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iqian註：人們常說應該“知道何時止步，何時放棄，何時前行”。另有人則常說，“知道”不代表“能夠”。然而，話還得說回去，如果連“知道”也不想的話，又怎能夠“何時止步，何時放棄，何時前行”呢？ 】
一段“文革”已似過眼煙雲，一場浩劫已經事如春夢。但是，一份愧疚依然深藏，一種罪責始終重壓。那就是我們不曾講述的“文革”經歷，不願否定的青春年華。為了珍惜過往的年輕，為了守護曾經的真誠，我們一直掩飾自己，直到掩藏了為害，掩蓋了歷史。終於，公眾記憶中，沒有了我們的罪過；歷史譴責里，只剩下個“王張江姚”。 對“文革”的無知，直接影響對歷史的解讀。剛剛過去三十多年，“文革”便已模糊不清。因為弄不清那血雨腥風戕害了多少無辜生命，搞不懂那大風大浪湮滅了多少人性良知，於是，非親歷者以為那場“偉大革命”有“歷史合理性”，親歷者也有人依舊鼓吹“群眾運動”、“階級鬥爭”。如果繼續剝奪對真相的回憶，同樣的真相就可能再次上演；如果從社會災難中找出“合理性”，同樣的災難就一定重複發生。 我們確實有過真誠激情，我們當真以為目標高尚。但是，我們對什麼真誠？我們看什麼高尚？ 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們忽然敵我分明；青春年少的花季，我們轉眼虔誠迷信。同樣是人，我們分出三六九等；同樣是友，我們撕裂成對立陣營。我們迷信“語錄”，崇拜教條；我們掃除“四舊”，輕侮人權；我們燒毀書籍，蔑視知識；我們破壞文物，褻瀆文明。一個個“敵人”被打倒，編成了我們的光榮花環；一次次謊言和暴力，鋪就了我們的革命征途。父母悲慟於我們的劃清界限，老師嘆息於我們的揭發傷害，親友傷惋於我們的迴避疏遠，同學強忍於我們的咄咄逼人！師長、父老被侮辱被損害時，我們沒想過應該挺身保護；優秀文化被指為“封、資、修”時，我們沒有思考也不去懷疑。抄家虐待“走資派”時，揪斗侮辱“反革命”時，我們可能還去欣賞暴力；你方唱罷我登場時，反認他鄉是故鄉時，我們很少能去質疑荒唐。我們強制鄉親“割自留地尾巴”，無異於給飢餓光景雪上加霜；我們鄙視村中“地富反壞”，等同於在惶惶亂世趁火打劫！ 那時，我們真誠地貫徹了“最高指示”，站在了“敵人”之上，卻不知，竟讓無數人蒙冤受屈、忍辱負重。我們高尚地保衛了“紅色江山”，接近了“偉大”目標，卻不料，竟交出了人性的意志和靈魂。 為什麼對簡單誇大的階級鬥爭，我們沒有過懷疑？為什麼對人多勢眾的群眾運動，我們沒靜下思考？為什麼在群體的狂熱中，我們失去自我？為什麼在崇拜的偶像下，我們滿眼敵人？為什麼我們會頭腦簡單、觀念極端，任它深刻而痛苦地傷害親情、友情、鄉情和愛情？面對“文革”時，我們是否問過一句為什麼？哪怕是僅僅一句…… 我們為什麼沒有問過為什麼？ 喪失思想能力的青年時代，真能有寶貴的青春價值？失去自我意識的群體迷幻，還能值得“青春無悔”？那時，影響我們想象力的，並非事實，而是信念。信念成為斷語，便一夜普及；信念成為迷信，便強大如斯。我們以為揭開了幸福的秘密，其實不過是妄想；我們以為投入進偉大的事業，其實不過是膜拜。我們陷入群體幻覺，對強權卑躬屈膝；我們失去人格意識，對個人唯命是從。我們服從別人慫恿，深信自己肩負使命；我們感覺群體強大，專橫推行簡單教條。一個群體目標，取代了我們的所有理想；一場想入非非，替換了我們的所有幸福！事實上，只要效忠個人，我們便不會辨別真偽，立刻失去個性；只要感情狂暴，我們便沒有推理能力，變成烏合之眾。只要我們的精神統一於一家，我們就一定會拒絕討論，而用言行暴力去傷害別人。那種排斥一切的平等精神，對自由和個人生命價值視如無物，毫不尊重；那種為信念和領導者而戰的大眾民主，只可能對非民主制度五體投地，無限忠誠。於是，我們成為被製造的人民意志。而人民呢？人民在這種意志下蒙受苦難！ 我們都幹了些什麼！多年以來，我們沒忘記自己曾為害他人，沒忘掉自己曾愧對他人，在心中一次次否定那些行為。但我們也一直迴避它們，怯於面對，羞於啟齒。然而，人性的原則高於一切。迴避過錯，實際上還是在漠視曾經的人間苦難；不敢面對，說到底還是沒勇氣建立人性良知。誰都不願意咀嚼吞咽記憶的苦果，誰都不情願剖剝撕扯良心的譴責，但以人性反思，我們覺得，每個人的懺悔，都可能成為人類文明的經驗。 因此，我們才懂得：應該道歉，必須懺悔。 我們曾問自己：“有什麼可懺悔的？”我們本來就是“文革”受害者，“文革”帶來的無盡惡果，至今無數人仍在承受。“文革”不是我們發動，極左不是我們創始——懺悔，是為自己的錯誤選擇承擔良心責任，而我們只是聽命，無權選擇——他們不懺悔，我們懺悔什麼？ 自古以來，一切製造社會、文化浩劫的權力者，從無懺悔，尚無先例。在他們那裡，不存在懺悔不懺悔的問題，只存在歷史評判的問題。而在我們，懺悔，是良知的自覺，是人性的升華。由此，寶貴的人類文明經驗——寬容和寬恕，才不會失去價值。我們懺悔，社會一定更寬容；我們懺悔，人類可以更寬恕。 個人良心需要我們懺悔。亂世中不是所有人都有過分之舉。在有組織、有計劃的迫害運動中，我們的暴力行為、不齒行為，使我們成為事實上的“文革”積極分子——罪過參與者。而我們更可能從中發泄，出頭表現，“靠攏組織”，牟取利益。我們的更積極，更衝動，造成的傷害更嚴重。捫心自問，我們做不到無動於衷。 社會後果需要我們懺悔。像當年的德國青年服從他們的“元首”一樣，我們投身侵犯自由的客觀後果，傷害了別人，傷害了社會。我們作為“文革”受害者，認為發動者應該負責；我們作為“文革”加害者，自己就無須承擔責任？！道德罪過關繫到個人的言論和行為方式，是我們必須承擔的責任。越是受害者不向我們提出責任要求，我們就越是捫心自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將心比心，能不道歉？！ 政治責任需要我們懺悔。我們曾經狂熱擁戴，支持極權不法，支持破壞制度，因此成為政治行為。政治責任關繫着公民賦予政權及其行為以合法性，是每個公民都推卸不掉的共同責任。有了我們原始般的“三忠於四無限”，專斷強權才可以肆無忌憚。捫心自問，作為謬誤的土壤，我們應該追究總結。 文化責任需要我們懺悔。即使是被迫的、無能為力的，我們都對那時的“屈從權力”行為負有責任。因為，我們繼承發揚的，是皇恩浩蕩、感恩戴德、君命如天、血報皇朝、皇權長久、聖壽無疆。這都是些什麼？捫心自問，我們應該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做什麼？ 歷史責任需要我們懺悔。今天，我們有了比較、辨別文明和反文明的能力，也就有了對人類、對後代做出交代的能力。即使罪不在我，但我們曾經經歷，曾經錯誤。災難親歷者的應有責任，是建設一個限制暴力、誣告、陷害行為，抑制群體狂熱行為，能保證每一個人都無法為害的文明制度。懺悔和反思，才能找到並杜絕政治制度、社會價值和文化層面上的災難根源，讓未來不重蹈覆轍。因此，捫心自問，我們有必要對曾被傷害的人們，對曾被玷污的歷史，大聲地說：對不起！ 罪過的歷史必然是苦難的歷史，不應該無影無蹤。集體無意識必然犯有集體罪過，不應該毫無罪惡感。我們的青年時代一度失敗，就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和人格一度葬身於“文革”。 “文革”中，我們也曾經“懺悔”，但那不是面對人性。“靈魂深處鬧革命”的結果，是為信念的勝利而決心獻身，是群體無意識的自大狂妄。那種面向強人秩序的懺悔，有無知洗腦的感恩，有極權高壓的被迫，也有趨炎附勢的自覺。在任何有違“最高指示”的思想言行都可以成為罪行時，那種懺悔是極權與迷信統治的工具。 “四人幫”審判後，“文革”發動者不用承擔責任了，無限忠於“文革”發動者的我們，也不用對“文革”及其罪過承擔責任了。我們輕鬆地成為了免除責任的無名氏。但是，不會對反文明負責的話，怎麼能學會對文明負責？如果用年輕的真誠為自己辯護，我們就永遠不知自己曾經良知泯滅。如果不用對罪過負責，我們就永遠可能再次擁戴罪過。 懺悔，本質上是個人心靈行為，是敞開胸襟，與靈溝通，是進步和文明。懺悔反思，才能將過去的不堪經歷，變成未來進取的經驗教訓。否則，會在面對社會不公時，從普遍貧窮和“文革”運動中尋找對抗現實的思想資源。那只能導致以革命的方式解決矛盾，以專制的結果終止衝突，把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再度引向災難。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未來。將我們的個人經歷講給公眾，是靠近良知的大醒大悟，是面向未來的義無反顧。只有今天能得到反思懺悔的權利，我們明天才能得到民主自由的權利。而那，才是改良社會不公、建設文明未來的文化和制度保證。 歷史假相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巨大障礙。懺悔，就是說出真相，請求寬恕。未來，必將用了解真相的方式清算歷史，用公開真相的方式還原歷史。清算不是復仇。只要有懺悔，便可得寬恕。因為，懺悔是拯救我的靈魂，寬恕是拯救他的人性。 人類的災難多來自人類的傲慢。“文革”精神的本質便是如此，是想通過侮慢人性，成為他人的上帝。懺悔，便是放棄傲慢，向人性謙卑。 我們知道，罪過的反面不僅是德行，更是信心。看似無力卻異常堅韌的文化和文化的最終產品——精神與人格，是我們面向未來的最重要資源。當“文革”懺悔成為全民族的文化行為時，我們的民族精神才可能更理智，更寬容，更崇高，更自由。 如果能由“文革”青年一代引領“文革”懺悔，我們將不枉親歷歷史災難，我們曾經的青春才能有些許價值。我們以為，只要我們做起了這件事，我們就負起了歷史責任；只要我們記下了歷史，它就終將會被人閱讀。 讓我們對孩子說：不要放棄對災難的記憶，否則災難會降臨於你。 《我們懺悔》編委會（2008年）
【原文出處：https://book.douban.com/reading/31275744/ 另請參考：http://phtv.ifeng.com/program/ymxtx/detail_2014_02/26/34199653_0.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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