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演义三一：悲惨中国继续疯狂跃进 五千万农民化骷髅白骨 巴山老狼 著 第四篇： 中华民族第二次大劫难―― 疯狂的大跃进、庐山会议、五千万农民活活饿死 第三十一章 悲惨中国继续疯狂跃进 五千万农民化骷髅白骨 以政治运动推动生产发展，这是毛泽东搞经济的惯用手法。也是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右倾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后，毛泽东无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事实，不顾数亿农民正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现状，硬说“我国国民经济中主要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常的”。9月14日，毛泽东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说：“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并把因搞大跃进造成的生产下降和各大城市经济生活的困难归罪于彭德怀等人，说成“是由于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作怪”造成的。 十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全国工业生产会议召开，会上安排了第四季度的生产，提出保证全年一千三百万吨钢、三亿四千万吨煤、等一系列高指标计划。为了完成这一计划，十月二十三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提议重新开工新上项目二百三十个，追加基建投资十三亿元。基建战线扩大后，职工队伍再次膨胀：一九五八年底职工总数为四千五百三十二万人，其中近半数是大跃进中新增加的，五九年初决定减少八百万人，庐山会议前已减少五百万人。反右倾后，再次大干快上，到五九年底职工总数反比五八年底增加三十万人。 经过反右倾和拚设备、拚劳力、拚资源的蛮干，一九五九年战绩辉煌，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统计：一九五九年产钢一千三百三十五万吨，煤近三亿五千万吨，粮食五千四百亿斤，棉花四百八十多万担。可谓项项跃进。毛泽东继政治上取得揪出“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后，又取得了经济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只是上面公布的数字，特别是粮食、棉花数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在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连续“跃进”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准备着一九六Ｏ年的跃进。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一九六Ｏ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一九六Ｏ年钢产量要达到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煤四亿二千五百万吨，粮食六千五百亿斤棉花六千万担。分别比一九五九年完成的指标高出23－33%！ 一九六Ｏ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六十年代》。宣布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在一九五九年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的号召已经实现，并宣称：“我们不但对于一九六Ｏ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于整个六十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信心。” 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提出了三年设想和八年设想。其三年设想的目标是：一、提前五年实现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十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二、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三、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科学规划纲要。八年总要求是：以共产主义的雄心大志，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保证工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基本上实现我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经济体系，使我国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制度中要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一九六Ｏ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拟发的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上批示说： 看起来，以大工厂、街道、机关学校三种为中心，而又有各种所有制（国有制、社有集体制、社以下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于一个公社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 挂上公社的牌子则是可以的，……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最好有一位书记专管城市人民公社。中央希望今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各城市应派一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等处去参观那里的人民公社。 一九六Ｏ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城市的人家家户户又把家中的坛坛罐罐砸得稀烂，把铁锅送进毛泽东的炼钢炉。到这年底，全国城市有六千多万的居民成了“城市人民公社”的社员！ 在农村人民公社已活活饿死上千万时，毛泽东又把人民公社又办到了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几百、上千的城市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挤在毛泽东搭的灶台上的抢着一锅清水红苕稀饭大锅汤，煞是热闹好看！ 而毛泽东和中共的各级高官呢？他们吃的是专门特供的鸡鱼鸭肉，专配的厨师为他们各家各户单独调制美味佳肴，与自己的妻儿老小们慢慢地、愉快地享受着。 毛泽东的“大跃进”在第三个年头终于到了一鼓作气、再竭三衰的地步，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上的“跃进”掩盖不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全面崩溃的严峻现实，人民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当年划为右派的顾准先生被遣送农村劳改时亲自经历、目睹并记录下的人类历史最悲惨的一幕： 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尤其晚饭三百斤菜，七十五斤米的菜饭，加一盆红薯叶，居然吃完。饥饿是可怕的。（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１日） 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杨陆何三人中的好对象得以早上喝一次菜汤。想如何搞一点红薯与胡萝卜吃。（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平均５日） 劳动队的肿病一下子在一个月内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７日）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缝纫室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１９５９年旱灾，１９６０年春夏还有多少人死亡呢？（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４日） 劳动队真是天堂。徐从周的孩子在这时吃了早晚两顿稀饭，欢喜得不得了。徐从周是在避难所时。我对他说，现若他仍在农村目击心伤，如何过去？（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４日） 刨红薯，民工过路，羡慕不已，都到地头捡残屑，驱之不去。一个新发明，红薯藤磨粉。（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３日） 死人已知柳学冠之弟、杨文华之女、刘文惠之父。其他所说的还不少。（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７日） 附近路倒尸二起。黄渤家中……十五人中死了五个。（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７日） 柳学冠家母弟同时死了，杨柔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３０日） 为了果腹，大知识分子顾先生也去偷吃萝卜，实在是“有辱斯文”，不过天良不泯，还三省吾身：“我是否变得卑鄙了？” 顾淮先生所记是一九五九年底，那么更为艰难的一九六Ｏ年、一九六一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惨状？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丛进先生所著《曲折发展的岁月》载： 一九六Ｏ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完成了2065亿元，只达到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最高指标的69.3％ 农业在一九五九年已大幅度下降之后，继续大幅度下降。 一九六Ｏ年农业总产值415亿元，比一九五九年又下降了12.6％ 粮食产量，据一九六一年核实只有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的3900亿斤下降了26.4％ ，跌到了一九五一年2874斤的水平。 棉花产量，2126万担，比一九五九年下降了37.8％。也跌到了一九五一年2062万担的水平。 油料作物，3405万担。比一九五九年下降了50.9％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54％，跌到了建国时的水平以下。 就农业而言，三年并没能够“跃进”，恰是大幅度“跃退”了。 一方面是粮食产量自一九五九年起连续下降，另一方面是高征购、高销售。一九五七年度征购粮食961亿斤，占年产量的26.4％比较正常。一九五八年度征购1095斤，占年产量的27.3％已经多了。一九五九年度征购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一九六Ｏ年度征购1024亿斤，占年产量的35.7％。 使得农村留粮，由一九五七年的2940亿斤减少到一九五九年的2052亿斤，一九六○年的1846亿斤。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七年减少37.2％按人口平均的农村粮食消费量，由一九五七年的409斤，降到一九五九年的366斤，一九六○年264斤。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35.3％ 在高征购但又高销售之下，国家库存周转粮耗多补少，连年下降。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国家存粮386亿斤，一九五九年六月底降为343亿斤，一九六Ｏ年底又降为127亿斤，连正常情况下的铺底粮和运转状态的周转粮数量都不足。农村粮食短缺，国家存粮无几，一些大中城市几乎脱销，全国大约缺少三千万人一年的口粮。 …… …… 轻工业出现从未有过的下降情况。 一九六○年轻工业产值550亿元，比一九五九年减少9％。棉纱产量下降了28.6％棉布下降了28％。食糖等某些轻工产品下降了60％。人们很需要的轻工日用品供应日益减少，呈现出奇缺现象。 重工业在农业、轻工业大幅度下降的同时，更加孤军冒进。 一九六Ｏ年重工业产值1100亿元，比一九五九年增长25.9％。加上一九五九年、一九五八年的冒进增长，一九六Ｏ年的重工业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2、3倍。 钢的产量1866万吨，比一九五九年增长了34.5％钢材增长23.8％。原煤增长7.5％。发电量增长40.4％。水泥增长27.5％。金属切削机床增长32.9％ 一方面是重工业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是一九六Ｏ年的农业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14.8％。重工业的发展不但完全脱离了农业基础的状况，与轻工业的情况不相适应，也为重工业自身所无法承担的。重工业严重挤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比例更加失调。一九六O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农业的比重由43.7％下降到21.8％轻工业由31.2％下降到26.1％，重工业则由25.5％猛增至52.1％。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过高，效益下降。 一九六○年全国基建投资总额389亿元，比已经很膨胀的一九五九年投资又多39亿元，增加10％。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基建投资合计996亿元。比“一五”计划五年的总和550亿元还要多81％。这种庞大的基本建设规模，是建立在一九五八年粮、棉高估产（产粮7500亿斤、产棉6600万担）基础上的，计划一九六二年要达到钢产量5000万至6000万吨的目标来安排的。挤垮了农业，挤伤了轻工业，重工业自身到一九六Ｏ年底后，也站不住而掉了下来。 …… 国家财政连连出现大量赤字，通货膨胀，商品价格上涨。 三年“大跃进中发生大量财政赤字，一九五八年为21.8亿元，比一九五六年冒进造成的赤字要高出３亿元；一九五九年赤字猛增为65.8亿元；一九六Ｏ年赤字又高达81.8亿元。三年合计169.4亿元。一九六一年仍有赤字10.9亿元。 为弥补赤字，大量增发票子，造成通货膨胀。一九五七年末的货币投放量为53亿元，一九五九年上升到75亿元，一九六Ｏ年上升到96亿元。作为三年“大跃进”的后果，一九六一年又高达125亿元。 一方面是多发票子几十亿元，另一方面是国家掌握的商品急剧减少，库存锐减。这两方面失衡，物价就上涨。许多商品国营有价无货，自由市场上价格高于国营牌价达数倍至十余倍。一九六Ｏ年零售商品的货源与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差额高达74、8亿元，占当年社会购买力的10、4％。 人民生活方面商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奇缺，人民生活陷入连续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严重困难之中。 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据调查，城乡人民的平均粮食消费量，由一九五七年的406斤降为一九六Ｏ年的327斤，减少了19.4％，其中农村的人均消费量下降了23.4％。植物油的平均年消费量，由一九五七年的4、8斤下降为一九六Ｏ年的3.7斤，下降了23％，其中城市的人均消费量下降了31％。猪肉的平均消费量，由一九五七年的10、2斤下降为一九六Ｏ年的3.1斤，下降了70％。其中城市的人均消费量下降了78％。 人民身体素质下降，加上长期紧张地劳动和疾病流行，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一九五九年是6.72亿人，一九六Ｏ年为6.62亿人，即减少1000万人，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了１３００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２％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一九六一年总人口应比一九五九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一个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千万，一个经济损失估算三年为1200亿元，这集中地说明了三年“大跃进的惨重代价。 而且后来又用了五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才使之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产量水平。国家的建设走了大弯路，在一些重要方面丢失了八年的时间。而恰是在此期间，一些国家如日本等，经济与科技得到迅速发展，我国与他们的差距拉大了，这又是一个长时间中弥补不了的重大损失。 丛进先生写此书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师职干部、大校军衔。其著作资料来自于中共官方。而中共官方所公布的东西都是把灾难尽量缩小。实际情况远比该书所描述的严重得多！书中透露出的一九六零年农民人均年口粮仅264斤，且没有任何副食品，就能看出当时农民们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惨状！ 丛进先生书中的“饿死和少出生人口四千万”并非精确统计数字。而且这一数字所包括的时间跨度仅两年。实际上饿死人在一九五八下半年开始，直到一九六二年夏粮丰收为止，时间跨度达三年半。若以上统计数字是一九五九年一月至一九六一年一月的数字，那么一九六一年一月至一九六二年夏粮丰收前这一年零五个月时间中饿死的人并没计算在内。若以上统计数字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的数字，那么一九五九年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饿死的人并未计算在内。两年中饿死和少生四千万，那么三年半时间至少应有七千多万饿死和少生的！ 特别应该提及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就在中国数千万农民活活饿死的三年间，毛泽东为了换取黄金美元，反而大量向国外出口粮食！据史载：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间，中共向东欧共产国家出口的粮食达四百多万吨之巨！不但大量出口粮食，甚至向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非洲国家送出大量粮食！ 三年大跃进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近四十年来，中共当局对此讳莫如深。二○○○左右，中共官方著史，说的是活活饿死三千七百万！ 一九九三年六月，笔者在四川省图书馆看到某杂志上发表的军队作家金辉先生的文章，金辉先生根据中共官方所公布的直接和间接资料详细推算出了一个结果：三年大跃进活活饿死农民达五千三百万人！ 笔者后来用一简单方法作了一个计算：一九五七年中国人口官方公布是六亿五千万人，一九五七年出生率与死亡率相抵后净增长率为2.3％，依此类推，正常年景，若无大规模饿死人情况出现，则一九六五年中国人口应是八亿人；但官方公布一九六五年中国人口普查仅是七亿二千多万人。那么三年“大跃进”饿死和少出生的人口达七千五百万左右！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末出现饥荒的省份和城市人口继续高速增长，所谓少生只是在出现饥荒饿死人的省份的农村。少出生人口若以一千五百万人计，饿死人数至少在六千万以上！ 这真是一幅尸横遍野、白骨如山、鬼哭狼嚎、惨不忍睹的“反右倾”“战果”图！这就是毛泽东三年“大跃进”带给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中国人民的白骨能垒出比珠穆朗玛峰还高的高峰！毛泽东欠下中国人民如此一笔巨额超级血债，自感难以向中国人民交待，因而编出了两点理由： 一、 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其实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局部的自然灾害年年都有，但从未有全局性的灾害发生。据气象资料表明，“大跃进”时期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其它年多，把人为制造的灾难归罪于老天爷，老天爷能答应吗？其实毛泽东的这一谎言在一九六一年被刘少奇当众戳穿。5月31日在中央工作会上刘少奇说：天灾在大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缺点错误恐怕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二、 苏联逼债造成的。苏联逼债一说又遭到刘少奇的抵制，一九六一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会上作报告。毛泽东审阅的报告上本有“造成当前困难原因是苏联逼债”的词句，但刘少奇在宣读时故意将此话删去。 为弄清“苏联逼债”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笔者曾多次查阅中共官方所公布的相关资料，但万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资料能证明苏联逼过债。撤退专家是事实，但从没有逼债一说。与此相反，在丛进先生所著《曲折发展岁月》中记述：中苏反目后，赫鲁晓夫得知中国大批农民饿死的事，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借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五十万吨白糖以解燃眉之际，以后丰收了再偿还。但此时的毛泽东正想把饿死人的事推给赫鲁晓夫，岂会答应？若接受了赫鲁晓夫的粮食援助至少能救活二千万中国农民！ 关于苏联逼债一事，笔者当年还是一个儿童时就听大人们说：苏联逼债时手段毒辣，中国送去抵债的鸡蛋、桔柑等货物苏联方面派专人用一箍圈检验，若鸡蛋、桔柑等物恰从圈中通过即算合格，若大了或小了都一律不要，且不准中方运回国内，就地倒入河中。 全国弄得最惨的地方要数河南省的信阳地区。据苏晓康先生《乌托邦祭》载： ……从一九五七年夏天开始，省长吴芝圃拿省委书记潘复生开刀，在党内大批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为大跃进打下了基础。省长敢斗省委书记，各级班子自然斗得更凶，以反右倾为中心的干部作风上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从那时就在河南司空见惯了。 正是在这样高压政策下，河南在大跃进、公社化狂飙陡起之时，比别的地方都有更充分的精神准备。一九五八年春季，吴芝圃就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的惊人口号：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四无省”，绿化、消灭文盲，等等。吹牛浮夸之风也令全国望尘莫及：小麦卫星一直放到西平县的亩产7320斤，钢铁卫星一直放到新乡地区的日产120万吨，均为“世界之最”。一九五八年的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竟高估这702亿斤，导致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因向农民追逼粮食而捆、绑、吊、打、捕的现象十分严重。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来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 吴芝圃就是在这样的热昏疯狂状态下，背着河南农民无数饥饿而怨恨的目光，登上庐山的。八月中旬他从庐山下来，就更加恶狠了。他回到郑州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河南人民真正的大难临头了。 一九五九年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减产，农民拼死力苦干，实产210亿斤。但吴芝圃是不管老天爷算老几的，偏要把大灾年当成大丰年。他一手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一手托着“右倾”帽。那帽子分为八种，即批“三论”（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又批“五派”（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账派、炉前摇头派），大帽子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党内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 这年秋后，第二次“共产风”又刮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一九五八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象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征购粮，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跃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后来河南省委在向中央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 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甚至喂牲畜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到了一九六O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开始大量外逃或饿死。 然而那位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间，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栏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都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 ；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这位路宪文书记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骄傲霸道，乃是因为他拥有一件最为得意也最具资本的功劳：他管辖的遂平县峭岈山卫星社，在一九五八年四月，率先由二十七个小社合并为大社，成为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有这样一块金字招牌，他还怕什么？ 饿死近一百多万人的信阳事件，就是在这般令人发指的暴虐之下发生了，毋庸置疑，它是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直接后果。大灾难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十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了639个。全区有不少死绝户。有的只剩孤儿。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统计，孤儿达12000人之多！ 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四百四十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值得再书一笔的是，就在这样惨烈的灾难中，当老实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批倒毙下去的时候，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了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也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内中除按当时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按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建成后，“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这群别墅竟长年闲置，无以利用，也渐荒芜，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朽烂。只是那幢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 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当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四川民众在“反右英雄”李井泉的统治下所受的苦难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四川本不缺粮，但李井泉为了完成上调粮食指标，同吴芝圃一样，采取一切手段掠夺农民的粮食。致使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尸横遍野，鬼哭狼嚎！前四川省委副书记廖伯康在向当时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杨尚昆汇报工作时，经杨尚昆决定：上报饿死一千万。而四川实际饿死者在一千三百万以上！根据中国人口统计数字：一九五七年四川人口普查时人七千二百万人，到一九六O年底，仅六千二百万人！净减一千万！！期间如人口正常增长至少达七千六百万以上！差额达一千四百多万！仅郫县一个县，三年人口从二十九万降为二十三万，活活饿死六万多人！李井泉踏着四川农民的尸骨登上了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的宝座！ 有关四川省饿死人一事，最近笔者在网络上看到李井泉秘书回忆大饥荒的文章。说当时主管经济的李先念多次催李井泉调粮食，但李井泉以四川已经在大量饿死人为由拒绝。随后时任中共总书记的邓小平亲自打电话给李井泉，说的是：现在全国都在饿死人，但总不能饿死北京人、上海人和大城市的人，要饿死人也只能饿死我们四川人。四川不调粮食，中央向谁调粮食？ 如果李井泉秘书所言是实，那么四川一千多万农民活活饿死之巨大罪行当有邓小平的一份责任。当然造成这一巨大灾祸的最大罪犯是毛泽东！ 看了这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惨烈暴行，身为一个中国人，能不动容？能不义愤？能不咒骂万恶的共产专制？能不痛恨专制魔头毛泽东？ 人类历史上哪个国家、哪个朝代象共产党这样从种粮人的口中掠夺过粮食？！ 哪个国家、哪个朝代象共产党这样为了抢粮食将种粮人关监、拷打、折磨至死？！ 哪个国家、哪个朝代出现过不许灾民外出逃荒，只能在家中活活等死的事？！ 哪个国家、哪个朝代了出现过一个地区就活活饿死近百万人、一个国家就活活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 连死去两千多年，以残暴闻名于世的秦始皇也未曾如此这般！秦始皇地下有灵，面对共产专制的暴行，面对毛泽东的残忍也会自愧不如也！ 这样的暴行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亿万中国人民高唱“东方红、太阳升；……毛主席、爱人民”的时候，可曾想过毛泽东当年是怎样在“爱人民”？！ 当毛泽东仅仅是为了证明“大跃进”政策的正确，逼得中国几千万农民活活饿死的时候，可曾想过这些都是衷心爱戴着自己的子民百姓？！ 当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直到今天我中国大地还有人把毛泽东当作神明，对其顶礼膜拜时，他们可曾认真地想过：毛泽东究竟为中华民族做了那一件好事？！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华民族历史上可曾有过如此暴戾无常，如此残忍血腥的帝王？！ 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自从世界上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全人类历史上可曾有过几千万人民活活饿死的惨状？！ 当历史记录下二十世纪杀人魔王希特勒法西斯发动二次世界大战而造成近四千万人的死亡时，别忘了还有一个比希特勒更残忍的杀人魔鬼毛泽东制造出来的饥饿屠杀了五千多万贫穷、善良、纯朴的中国农民！ 毛泽东比之希特勒更残忍之处在于：希特勒屠杀的是外族人，而毛泽东屠杀的是爱戴着自己的子民！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永远记住这个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悲惨的惨案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有五千多万的农民活活饿死在富饶美丽的中国大地上！ 更应当记住这一惨案的制造者――人类几千年历史最大的迫害狂、最大的杀人魔头毛泽东！ 数千亿的金钱付之东流，数千万亩森林化为灰烬，数千万农民活活饿死……这就是毛泽东为证明自己“大跃进”路线正确而让国家、民族、人民付出的惨重代价！在这场灾难后，毛泽东不但权力稳固，似乎他还升了一级――由人而神了。中国几千万饿死鬼的幽灵托起了一个“救世主”般的狰狞恶神。这样一来，中国人民的灾难远未结束，这狰狞恶神制造的更大的灾难还在向贫穷善良的中国人民招手、狞笑！ 五千多万活生生的农民化作五千万具骷髅白骨，五千多万具骷髅白骨化作令中华民族子孙万代都无比愤怒的感叹号和巨大问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