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先生为什么没能创造历史？

——兼论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的缺陷

一代中国民运的代表人物刘晓波先生近日过世。本人首先对刘先生为了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示敬意。然后想从一个可能有些独特的角度去分析刘先生的英勇奋斗没有成功的原因。

早在40年前的中国文革时代，本人就读过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以下简称普氏）的一篇著名的不长的文章：《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深为该文的逻辑力量所震撼。到得今天，积累了多得多的人生阅历的自己，已经可以发现该文其实还有不止一个的重大缺陷。

今天借刘晓波先生过世机会，想用补充后的普氏逻辑，来分析一下刘先生的奋斗的意义。

刘先生的奋斗、献身，其目标和中国海外的民运集体一样，是想在中国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至于刘先生个人主张的“让中国解体”、“西方化就是人化”等观点因在民运集体中缺乏共性，本文将不予提及。）本人想在这里简单剖析的是，这是不是一个现实可行的奋斗目标。

笔者首先要陈述一个大概是无人可以否认的基本事实，就是海外的中国民运团体，从1980年代的王炳章和《中国之春》到今天的刘晓波和《零八宪章》，从头至尾，除了89年那一小段时间，没有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现实生活，发生真正重大的影响。海外民运团体如今支离破碎，可谓奄奄一息。世人对这股势力在中国政治将来的发展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普遍表示高度怀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其最基本的原因，无可怀疑，是因为中国现在的执政集团，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引导下，35年来，取得的各方面发展成就，为其执政权力赢得了巨大的合法性。第二位的原因，自然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的制度表现实在是不够良好了。这个不够良好还分在西方本土的多重困境和其制度在非西方的传播结果差劲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最触目惊心的联合后果就是西方人对中东的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干预给那里带来的灾难和给自己带来的恐怖袭击与难民潮。

比较一下，1980年代，有个名叫遇罗锦的异议人士曾说：”如果开放边界，中国人会跑得只剩下中南海的小猫三只两只。”大家都知道，现在出国旅游的中国人，一年超过一亿。这些人99.9%以上，都会自愿回到中国。虽然他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国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制度，至少本人也认为，还有诸多缺陷，还存在非常大的发展余地，完全没有达到成熟境界。但是很明显，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中国急需改行西式的多党普选轮替制度。

我这里先从普氏雄文中转引普鲁士铁血宰相卑斯麦1869年4月16日在北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发表的如下一段话：“先生们，我们既不能忽视过去的历史，也不能创造未来。我希望你们预防一种错觉，由于这个错觉人们把自己的钟表拨前一些，以为这样做他们会加速时间的流逝。…… 我们不能创造历史；我们应当等待历史自动形成。我们把水果放在灯下是不会加速它们的成熟的；如果它们尚未成熟我们就摘下来，那只会阻止它们的生长和损害它们。”

从王炳章到刘晓波们之所以误会了历史，也被历史误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把握好这种历史的脉搏，去做了那类“错拨时钟”、“把水果放到灯下”式的活动。

那些民运人士会永远地、反复地提到89年中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当年那场风波的意义，本人还是通过普氏转引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莫诺如下一段话来帮助理解：“史学家们太习惯于一味注重人类活动那些光辉灿烂、显赫一时然而转瞬即逝的表现，注重伟大事变和伟大人物，却不去描绘构成人类发展真正有价值而非暂时的部分的那些经济条件和社会设施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实际上，重要的事变和人物正是作为人类发展不同时期的符号和象征才是重要的。被称为历史事变的绝大多数事变之于当今的历史，就像波涛之于潮水涨落的深厚而经常的运动一样，波涛在海面上产生，一时由于灿烂的阳光而绚丽夺目，随之碎散在沙岸上，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

89年代的事情，至少对于中国，的确“就像波涛之于潮水涨落的深厚而经常的运动一样，波涛在海面上产生，一时由于灿烂的阳光而绚丽夺目，随之碎散在沙岸上，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 而1978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改革开放，就是那种“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重要的事变【比如抓捕四人帮，比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人物【比如邓小平】正是作为人类发展不同时期的符号象征才是重要的。”

当然笔者知道，89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在东欧却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了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的导火索。同一个思潮，在东欧导致深刻的历史变革，在中国就没有，这绝不是偶然的。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与东欧不同的历史路径。简单一句话，那里是欧洲，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东欧和西欧走上同一条路是符合逻辑而顺理成章的。

而中国则不一样了。它是与西方文明同样悠久的东方文明的鼻祖，其历史、政治传承之厚重，举世无匹。

在非西方世界，只有东亚的日本+四小龙在威权体制下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发育出了足够的中产阶级，然后才演变出类似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这些准西式的制度在东方的运作比起在西方的祖家，总还是有好些失真变形之处。为什么只有东亚？这个大问题此地无法详细探讨。

中国人想学习西式民主，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算起，其间多少志士仁人，奋斗牺牲，至今已有120年，乞未成功。这中间难道全是偶然的吗？黑格尔讲：“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这个自由始终得不到，难道不是对客观的必然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吗？

两千五百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民主制的社会基础是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本人现在感觉到，即使有一天中国有了很多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表现也会与西方的不一样。因为他们没有西方人的八大传承。（详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论述。）

下面是普氏的结论：“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得他最能为当时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响下产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伟大人物是创始者（Beginner）。这是非常恰当的称呼。英雄正是创始者，因为他比别人看得远些，他的欲望比别人强烈些。他会解决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提上日程的科学课题；他会指出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他会发挥首倡精神来满足这些需要。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英雄，不是说他似乎能够阻止或者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无意识的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任何英雄都不可能强迫社会接受已不适合生产力状况或者还不适合这一状况的那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不能创造历史，而且在这个意义上他徒然着手去拨动自己的钟表：他不会加快时光的流逝，也不会使时光倒退。”

那么，刘晓波们没有能够创造历史，是不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手中的钟表拨得太快了呢？是不是他们真的相信，西式的制度，只需要倚仗“天赋人权”，不需要依赖一定的社会基础，真的就可以普世，就是应当从亚马孙的丛林部落一直推行到阿富汗的塔利班兵营？

普氏说：“拿破仑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宝剑，他应运而生，因此成就非凡。”【不是原话，是大意。】那我只能说，刘晓波即使是一把宝剑，却没有一个中国的资产阶级想要拿起它。

现在本人想要指出普氏《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两个大的漏洞了。

第一个：普氏还是低估了英雄们可以对历史发展走上错误路径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英雄们不是不可以而是就是可以“阻止或者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他的活动并不仅仅是“必然和无意识的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比如斯大林的肃反运动，比如毛泽东发动文革。比如全盘公有制运动。这些历史事件，跨越的时间空间都太大，影响的人民和国家都太多。绝不是“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这样的说辞可以概括或表达。当然，那些人物领错的道路，终究还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人类终究还是会回到应有的正道。不过这个弯路可能长达数十年，可能充满太多的血泪。中国的当代史之那一段其实真还不算最糟糕的。比如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可是把自己的人民都干掉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呢!

还不要忘记，在普氏的时代（1856-1918）之后，1940年代的德国还出过希特勒，把欧洲的犹太人杀了600万。那应当不属于“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也不属于“必然和无意识的（历史）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呢。

第二个：普氏此文真的只是在“论英雄在历史上的作用”，而没有讲到“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比如，为什么那个全盘公有制运动仅在东欧和东亚发生？（古巴例外。）为什么改革开放运动在中国能够产生那么大的效果？不就是开放私有制吗？为什么那么多非西方国家从来没有搞过公有制，却并不能取得与中国或东欧在放弃错误的全盘公有制后相仿佛的发展？

在本人的理解中，历史运动，很多时候是由广大的人群凭借下意识的本能在运动。（比如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造富运动。）领袖们担负的只是开启闸门的责任。关起闸门，水的确流不出来。但闸门开启后，有多少水可能、可以或成功地流出来，则是在漫长得多的历史中准备和积淀而来，不是一代领袖所能真正左右的。（1990-2010年代的西方资本势力全力支持的经济全球化，可作如是观。西方长达450年的殖民运动，也可作如是观。）

还有另一个比喻：人民是水，领袖是舟。小水只能载小舟，大水则能载大舟。水能有多大，取决于很多的客观历史条件，远不仅只领袖个人能动性一端。比如中华民族能够成功成长到如此庞大，首先取决于地理、气候、周边民族环境等诸多客观因数。然后才是华夏文化的成长，然后才是杰出人物的贡献。（比如当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中国以外的全世界各地表现出来的经商和科技才能，肯定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系甚浅而与漫长得多的中国文化、历史关系甚深。）

对于领袖与人民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普氏的结论之外，笔者的补充结论是这样：人民和领袖互相引领，互相规限。“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伟大的领袖只能在伟大的人民中间产生，伟大的领袖也只能引领伟大的人民。如果一个伟大的人民暂时只拥有平庸的领袖，他们自然会想办法、找机会换掉他。如果一个伟大的领袖只拥有平庸的人民，那他的一生大概也只能是一事无成。当然最优秀的领袖可以把人民领向成熟。而整个人民的衰败也会让他们无法选出优秀的领袖。

这个人民与领袖互相引领和互相规限的概念和表述，普氏的文章里没有吧？他说的只是：“历史规律的力量高于英雄人物个人的意志。英雄人物的个人意志只有在符合历史规律的时候才会有力量。”

这些话实在也是说得很深刻。因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1976年的4.5运动能够为9月份华国锋抓捕四人帮带来底气，为什么华国锋挡不住邓小平的复出，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路线可以所向披靡，乃至为什么1978年就确立的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可以一直坚持到今天乃至以后很久的原因。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刘晓波。除了西方人的支持，除了中国一少部分知识分子的响应，他代表的思潮，在中国有（像改革开放路线那样）广泛的根基吗？刘晓波为什么没有中国的邓小平或者捷克的哈维尔那样一呼百应的势力/影响力？很遗憾、很抱歉，他不是那种应时乘势的英雄，他是生不逢时，同时也生不逢地。由于中国并未如他所愿经历300年的殖民历史，由于中国人并不像他所评估的那样劣等，由于有华夏文明自己太过深厚的历史积淀，本人评估，崛起中的中国将来一定不会走全盘西化的路。

请大家注意，本人从不认为，西方文明一无是处，反而是认为其有许多可以值得东方和世界取经学习借鉴之处，（尤其是其科技成就。）就是政治制度，其中的分权制衡、宪政等因素都值得学习。直接普选和多党轮替则相当可疑。中国将来会走的路，一定是一种中西结合的路，但会比新加坡的道路更有东方特色。因为中国实在太大，而且是东亚文明的祖家。是明眼人都看得到，西方文明正在衰落，东方文明正在崛起。全世界，尤其是东方国家，大可不必全盘模仿西方，大可不必都要以西方人的是非为是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