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评价刘晓波，就得先评价《零八宪章》。

从价值理念的层面，《零八宪章》并无任何出彩之处，其追求的宪政、普选、三权分立等一系列政治主张，可以换算成一个热门词汇叫“普世价值”，这是中国思想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话题。这场争议延续至今，在如何看待“普世价值”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右派）在与威权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统称为左派及新左派）的思想论战中，不管在学理层面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都未占据上风。

也就是说，《零八宪章》所体现的价值理念，本身并未在中国社会取得共识，因此，其在中国追求建立符合这种价值理念的政治制度，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普遍期待，是个未知数。不管自由主义者如何为之脸上抹光，都不能改变这个现实。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零八宪章》的传播被中国官方所压制，但是中国知识界普遍知晓这份文件的存在，如果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确实具有振聋发聩般的引领性作用，并符合中国社会的普遍期待，那么在其后的几年中，尽管刘晓波被捕，这份文件也不会被知识界和中国社会所普遍忽视。

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层面，《零八宪章》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以何种手段实现宪章所设想的政治愿景。这一点，别说其他学派学者对此有异议，就是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毫无疑问，《零八宪章》是纯粹理性主义的政治建构设想，它根本没顾及到这种政治设想如何和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现实的衔接问题。

以经验主义的视角去分析，这是十分危险的，具备激进主义的思想特点，那就是纯粹的理性建构，缺乏社会经验的支持，并具有彻底性和不可调和性。比方说，以这份文件为衡量标准，别说当今中国，就是目前号称正宗民主国家的西方世界，即使政治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实践中能完全达到这份文件所宣扬的价值标准的国家，恐怕也不多。

笔者在《零八宪章》发布时，曾对其序言部分作出过评论。笔者当时就认为，该序言部分把中国近代以来所产生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归结于“普世价值”的缺失和宪政民主制度的缺位，是典型的价值至上主义和制度决定论。因为它缺少另一个关键的视角，那就是激进主义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政治发展的伤害。历史的看，从清末洋务运动到君主立宪到辛亥革命到国民党执政，一直到中共建政，它固然体现中国社会变革的制度短板，更体现激进主义不断战胜保守主义的历史过程，由此才有中国灾难性的近现代史。《零八宪章》号称具有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雄心，却看不到这一点，无疑是十分偏颇和短视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从现实政治的层面，《零八宪章》是一份政治纲领性文件，具有政治反对派的政策宣示作用，其联名签署的方式以及呼吁民众支持这种政治纲领的内容，都说明这份文件的发布，已经不是言论层面的思想探究，而是明显带有行动层面的政治意图，这一点是其签署者和支持者所无法否定的。

因此，刘晓波以此获罪，从普世价值的角度，对中共的各种指责都不无道理，却不能说刘“因言获罪”。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这种政治性宣言是很难区分言论和行动的界限的，只不过不同国家体制的容忍度有差异。而国家体制的不同是一个现实存在，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别忘了《零八宪章》发布时，前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余波未了，“阿拉伯之春”也正在酝酿之中，这些国家所面临的社会动荡，其背后都有类似的政治纲领性宣言在起作用。但后果呢？是这些国家普遍陷入无止休的政治动荡甚至战乱中。

换成中国，如果《零八宪章》确实起到了动员社会大众，并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那么现在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的中国？没有人能负责任的回答这个问题，包括刘晓波本人。而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还是抱着一种理想图腾，而不顾现实限制，无头无脑的去实践这种带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政治前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那就不是刘晓波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剧了，《零八宪章》历数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乱象根源，恰恰是这种悲剧造成的。

据说一个六四事件，已经让刘晓波的下半生几乎都在忏悔中渡过，由此才有其人性的升华和人格的完善，才有其目前这种“殉道者”的道德形象。如果《零八宪章》在中国社会引起一场远超六四事件的社会动荡，甚至引发国家和民族的又一场灾难，作为这份文件的执笔者，那时将变成引领这场运动的政治领袖，刘晓波又该如何面对这一切？作为思想者的刘晓波可以追求思想和价值的纯粹性，但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的刘晓波，就得直面中国历史上暴烈的极端主义和血腥的建政传统。

如何评价刘晓波？作为个人的刘晓波，他也许是一个好人，许多人都被他的个人人格所折服，这应该是真实的；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刘晓波，虽然在思想上有争议之处，但其不乏对中国现状的深刻洞察。其对中国社会和体制的批判，不无启发意义，并很有知行合一的思想者的风范。

但是，又该如何评价作为一个政治反对派的刘晓波呢？对一个政治人物，只能说，以不同的价值体系去评价他，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刘晓波作为一个政治异议者，要想在中国得到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不是取决于他的思想同道们可以理解的道义拔高，也不取决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一如既往的想象，更不取决于他身上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而是取决于将来中国会是一个怎样的中国。

这个未来中国到底是宪政民主体制下的中国，还是兼顾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性价值的中国，又或者是毫无改进的中国，一切都尚无定论。因为那时的中国，将是千千万万民众和国内国际各种势力从各种方向作用下的结果，这个结果有各种可能性，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国的最佳结果是中国社会通过实践一点点积累出来，而最差结果就是，被一个或几个先知般的群体根据某种价值所设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