掉白手套，手套挥舞，在另一只手掌上打打，表示回敬。

    此文已经发表在1965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所有的掌声以括号的形式镶嵌在讲话当中，复活了“现在”的场景意义，以期鲜活于未来的任何时刻。人们不会忘记，当年９月之前，对高、饶事件、胡风事件的处理，使中共领导核心空前一致和团结。同年开始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抑制了私营经济，促进了国营企业的发展。仅仅在一年以后的６月，反右运动开始了。鼓掌的知识分子，鼓掌的民主人士，如1951年1月25日李维汉在《关于目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几个问题》里指出的那样：“两年来，各民主党派对人民事业是有很大帮助的。它向人民事业鼓掌，向抗美援朝鼓掌，向土地改革鼓掌，在国内外都表示了‘一边倒’，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它们还不限于鼓掌，而且还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事业的工作”。事隔几年，不知道那些热烈鼓掌的会议代表，在会议以后，是否还有鼓掌的权力。恐怕高举双手，才是唯一的出路吧。

    而更具有反讽意味的还在于，据王光美回忆，“八大”闭幕后仅仅几天，毛轻易就推开了回荡在耳畔的掌声。他讨厌如雷贯耳的铁定，对“八大”制定的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表示了反对（见《因为现状可以改变》一文，原载《东方》2003年第12期）。

    听这类钢丝录音听多了，我对掌声产生了一些怪异的联想。后来看到单位的秘书在起草长篇年终总结讲话稿时，他是把“掌声”一同算做写作内容的，用括号括起来。括号如同张开的嘴巴，里面放置豢养的雷声。文件提前下发，大众一边听，一边看，眼到手到，金戈铁鸣，万众欢腾。个别调皮的青工喜欢“鼓倒掌”，或提前引暴掌声，让还停留在课文朗读中的领导很不高兴。怎么搞的嘛？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嘛。他不是责怪鼓掌者，而是愚蠢的秘书。于是，括号被从大多数文件里拿掉了，只在职业领掌人手里，还有那么一两份原件，领掌人不遗余力地跟着文件跑，在空气中复原着文字的威力。

    197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光荣进入了苏联新宪法。为了表彰勃列日涅夫“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的杰出贡献”（见《真理报》1977年11月17日），苏联科学院把一枚象征最高荣誉、只授予经典作家的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授予给了权威的权威——尽管勃列日涅夫连发言稿都得依靠助手写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为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领掌喝彩最积极的人中，有一位名叫雅柯夫列夫——当时的苏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比戈林为希特勒鼓掌极致而跳到桌子上舞蹈还要杰出一些，因为这个代理部长不但把宣传机器的马力开到了极限，他甚至为自己如何从掌声里突围暗中选择好了退路——戈尔巴乔夫时代，此公成为反“勃列日涅夫停滞时代”、批判“发达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他继续行走在为权威领掌的道路上。

    至于音乐会或者电视台文艺晚会上，那些时不时地以特别感动者自居的领掌人，由于技艺纯青，自然无须文件提示，他们具有一种细微的感应能力。比如，某人长了一双蒲扇大手，平时拍巴掌能盖住别人的争论，以前在家放牛牧羊，一听到他巴掌的召唤，那些畜生立即回家，因此他的领掌生意就特别好。这样的人，用厚厚的巴掌开拓出来的路，必然是通向红地毯的。他们穿套西装带着厚厚的老茧穿行于音乐会，挥掌带风，自然具有破风效果。如果让他们潜伏于某个需要调动气氛的大型会议，估计效果比讲话本身还要好。现在，有的地方还开有专门的“喝彩”公司，公司职员时散时合，散时各谋其职，合时聚在一起。“喝彩”公司根据不同的演出规模，制定出不同的“领掌方案”或“喝彩方案”，并收取不同的捧场费用。

    但是，这些苦心安排的招数，雄辩家是根本不屑的。比如，某年秋天在汉堡的一次演讲中，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普斯注意到，希特勒是严格按照提纲讲的——提纲上写着关键的字句。甚至连看来像脱口而出的字句都是预先写好的。希特勒并不像许多人，特别是反对派认为的那样，是个直观的演讲家。他的讲稿写得很有条理，他确切地知道自己要求什么效果和如何取得这种效果。克列普斯不了解的是，希特勒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检验他的世界观，但他却也深知元首胸中在酝酿大略雄谋。“他很清楚，只有避免使用陈词滥调，只有使用新词和新概念，他才能引起群众的注意。他的思想具有驱使力，使持有不同政治目标的人们均可接受。所以，当他首次在汉堡公开出现时。他能在短短的一小时内，使怀有疑心或保留意见的听众鼓掌，而且掌声越来越响，到结束时，掌声成了满堂喝彩的掌声。后来，连头脑最清醒的听众也宣称，虽然他们仍反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但，很明显，希特勒本人却比他们想象的更通情达理”。

    我想，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依靠自己的能力而获取掌声，即便是“明骗”或者“阳谋”，也显示了高超的技艺。权威人物把群众的掌声和欢呼视作是否获得民心的一个标准。因此，不要用理性的方式讲述过于现实的问题，而要用感性的方式、激情的方式告诉他们未来的命运，告诉他们关于民族的纯洁、关于乌托邦的辉煌、关于吃饭不要钱，一直是权威获得支持的不传之秘。

    从声响系统角度看，掌声其实与噪音的构成完全一致。或者说，掌声是一种最典型的噪音。它所构成的气场，就像一套繁复的礼节所包装起来的光源。这就使鼓掌者和被欢迎者一同被置身于这紧密的包围圈中，他们在这个压缩的空间里，不但可以拥有团结紧张的亲和力，而且还可以让参与者尽力吸收权威的热量，从而达到醉酒中的顾盼自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当代学者贾克·阿达利（Attali）在《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一书里指出：“由于噪音是权力的根源，它总是让当权者听它听得入迷”。因为从本质上讲，“噪音是一种武器，而音乐，在最初的时候，帮助这武器的生成，将之驯化、仪式化，成为仪式化杀戮的一种拟像”。所以，贾克·阿达利的结论是：“噪音仍然是杀戮的一个暗喻”。

    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必须参加的庆功会。猛然觉得，鼓掌的热身运动，对开怀痛饮比较有帮助。它使一种精神性的瘾癖在掌声中被启动，以一种发痒的方式产生了进一步寻找热泪的光荣感和倾诉感。塞奇·莫斯科维奇（Moscovici）在《群氓的时代》里转引哲学家勒邦（Le Bon）的设问：罗伯斯庇尔为何使女人着迷？因为他会使集体着迷，所以集体就是女人！像女人一样，集体历来是喜欢权威的。那么，奉献所有的欢呼给权威，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从另一个立场来看，需要大剂量的欢呼来激发权威的斗志，是权威力比多耗散太多的原因。按照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赖希（Reich）的观点，过于仰仗集体欢呼的心理，是一种政治性无能的表现。就仿佛一个82岁的老人，痴迷地希望与28岁的女人共赴巫山。但他是冷水泡茶，企图指望通过漫长的唾沫分泌和小动作将冷水烧开，直至皱纹和脂肪逐渐被激活的血液占领。可以想象，这个无力回春的努力，仍然是一些人继续奋斗的根源。

    于是，“鼓掌通过”很长时间来被作为一种法定的民主形式在欢呼；

    于是，某个权威的讲话现场，设置分贝仪器，以记录掌声所达到的分贝数，来证明体现民意的精确程度；

    于是，权威的每一次鼓掌，犹如红灯高照的“宠幸”，均被忠实记录在案，作为考察某项决议是否成功发育的记分牌。在这样的土壤之上，没有任何事情不能发生。

    2002年9月29日，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审理原卢氏县委书记杜保乾受贿、报复陷害一案的法庭上爆出新闻。被检察院指控向杜保乾行贿的主要人物、被法庭传到法庭作证的卢氏县公安局副局长邹某，坐在法庭的后排旁听。当听到被告人杜保乾不顾法庭制止、大声发表与案件无关的言论时，邹某竟“啪啪”鼓起掌来。于是当庭被拘留。邹某后来向法警解释说，他听领导讲话鼓掌鼓惯了，一听杜保乾讲话，就情不自禁地鼓掌了。其实，我们不应该作怪这个小小公安局副局长，他不过是启动了本能反射，掌声不是从灵魂里传出来的，不过是手指的擅自行为而已。面对手掌的无政府状态，可以视为是对“发自灵魂”掌声的挑战，因此，用正义之声删除、覆盖噪音，就成为灵魂祭司的天然权力。

三、

    从汉字结构上说，“鼓”是一种圆柱形、中空、两端蒙皮的打击乐器。古代两军作战，以击鼓鸣金来指挥进退（击鼓表示进攻，鸣金表示收兵）。古文字的鼓字，像人手持鼓槌敲击鼓面的形状，其本义为击鼓；引申为指敲击、拍打、弹奏、鼓瑟（弹奏琴瑟）；再引申为振动、振作、激励等义，如鼓动、鼓励、鼓舞、鼓足干劲等。此外，鼓形外凸，所以鼓字又有隆起，凸出之义。所以，鼓掌的身体政治在原始人类那里就得到了体现，这就如同“文化布尔什主义”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产生一样。顺便说一下，普通话中的“耳光”是一个来自吴语的儿化词。它的原始形式是“耳刮儿”。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子”尾和“儿”尾可以互换，大家看一些北方作家的文学作品一定看见过“耳刮子”这个词。同样用“儿”尾来代替这个“子”尾，于是“光”就出来了。另外，耳朵嗡嗡作响，“光”也暗示了感动和血涌面颊的微妙感受：由于脸颊受到的突然冲击，迅猛的热力必然对灵魂构成“激活”的振作之效。

    某天，我从一间会议室门口经过，突然听见拍桌子、闪耳光的声音。那清脆而干净的声音宛如轻易穿过房门，钉子一般盘桓在走廊中。我不是鸵鸟，应该去看看。推开房门，哦，原来是几个人的圆桌会议，大家脸放红光，在欢迎新上任的局长。这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一个事实：掌声与耳光从生理机制来说，其实是一致的。

    为什么黑猩猩每每见到入侵者，总会奋力擂打胸部？它们是以这种沉闷的声音来告诉对方：自己很壮实，很有战斗力，不怕侵略。同样的道理，鉴于人类胸部共鸣的单薄，无法发出体格的强音，只好以掌声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问题在于，无论从声音、效果上看，鼓掌与掴耳光十分近似。因为人体没有其他的部位，可以通过彼此的击打来获得这样的声威和精神鼓励。掴耳光同样可以施加激励、振作、鼓舞的作用，在清脆的声响中总能被消解的自尊得到重铸，从而获得百炼成钢的自信。看看那些权威，时不时地深入到民众黝黑的纵深地带，抱抱娃娃、看看面包是否有黄油可抹，还没有忘记在小伙子肩头猛拍几掌，在半大姑娘脸上用力拍一拍，啪啪啪，半大姑娘脸红脖子粗，不就传递了一种亲切和爱民若子若女的感情么？他被聚光灯一样的掌声和欢呼紧紧包围，有一种箍桶匠用力干活的造型，至少，希特勒是这样做过的。因此，鼓掌不但是掴耳光的比附，而且，自掴耳光同样是自我鼓掌的隐喻，尽管这个现象没有得到专家的一致首肯，我认为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因此，当马雅可夫斯基说出“给庸俗的社会趣味一记响亮的耳光”的时候，我宁愿相信他其实说的是鼓掌。明白这其中款曲的人是作家蒲宁（Bunin）。蒲宁攻击马雅可夫斯基是“文学史最末流的”，但他对马雅可夫斯基朗诵的描述却惟妙惟肖：他朗诵时一会提高声音直到狂呼乱喊，一会又懒洋洋悄声细语，结束朗诵后便平淡无味地对观众说：“想挨耳光的人请按顺序排好队”。

    我不想排队等候。我非常清楚的一个事实在于，我真正在鼓掌的时候，的确是在打蚊子。但是我总是无法将狡猾的蚊子予以歼灭。于是，我不能不热烈鼓掌。无数的意念被手掌打扁，手掌里有一股很干燥的皮肤味道，但是蚊子总是准确穿过我的指缝悠然而去。我妻子听见我在书房里鼓掌，不断伸进脑袋：什么精神又鼓舞了你？如此激动？我说，是空气。在我说话的间隙，蚊子穿过密布的掌声，像一根钉子，得意地消失于光洁的墙壁……

    从手性的本质上说，右手总是强力的，是储存火焰的男性容器；左手却是弱势的，宛如液体的手套，具有女性人格。用右手打击左手，暗示了一种可以洞悉的性心理趋势。而双手摩擦又具有擦木取火的辩证效应。所以，双掌合什固然好，张开双手释放火焰则更为符合手的社会势能。这就如同被精神火焰点燃的脸颊，那些藏匿在红肿手指印里的火种，会在耳光之后，以辣的方式燎原蔓延，烧红到脖子。这在爱情或官场里，我们一再目睹着耳光与掌声的革命性通感。

    卡内基训练中的一篇经典文章指出，“掌声可以使一只脚的鸭子变成两只脚”，形象、生动地说明赞美的巨大作用。好啊，掌声怎么使人长出第三只脚，的确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奇迹。听听美好的歌声《幸福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就快快拍拍手呀，看哪大家一齐拍拍手”。如果我因此而挥舞双手的话，那一定是我又看见了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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