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先生為什麼沒能創造歷史？

——兼論普列漢諾夫《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一文的缺陷

一代中國民運的代表人物劉曉波先生近日過世。本人首先對劉先生為了理想獻身的精神表示敬意。然後想從一個可能有些獨特的角度去分析劉先生的英勇奮鬥沒有成功的原因。

早在40年前的中國文革時代，本人就讀過俄國思想家普列漢諾夫（以下簡稱普氏）的一篇著名的不長的文章：《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深為該文的邏輯力量所震撼。到得今天，積累了多得多的人生閱歷的自己，已經可以發現該文其實還有不止一個的重大缺陷。

今天借劉曉波先生過世機會，想用補充後的普氏邏輯，來分析一下劉先生的奮鬥的意義。

劉先生的奮鬥、獻身，其目標和中國海外的民運集體一樣，是想在中國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至於劉先生個人主張的“讓中國解體”、“西方化就是人化”等觀點因在民運集體中缺乏共性，本文將不予提及。）本人想在這裡簡單剖析的是，這是不是一個現實可行的奮鬥目標。

筆者首先要陳述一個大概是無人可以否認的基本事實，就是海外的中國民運團體，從1980年代的王炳章和《中國之春》到今天的劉曉波和《零八憲章》，從頭至尾，除了89年那一小段時間，沒有對中國的政治發展，現實生活，發生真正重大的影響。海外民運團體如今支離破碎，可謂奄奄一息。世人對這股勢力在中國政治將來的發展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普遍表示高度懷疑。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其最基本的原因，無可懷疑，是因為中國現在的執政集團，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引導下，35年來，取得的各方面發展成就，為其執政權力贏得了巨大的合法性。第二位的原因，自然是近幾十年來，西方的制度表現實在是不夠良好了。這個不夠良好還分在西方本土的多重困境和其制度在非西方的傳播結果差勁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的最觸目驚心的聯合後果就是西方人對中東的意識形態、政治和軍事干預給那裡帶來的災難和給自己帶來的恐怖襲擊與難民潮。

比較一下，1980年代，有個名叫遇羅錦的異議人士曾說：”如果開放邊界，中國人會跑得只剩下中南海的小貓三隻兩隻。”大家都知道，現在出國旅遊的中國人，一年超過一億。這些人99.9%以上，都會自願回到中國。雖然他們都知道，現在的中國還存在很多的問題。

就是中國的制度，至少本人也認為，還有諸多缺陷，還存在非常大的發展餘地，完全沒有達到成熟境界。但是很明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並不認為，中國急需改行西式的多黨普選輪替制度。

我這裡先從普氏雄文中轉引普魯士鐵血宰相卑斯麥1869年4月16日在北德意志帝國國會中發表的如下一段話：“先生們，我們既不能忽視過去的歷史，也不能創造未來。我希望你們預防一種錯覺，由於這個錯覺人們把自己的鐘表撥前一些，以為這樣做他們會加速時間的流逝。…… 我們不能創造歷史；我們應當等待歷史自動形成。我們把水果放在燈下是不會加速它們的成熟的；如果它們尚未成熟我們就摘下來，那只會阻止它們的生長和損害它們。”

從王炳章到劉曉波們之所以誤會了歷史，也被歷史誤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把握好這種歷史的脈搏，去做了那類“錯撥時鐘”、“把水果放到燈下”式的活動。

那些民運人士會永遠地、反覆地提到89年中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對當年那場風波的意義，本人還是通過普氏轉引法國著名歷史學家莫諾如下一段話來幫助理解：“史學家們太習慣於一味注重人類活動那些光輝燦爛、顯赫一時然而轉瞬即逝的表現，注重偉大事變和偉大人物，卻不去描繪構成人類發展真正有價值而非暫時的部分的那些經濟條件和社會設施的偉大而緩慢的運動。實際上，重要的事變和人物正是作為人類發展不同時期的符號和象徵才是重要的。被稱為歷史事變的絕大多數事變之於當今的歷史，就像波濤之於潮水漲落的深厚而經常的運動一樣，波濤在海面上產生，一時由於燦爛的陽光而絢麗奪目，隨之碎散在沙岸上，身後什麼也沒有留下。”

89年代的事情，至少對於中國，的確“就像波濤之於潮水漲落的深厚而經常的運動一樣，波濤在海面上產生，一時由於燦爛的陽光而絢麗奪目，隨之碎散在沙岸上，身後什麼也沒有留下。” 而1978年以來在中國發生的改革開放，就是那種“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的偉大而緩慢的運動。”“重要的事變【比如抓捕四人幫，比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人物【比如鄧小平】正是作為人類發展不同時期的符號象徵才是重要的。”

當然筆者知道，89年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在東歐卻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成了柏林牆倒塌、東歐劇變的導火索。同一個思潮，在東歐導致深刻的歷史變革，在中國就沒有，這絕不是偶然的。造成這種區別的原因，深深地植根於中國與東歐不同的歷史路徑。簡單一句話，那裡是歐洲，是歐洲文明的一部分，東歐和西歐走上同一條路是符合邏輯而順理成章的。

而中國則不一樣了。它是與西方文明同樣悠久的東方文明的鼻祖，其歷史、政治傳承之厚重，舉世無匹。

在非西方世界，只有東亞的日本+四小龍在威權體制下先完成了工業革命，發育出了足夠的中產階級，然後才演變出類似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這些准西式的制度在東方的運作比起在西方的祖家，總還是有好些失真變形之處。為什麼只有東亞？這個大問題此地無法詳細探討。

中國人想學習西式民主，從1898年的戊戌變法算起，其間多少志士仁人，奮鬥犧牲，至今已有120年，乞未成功。這中間難道全是偶然的嗎？黑格爾講：“自由是對必然性的認識。”這個自由始終得不到，難道不是對客觀的必然性沒有足夠的認識嗎？

兩千五百年前的亞里士多德就說過，“民主制的社會基礎是龐大的中產階級。”中國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但是本人現在感覺到，即使有一天中國有了很多的中產階級，他們的表現也會與西方的不一樣。因為他們沒有西方人的八大傳承。（詳見亨廷頓《文明的衝突》一書中論述。）

下面是普氏的結論：“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他的個人特點使偉大的歷史事變具有個別的外貌，而是因為他所具備的特點使得他最能為當時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響下產生的偉大社會需要服務。偉大人物是創始者（Beginner）。這是非常恰當的稱呼。英雄正是創始者，因為他比別人看得遠些，他的欲望比別人強烈些。他會解決先前的社會智慧發展進程提上日程的科學課題；他會指出先前的社會關係發展所造成的新的社會需要；他會發揮首倡精神來滿足這些需要。他是個英雄。其所以是英雄，不是說他似乎能夠阻止或者改變事物的自然進程，而是說他的活動是這個必然和無意識的進程的自覺的和自由的表現。”“任何英雄都不可能強迫社會接受已不適合生產力狀況或者還不適合這一狀況的那些關係。在這個意義上他確實不能創造歷史，而且在這個意義上他徒然着手去撥動自己的鐘表：他不會加快時光的流逝，也不會使時光倒退。”

那麼，劉曉波們沒有能夠創造歷史，是不是因為他們把自己手中的鐘表撥得太快了呢？是不是他們真的相信，西式的制度，只需要倚仗“天賦人權”，不需要依賴一定的社會基礎，真的就可以普世，就是應當從亞馬孫的叢林部落一直推行到阿富汗的塔利班兵營？

普氏說：“拿破崙是法國資產階級的寶劍，他應運而生，因此成就非凡。”【不是原話，是大意。】那我只能說，劉曉波即使是一把寶劍，卻沒有一個中國的資產階級想要拿起它。

現在本人想要指出普氏《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兩個大的漏洞了。

第一個：普氏還是低估了英雄們可以對歷史發展走上錯誤路徑產生的影響。事實上，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段內，英雄們不是不可以而是就是可以“阻止或者改變事物的自然進程。”他的活動並不僅僅是“必然和無意識的進程的自覺的和自由的表現。”比如斯大林的肅反運動，比如毛澤東發動文革。比如全盤公有制運動。這些歷史事件，跨越的時間空間都太大，影響的人民和國家都太多。絕不是“歷史事變具有個別的外貌”這樣的說辭可以概括或表達。當然，那些人物領錯的道路，終究還是經不起歷史的檢驗。人類終究還是會回到應有的正道。不過這個彎路可能長達數十年，可能充滿太多的血淚。中國的當代史之那一段其實真還不算最糟糕的。比如柬埔寨，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可是把自己的人民都幹掉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呢!

還不要忘記，在普氏的時代（1856-1918）之後，1940年代的德國還出過希特勒，把歐洲的猶太人殺了600萬。那應當不屬於“歷史事變的個別外貌”，也不屬於“必然和無意識的（歷史）進程的自覺的和自由的表現”呢。

第二個：普氏此文真的只是在“論英雄在歷史上的作用”，而沒有講到“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比如，為什麼那個全盤公有制運動僅在東歐和東亞發生？（古巴例外。）為什麼改革開放運動在中國能夠產生那麼大的效果？不就是開放私有制嗎？為什麼那麼多非西方國家從來沒有搞過公有制，卻並不能取得與中國或東歐在放棄錯誤的全盤公有制後相仿佛的發展？

在本人的理解中，歷史運動，很多時候是由廣大的人群憑藉下意識的本能在運動。（比如中國改革開放35年來的造富運動。）領袖們擔負的只是開啟閘門的責任。關起閘門，水的確流不出來。但閘門開啟後，有多少水可能、可以或成功地流出來，則是在漫長得多的歷史中準備和積澱而來，不是一代領袖所能真正左右的。（1990-2010年代的西方資本勢力全力支持的經濟全球化，可作如是觀。西方長達450年的殖民運動，也可作如是觀。）

還有另一個比喻：人民是水，領袖是舟。小水只能載小舟，大水則能載大舟。水能有多大，取決於很多的客觀歷史條件，遠不僅只領袖個人能動性一端。比如中華民族能夠成功成長到如此龐大，首先取決於地理、氣候、周邊民族環境等諸多客觀因數。然後才是華夏文化的成長，然後才是傑出人物的貢獻。（比如當代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在中國以外的全世界各地表現出來的經商和科技才能，肯定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關係甚淺而與漫長得多的中國文化、歷史關係甚深。）

對於領袖與人民的關係這個問題，在普氏的結論之外，筆者的補充結論是這樣：人民和領袖互相引領，互相規限。“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領袖”。偉大的領袖只能在偉大的人民中間產生，偉大的領袖也只能引領偉大的人民。如果一個偉大的人民暫時只擁有平庸的領袖，他們自然會想辦法、找機會換掉他。如果一個偉大的領袖只擁有平庸的人民，那他的一生大概也只能是一事無成。當然最優秀的領袖可以把人民領向成熟。而整個人民的衰敗也會讓他們無法選出優秀的領袖。

這個人民與領袖互相引領和互相規限的概念和表述，普氏的文章里沒有吧？他說的只是：“歷史規律的力量高於英雄人物個人的意志。英雄人物的個人意志只有在符合歷史規律的時候才會有力量。”

這些話實在也是說得很深刻。因為這可以解釋：為什麼1976年的4.5運動能夠為9月份華國鋒抓捕四人幫帶來底氣，為什麼華國鋒擋不住鄧小平的復出，為什麼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新路線可以所向披靡，乃至為什麼1978年就確立的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可以一直堅持到今天乃至以後很久的原因。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劉曉波。除了西方人的支持，除了中國一少部分知識分子的響應，他代表的思潮，在中國有（像改革開放路線那樣）廣泛的根基嗎？劉曉波為什麼沒有中國的鄧小平或者捷克的哈維爾那樣一呼百應的勢力/影響力？很遺憾、很抱歉，他不是那種應時乘勢的英雄，他是生不逢時，同時也生不逢地。由於中國並未如他所願經歷300年的殖民歷史，由於中國人並不像他所評估的那樣劣等，由於有華夏文明自己太過深厚的歷史積澱，本人評估，崛起中的中國將來一定不會走全盤西化的路。

請大家注意，本人從不認為，西方文明一無是處，反而是認為其有許多可以值得東方和世界取經學習借鑑之處，（尤其是其科技成就。）就是政治制度，其中的分權制衡、憲政等因素都值得學習。直接普選和多黨輪替則相當可疑。中國將來會走的路，一定是一種中西結合的路，但會比新加坡的道路更有東方特色。因為中國實在太大，而且是東亞文明的祖家。是明眼人都看得到，西方文明正在衰落，東方文明正在崛起。全世界，尤其是東方國家，大可不必全盤模仿西方，大可不必都要以西方人的是非為是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