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瑞典茉莉-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此书不同寻常之处，即它就像是一个神学性的思辨，探讨善、恶和上帝的意图；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性的历史撰述，叙述那些最艰难、最具戏剧性的政治冲突事件；它几乎还可以成为一本介绍有关解决争执的方法指南；它当然更是一本私人性的自传；……这么多特殊的内容，全都包含在一本书中。它例举了许多人性无法想象的罪行，但仍然令人感到希望和力量。

一，揭开真相为了一个新的南非

作为一个黑人，图图在62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获得自己国家的选举权。多年来的企盼，无数次向上帝祈祷，南非黑人终于在1994年4月27日参与选举。那一天好象一个初醒的梦－－他们获得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南非，一切都变得美丽无比，黑人们载歌载舞，相互亲吻时止不住泪水。

自从1975年成为约翰内斯堡的主教，图图即开始为将黑人和白人一起从种族歧视制度下解放出来，不懈地进行他的高层抗争。他在1976年写信给当时任南非总理的Vorster，警告他种族歧视政策导致黑人的愤怒日益增长，然而他的警告只得到轻蔑的回答。这之后几个星期，即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索维托爆炸事件，从此南非黑人抗争发展成激烈的武装斗争－－南非再也没有安宁之日。

在聚光灯下抗争二十余年，图图终于看到了祖国的民主化与正常化。当他和太太正准备享受退休的闲暇时，突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被总统曼德拉任命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个名字指明了这个机构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它不仅仅是关系到披露所有的内幕，打开过去的刑讯室，曝光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不仅仅关系到给受难者平反，使作恶者承认其罪行并请求宽恕，－－上述的内容只是和解进程的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将促使全体南非人手牵手，一起为建立一个新的南非而工作。

1995年9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由16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每一个种族的代表，有黑人、印度人、阿非利卡人（荷兰裔布尔人）、白人（英裔），甚至还选进一位犹太人。委员会成员的政治倾向从左派到右派全都包括，不同的宗教信仰如基督教、穆斯林、印度教及其他宗教都有其代表。委员们的职业有反对党议员、著名律师、法官、妇女运动领导人和心理学医生。

之所以这样精心选择委员会成员名单，特别照顾到各个地区、不同性别、不同的政治和宗教属性，为的是打开一切真相的窗口。委员会直接由总统任命，总统赋予他们不受任何干涉、独立做出决定的权利。

为什么不是选择一个法官，而是任命一位主教来担任众所瞩目的主席职务？委员会的工作显然是属于法律范围，但是，它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精神目的：抛弃通常的政治丛林哲学－－以尸还尸、吃人或者被吃，主张宽恕认罪者并与其和解。因此，它更多地具有宗教的意味。

图图在书中幽默地说，他甚至不希望自己最可恨的敌人接受这一艰难的使命。这个巨大而实际的工程开始的时候，他们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外两手空空。而且，长期的种族仇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这个制度下生活过的每一个人，刚开始工作的委员会，其不同背景的委员们之间很难建立起互信和共识。在头半年里，他们甚至做不出一个共同的决议。

然而，来自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委员们却必须合作，那么，他们从哪里去寻找共同的精神资源？图图带领他们环游旅行，去到昔日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从一个囚室到一个囚室，委员们被冷酷的历史触动了，他们重新认识到，为了使他们各种肤色的人走到一起，南非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委员们因此接受了图图的一个特殊建议，在每一次会议召开前和会议结束后，都用几分钟时间来静默祈祷，以纪念那些在斗争中死去的人们。就是这种诉诸人心宗教情感的祈祷，帮助委员会在后来完成了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当「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委员们开始工作时，曾经接受过一个心理学家的指导，专家建议他们尽可能地与家人以及亲朋好友团聚，以分担其工作重压。委员们都听取了这一心理学的建议。但在他们在承担这一历史性的调查工作中，间接地经历到受难者的深重痛苦，他们还是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每一个委员都差点被心理重压所击垮。他们依靠安眠药镇静自己，一位女性委员的婚姻仍然因此破裂。

1997年，图图被诊断出患了摄护腺癌。自己的患病使他增添了紧迫感，他因此加速了疗救受难者的工作速度。在生命随时都面临危险之际，他获得一个新的透视人生的角度：承认自己将死，深深感谢上帝赐予他的一切恩惠－－妻子的支持，孙子的笑脸，落日的余晖，以及自己有机会为南非自由抗争并参加「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二，在纽伦堡与无条件赦免之间

面对历史留下的沉重阴影，怎样才能有效地治愈过去了的、但仍然流血的伤口，从而完成新的南非有次序的转型？

这里有一个纽伦堡模式可供借鉴。二战后，胜利的列强在纽伦堡大审纳粹头目，以「戕害人类罪」的罪名起诉战犯。虽然是大快人心，但有人认为，纽伦堡大审只是「战胜者的片面正义」。因为在这种「胜利者的正义」下，被起诉者几乎无话可说，而盟军胜利者一方，如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犯下了同样侵犯人权的暴行，却无人敢去追究。

像二战后盟军把所有的战犯送上法庭，这个方案对于南非的稳定与发展，显然是很不适合的。图图说，如果使用纽伦堡模式，那么，治愈南非民族的创伤将成为不可能。因为，如果那些被确认为失败者的白人都被审判惩罚，让他们参与南非的重建就会非常困难。那些决定纽伦堡审判的同盟国成员，在审判完毕后收拾行李回家走人就是了，而南非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必须在一个国家共同生活下去－－这里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图图解释说，南非人确实没有能力像犹太人那样，对纳粹案件的每一个当事人穷追不舍五十余年。有人抱怨新政权没有把所有的罪犯送上法庭，图图认为这种抱怨太奢侈了。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有正视历史创伤，用赦免去医治它。南非选择的第三条道路，是换取和平稳定的必要妥协。让步是力量的象征，不是由于软弱。有时，输一张牌是为了赢得全局的胜利。

那么是否应该对过去实行一笔勾销的普遍性大赦呢？图图认为，不问是非的无条件大赦，对于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庭，势必制造巨大的痛苦，因为这意味着整个民族失去记忆－－忘却过去意味着一切罪恶将可能会重复。

为了在正义、责任、稳定、和平与宽恕之间取得平衡，也为了不让事情变得更复杂难办，图图和他的同事们独创出第三条道路－－既不是纽伦堡审判模式，也不是无条件地大赦，而是选择这样一条寻求种族和解的道路－－由南非最高法院制定了有关赦免的法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做出一个决议：只要那些在旧制度下犯罪的人坦白自己所有的罪行，并真诚地请求宽恕，他们将得到赦免。

将「胡萝卜」给予那些真诚忏悔的人，对顽固不化分子则以长期刑期的「大棒」来惩罚。赦免绝不是无条件的，首先是犯罪者自己必须申请特殊的赦免，再由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按照他们严格的尺度，决定是否批准某人的赦免申请。当时，有7000以上的旧政权支持者向委员会寻求赦免。许多寻求赦免的白人，都充满悔意地向受害者请求原谅。图图在书中特意以较长的篇幅，公布了一位白人警察的太太的信，那位太太叙说其夫在执行屠杀黑人的任务后所经受的心理折磨，以及自己目睹丈夫痛苦的难受心情，其真诚感人至深。

在调查过去的罪行中，委员会发现，一些犯下恐怖罪行的人，其内心深处往往怀有病态的恶意，一般人往往因此视他们为恶魔。但图图说，宗教理论教导人们区分行为与人，在判决犯罪行为的同时，人们应该对犯罪者怀有同情。不管犯罪者如何令人憎恨，但作为上帝的孩子，相信他们有认罪和改变自己的能力。这是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前提：相信人们可以改变自己，永远不放弃拯救。

一切大宗教，无论是西方的耶稣还是东方的释迦牟尼，都提出人类最高的境界是「以德报怨」。而在现实中，比较实际的作法则是「以直报怨」，即面对多年的怨恨，报以公平和正直。南非方式中最难得的是上述的宗教救赎精神，使得他们面对昔日的作恶者时，能克服种族和个人的怨恨，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坚持公道宽容。笔者在为此文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国内出版的<

三，非洲哲学说：「我与他人分享」

在自述中，图图特别指出，这充满赦免意味的第三条道路，其理念来自非洲传统的一个特殊观点，即在当地语言中叫做「ubuntu」的一个词。当非洲人以他们的标准称赞某人是ubuntu的，这意味着此人是慷慨好客、友好谨慎、充满同情心并愿意与他人分享一切所有。

在非洲传统哲学里，人们不像欧洲人一样说「我思故我在」，而宁愿说：「因为我属于某个家园，所以我是人性的。我是某地的一部分，我与他人分享。」「我的人性与你的人性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换言之：「个人通过他人的存在而存在。」

在图图主持委员会有关法律问题的讨论时，他复还了传统非洲的这一哲学概念。他因此遭到许多批评。因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制定有时间和目的限制的赦免措施，有人指责他们忽略了正义。为此图图说：「我们认为这里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正义－－一个恢复性的、强大的正义，它具有我们非洲传统中主持正义的特征。在这样另一种正义观念中，最重要的目标是医治那些破碎的心灵，使被损坏的关系回归平衡，而且，试图给予犯罪者与受难者同样的恢复的机会，使他们重新适应这个他们曾经损害的社会。」

图图例举一些放弃ubuntu传统的非洲国家所遭受的灾难：肯尼亚由于恣意地报复，因而成为白人移民的坟墓；六十年代的比属刚果、九十年代的卢旺达都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图图写作此书时，正好是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际，图图也谈到塞族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是如何难以描述的残忍。因此，图图例举非洲古老智者的话：「剥夺他人的人生，即意味自己不成其为人。」他一再告诫南非人：社会和谐具有最大的价值。他坚信这个世界存在着一种更为强大的正义，ubuntu的重要使命是医治被旧制度残害的人，使社会重建平衡。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是法庭，他们的工作宗旨是恢复受难者的人性价值与公民价值。一个法庭只会使受害的证人惶惑，甚至会再次受到伤害。但如果给受难者叙说自己的历史的机会，让受害者用自己的语言叙说他们的历史－－那被撕裂了的个人生命的真实，叙说便成为医治创伤的一种有效方式，并对他们意味着恢复名誉。许多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诉说的人，其长期不能解脱的心理痛苦，都因为倾诉和被人亲切地聆听而感到如释重负。图图写道：「我们在委员会里看到，那些受难者在叙述历史之后，获得了一种多么有效的治愈和恢复。」

追求公正的一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是否给苦难以赔偿？图图和同事们商量，是给予个人以补偿，还是仅仅只给予集体性的赔偿。他心中「经常充满巨大的谦卑，看到许多受难者带着羞怯的表情，带着期待和希望前来找委员会」。图图得解决那些叫人心酸的问题，诸如：「我可以给我的孩子设立一个墓碑吗？」「你们委员会可以帮助我寻找我丈夫的遗物吗？哪怕是一条腿也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帮他举行葬礼了。」「你们可以帮我的孩子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吗？」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象征性的姿态，都可以使深重的创伤得以康复，图图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这一点。他强调在宽恕过程中给予受难者经济赔偿的意义。巨大的贫富差距仍然是今天南非稳定的最大危险，图图因此警告人们应努力去改善穷人的生活：如果那大多数黑人仍然居住在茅棚破屋里，如果黑人仍然得不到饮水、电力和医疗，仍然不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工作和安全的环境－－这一切长久以来是白人夺走了的，那么，他们也同样愿意告别「和解进程」。

四，审讯温妮－－最激动人心的一刻

南非样板中无与伦比的，即：不仅仅是前压迫者被送上法庭，而且，作为胜利者的解放运动参与者自己，也不免除法律的追究。在图图报告中详细叙述了有关温妮·曼德拉的审讯。追究解放运动参与者的罪行，是否侮辱了那些曾经勇敢地反抗旧制度的人？图图坚持说：「一个严重的侵犯罪行就是罪行，不管是谁犯下的，也不管其动机如何。」他认为，我们生存在一个道德的宇宙，这即是说，「如果我们不遵守法律去生活，那么我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南非是一个「充斥受害者的国家」。

温妮·曼德拉的足球俱乐部，于1988年开始在索维托活动。作为温妮保镖的一批黑人青年，被人们传说为一伙恐怖主义匪帮。他们刑求并处死那些被白人收买的黑人，并烧毁其房屋。人们说，温妮不仅仅是积极鼓励和支持这些恐怖行为，而且直接指挥这些暴行的实施。针对温妮的一个最重要的控诉案件，是她涉嫌绑架14岁的斯托比尔。这个黑人少年被怀疑与白人警察合作，1989年1月，他的尸体被人发现，已经腐烂在草原上。

这是委员会最棘手、最难以做出决定的一个案件，也是图图本人的一个恶梦。此案之特殊，在于它的被告是一位著名的政治领导人。其他类似的案件，其审讯过程一般都不对外公开，而温妮却自己要求进行公开审讯。对温妮的传讯进行了九天。一个接一个的证人，证实了温妮参与谋杀的罪责。过去的保镖作证叙述，温妮「妈妈」曾经怎样观赏他们用酷刑虐待「警察线人」，当孩子们报告「妈妈」说，他们已经执行了谋杀的命令，于是他们获得「妈妈」的亲切拥抱和夸奖。

这是一位激进的、不平凡的黑人女性。在她的前夫曼德拉被判取终身监禁时，她也曾遭受过各种严酷的迫害－－被监禁、被隔离。当其他反抗种族隔离运动领导人不是入狱、就是被逼逃亡时，她成为一个坚强的富有吸引力的黑人运动发言人。她精干并深具草根性，富有魅力，善于赢得人们的支持。黑人们热爱她，甚至授予她「国母」的称号。

在温妮被隔离居住的那些岁月里，图图经常去探望她，为她做神圣的晚祈祷。图图在书中承认，他很喜欢温妮以及温妮的两个女儿。但审讯温妮的案子，给图图上了生平最难忘的一堂课。他因此悟出：「我们的智慧与能力不足以真正了解他人。」尽管图图承认温妮为黑人解放运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他不愿意帮助温妮推卸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责任。

1997年，委员会对温妮公开听讯。会场被各国媒体所包围，温妮没有让人们失望－－她身穿设计高雅的时装，一副神闲气定的样子。她的支持者在会场外面嘶着嗓子为她歌舞打气。不顾委员会有关做伪证的人将被法律惩处的三申五令，温妮在听讯会上面不改色地说谎，矢口否认所有对她的指控，并反过来指责那些证人证言如何荒唐可笑。

就在这严峻的时刻，就在委员会必须对温妮及其足球俱乐部的案件做出裁决之前，图图痛彻肺腑地对温妮做出了一番公开呼吁。他深情地回顾自己与曼德拉一家长期的亲密关系，回顾他们共同经历过的旧制度的压迫，赞美温妮永不屈服的精神与贡献，最后，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

「我们长期的奋斗，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不同已往的次序，这个次序将包含新的道德，真理与责任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感到心碎，因为我们最杰出的领导人在这里受审。……」「我们必须显示，这个新次序有着质量的道德的不同，我们必须敢于为善、真理与同情而奋斗，而不是逃避。」

他直接面对温妮，无比诚恳地说：

「我告诉你－－你是我挚爱的人，我爱你的一家也是这样深沉。我想说的是：让我们正式面对这一切，在这个会场上，请你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你做错了，而你不知道为什么错了。在这个会场外有许多人想拥抱你，我也想拥抱你，这个国家有许多人像我一样深深爱着你，他们在等待着你－－如果你能说：请原谅，宽恕我的那些错误。」

「我请求你，我真诚地请求你，－－我还没有对这些发生的事情做出决定。你是一个大人物，你不知道，如果你能说：『我道歉，我做错了，请原谅我！』这只会增加你的尊严。」

一直说谎面不改色的温妮，也被图图这番话触动了，她终于向受难者的母亲说：「我真诚地请求原谅！」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一个半心半意的道歉，但这却是温妮－－一个非常骄傲的女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请求宽恕。

图图在传讯会上对温妮的呼吁，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即使那些爱挑剔的白人，他们虽然怀疑图图这番话是有意给温妮提供出路，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那是最令人紧张与激动的一刻，委员会的努力是成功的。而图图本人则感谢上帝的恩惠。如果对温妮的审讯结果不是这样，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温妮的悔过，不但给黑人激进分子提供了宽恕之途，而且帮助整个受害的南非民族，更进一步地从仇恨走向和解。

五，南非成为一个和解的样板

图图说，委员会的工作显然有很多不足，但却是南非令人绝望的局势中，所能找到的一个处理问题的最好工具。他们的工作，也给这个争执不休的疲惫世界，给仍然在痛苦中的人们一线希望。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图图把这个疗治整个民族心灵的进程，归结为「上帝的一个梦」，而教会则是宽恕的象征。虽然人类毫无疑问地存在许多邪恶，但图图发现人类有一种奇妙的能力使自己变得更好。正是这种体验，使图图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不肯绝望。由于图图主教本人的宗教境界达到了不凡的高度，南非人相信他的「上帝因为我们宽恕而贴近我们」这一结论。

在三年的调查工作中，委员会接见了2万多个证人，一系列开馆验尸的现场，其悲惨图景将伴随图图终生。图图说：「我们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人，我们自己也是一再受到伤害的。长久以来，整个南非的国家命运就是这样自我戕害。」

深思一个剥夺人的种族歧视制度之所以存在，图图认识到，这是由于，许多白人在这个对他们来说非常舒服的制度下成长，他们因此不觉得有改变的必要。而那些反对旧制度的黑人，也变得像对手一样野蛮，从而把自己降低到与对手同样的道德水平。产生这个悲剧的原因是，受害者在潜意识里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因而自我仇恨、自我作贱，给自己塑造了负面的形象。图图告诫说：「社会和谐是每一个南非人的任务，是整个民族必须努力完成的进程。每一个南非人都有义务，通过学习他民族的语言文化、去除陈腐的观念，尊重人权，学习宽容，来促进这个和谐进程。」

由于有了宽恕，南非才有了未来。南非成为一个和解的样板。对于世界各地陷入苦苦争执中的人们，对于那些习惯性地用传统思路考虑问题的人们，南非这样一个样板有别于那些使用暴力的途径，它让人们重新思考：怎样用和解的方式处理种族问题。

作为非洲基督教会的一位著名领袖，图图曾访问过大屠杀之后的卢旺达－－那里尸首遍地，连教堂也成了可怖的停尸房。现代非洲历史的一幕幕内战惨景，在尼日利亚、利比亚、安哥拉以及其他国家一再发生。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形成了巨大的恶性循环。图图在各国一再呼吁：恢复非洲传统中的宽容与正义，改变野蛮的复仇方式。

人类的历史总是在寻求和谐与友谊。图图去了耶路沙冷，去了北爱尔兰，到处演说：「被伤害的人们不要拒绝宽恕对方。」各国人民聆听他，仿佛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天真的人，但图图例举不少例子证明其可能性。他所说的「宽恕」，并不是来自个人天性中的情感，他认为「宽恕」真正的含义是：解放受难者。为了说明这一点，图图在书中引用了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有三位前美军士兵站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其中一个问道：「你已经宽恕了那些抓你做俘虏的人吗？」第二个士兵回答：「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第三个士兵评论说：「这样，你仍然是一个囚徒！」

2000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