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中國，誰的傷？

2017-07-24 文/蔣祖權編炫舞 加拿大一號站

蔣祖權

剛開始用微信的時候，加了很多群，後來發現信息量太大了，手機也卡，就退了很多群，現在只剩幾個不太爭論的小群分享文字，交流觀點。

微信群就像一個思想散步的地方，散步也會踩到狗屎，微信群里也會遇到因為觀點不同就罵人的。

微信群里有一個比較撕裂國人的話題是關於當年“領袖”的：有人稱他是災星，有人稱他紅太陽，有人說文革都是他帶來的災禍，有人說那不是他一個人的錯。

一個人犯了那麼多罪，卻說成是犯錯，到今天居然還能得到老中青幾代追隨者的懷念和吹捧。

如此明確的是非善惡在這個時代都有很多人分不清楚，未來怎麼可能往好的方向發展？這個狀態真的很危險，老中青幾代人的狂熱延續下去會讓歷史的災禍隨時重演。

還有，如果在一個國家裡，一個人就能犯下天大的罪惡，一個人就能幹掉幾千萬人，一個人就能把幾億人搞得神魂顛倒，一個人就能摧毀一個時代，一個人就能毀掉幾代人；如果這樣的災禍是一個人造成的，那麼能被一個人搞成這樣的國家絕對是超級不靠譜的，這個狀態更加危險，因為這樣的國家隨時可能被一個人毀掉。

如果歷史的災禍不是一個人在造成的，而罪責往往都要推倒一個人身上，那這個國家裡肯定有很多人在逃脫歷史的罪責，這些人中有多少今天還健在，就埋藏了多少災禍的危險根源。

“No snowflake in an avalanche ever feels responsible.——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認為自己有責任。”

很多人經歷了災禍也不知道災禍因何而起。國家也是一樣，分不清各自的責任，個人的不能歸個人，社會的不能歸社會，個人與社會都在一個逃避的習慣狀態中，就免不了繼續承受一次次雪崩。

文革不是一天煉成的

文革之前有土改運動，鎮反運動，三反五反，肅反，反資，反右，整資整社（反五風，反五股黑風）等等運動。

尤其是鬥地主，給地主定罪，讓大家都來斗一斗再殺，大家手上都沾點血，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

這些運動一邊不斷推動着全民鬥爭走向文革，一邊等待着1949年前後出生的那一代人長大。

因為文革之前，不僅需要各種各樣的運動，來不斷進行政治小白鼠試驗和煞費苦心演練，也需要等待在高呼萬歲中出生的那一代人長大，那是註定要被狂熱利用的一代人。

不等這一代年輕人長大，發動老人小孩是文革不起來的。文革需要比太平天國和義和團更廣闊的土壤，需要大量年輕狂熱大腦，需要時間進行反覆試驗和測試。

文革之前的胡風事件，就是政治小白鼠測試的經典案例，胡風事件的試驗結果表明，很多人可以出賣靈魂。

胡風評述開國大典：時間開始了！——這句話堪稱經典。

胡風（1902——1985）現代文藝理論家，詩人，文學翻譯家。1929年，胡風去日本留學，後來因為組織抗日團體被驅逐出境，回國後與魯迅交往密切。抗日戰爭爆發後，胡風主編《七月》。1949年後，胡風后任《人民文學》編委。

1954年，胡風寫了《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在文藝理論上表達了他的觀點，對改進文藝工作提出了他的看法， 然而胡風卻因此被捕入獄失去了自由，並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團，涉案人員達2100多人。1955年5月25日，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家協會召開會議，將胡風從中國作家協會中開除。

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主持會議，他說：“胡風集團已不僅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而且是我們政治上的敵人。”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陳伯塵報告了胡風的罪行，要求把胡風從革命陣營里清除出去。

在會議上發言的一共有26人：歐陽玉倩、葉聖陶、梅蘭芳、李伯昭、呂驥、劉開渠、夏衍、李希、陳沂、吳組緗、孜亞、馮雪峰、張天翼、曹禺、鮑昌、陳荒煤、吳伯蕭、袁文殊、方紀、艾青、馮至、吳雪、陽瀚笙、田漢、洪深、陳其通。

其中，大教育家葉聖陶說：這種兩面派的陰謀手段，是跟《聯共布黨史》裡講的托洛斯基相比，可以說是絲毫沒有區別。

他們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企圖顛覆人民政權，讓反革命復辟。胡風反黨集團的活動跟美蔣特務機關的罪惡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必須把胡風清洗出去。

其中，大作家夏衍說：

徹底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是我們革命事業一個偉大的勝利。這等於從我們的身體上割掉了一個足以致命的毒瘤。階級敵人一刻也沒有睡覺，他們處心積慮得在尋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們在磨我的刀，窺測方向。在此我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偉大戰士伏契克的一句話：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

夏衍和胡風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老朋友。

其中，作協副主席馮雪峰的發言，是從分析胡風和魯迅的關係開始的，揭發胡風挑撥魯迅和茅盾的關係，魯迅和周揚的關係，魯迅和夏衍的關係，從歷史上找到了胡風的反革命證據。最後他說：今天的會議，應該作出決議，首先把胡風從中國作家協會清洗出去，撤銷一切職務，並建議政府依法處理。

馮雪峰成為建議法律處理胡風的第一人——馮雪峰的建議，不僅用到了胡風身上，最後也用到了自己身上。

其中，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總編輯吳伯蕭說：反革命分子胡風，走也好，滾也好，割下頭顱拋擲也好，我們再也不會上當了，我們必須徹底清查這個反動集團的底細。

其中，翻譯家馮至說：他們的策略和戰略，他們的組織和手段，簡直和蔣匪幫，美帝國主義派來的特務間諜沒有兩樣。

公開批判之後，各界名流為了表達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強烈憤慨，紛紛發表署名文章，對胡風進行更加深入的批判：

《請依法處理胡風》——作者：郭沫若（無論批鬥誰，基本都參加）

《揭下胡風派的騙人外衣》——作者：茅以升（錢塘江大橋主持設計建造者）

《看穿了胡風的心》——作者：老舍（代表作：駱駝祥子，茶館等）

《我看出了胡風的陰謀》——作者：冰心（謝婉瑩1900——1999）

《必須徹底打垮胡風集團》——作者：巴金（1904——2005）

《胡風，你的主子是誰？》——作者：曹禺（1910——1996）

《個人野心家永遠是我們的敵人》作者：焦菊隱（巴黎大學文學博士，戲劇家，翻譯家）

《胡風——陰謀家》——作者：田間（被“聞一多”稱讚過的詩人）

《胡風——反革命的灰色蛇》——作者：侯外廬（國學大師）

《繳下胡風的劍》——作者：高玉寶（小學課本里有他寫的——半夜雞叫）

《擁護全國文聯和作家協會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風的決議》——作者：程硯秋（京劇四大名旦之一）

《我們絕對不能容忍》——作者：陳垣（被稱為與王國維齊名的學者）

《敵人在哪裡？》——作者：丁玲（1904——1986）

《肅清陰險的反革命分子》——作者：豐子愷（畫家，書法家，翻譯家）

《我的憤怒已達極點》——作者：趙丹（演過林則徐）

《趕快從人們隊伍中清除胡風》——作者：林巧稚（1901——1983）

《堅決反對胡風集團的罪行》——作者：剪伯贊（歷史學家）

《胡風和胡適“異曲同工”》——作者：馮友蘭（哲學家）

《決不容許胡風繼續欺騙人民》——作者：錢偉長（科學家）

《胡風——蛀牆腳的白蟻》——作者：馬思聰（音樂家）

《堅決鎮壓胡風》——作者：常香玉（藝術家）

《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作者：於伶（劇作家）

《工商界人士應該警惕》——作者：王光英（劉少奇夫人王光美之兄）

這裡節選幾段文化名人的激揚文字，聽聽真實歷史的殘酷聲音。

《請依法處理胡風——郭沫若》：

今天對於怙惡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加以鎮壓，而且鎮壓得比解放初期更加嚴厲。在這樣的認識上，我完全贊成好些機構和朋友們的建議，撤銷胡風擔任的一切公共職務，把他作為反革命分子來依法處理。——惡鬼的畫皮是容易迷惑人的。今天畫皮已經剝去，難道誰還那麼愚蠢，要對惡鬼自始至終保持他的忠貞嗎？——那是國法所不能容許的事。——徹底醒悟過來，忠於人民祖國，不要忠於惡鬼胡風。

《看透了胡風的心——老舍》：原來胡風並不只是心胸狹窄，而是別具心腸。原來他是把他的小集團以外的人，特別是共產黨，都看成敵人啊！

他的文章里引證了多少馬克思，列寧，毛主席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鋼筋皮鞭毒打黨內作家和進步作家，殺人不見血！

這是什麼心腸呢？我猜不透！

我只能說，除了受過美蔣特務訓練的人，誰會這麼想一想呢？

《敵人在哪裡？——丁玲》：敵人在哪裡？敵人就在自己的眼面前，就在自己的隊伍中，就在左右，就在身邊，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胡風原來就是一個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裝着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混在我們裡面，口稱朋友，實際上那個包藏着那末陰暗的、那末仇視我們的鄙視我們的，恨不能一腳踩死我們的惡毒的心情，進行着組織活動的陰謀家。

我們的敵人在哪裡？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上，特務在那兒放了炸彈。

在美國空投特務罪證展覽會上，我們看到過藏在手套背面的手槍。

現在，在我們文藝的隊伍里也出現了。我們常常因為我們的勝利，我們祖國的前進而忽略了埋伏在我們左右的敵人。

《我看出了胡風的陰謀——冰心》：我看了這些話使我的心眼突然雪亮了，他是在和我們作你死我活的鬥爭啊！現在不容許胡風再裝死了，我們要把他從我們的隊伍里清理出去，清除出去。

《必須徹底打垮胡風反黨集團——巴金》：胡風集團已經不是小集團，而是反黨、反人民的反動集團了，他們一直帶着藏刀的面具敢那些不見傷的陰謀勾當。我們要完全揭穿他們的假面目，剝去他們的偽裝，使這個集團的每一個分子都從陰暗的角落裡鑽出來，放下橡皮包着鋼絲的鞭子和其他秘密武器，老老實實，誠誠懇懇向黨和人民投降。

《胡風，你的主子是誰？——曹禺》：我從來沒有見過像胡風這樣的惡人！這樣狠毒，這樣陰險，這樣奸詐，這樣鬼祟，這樣見不得陽光，人壞到了這樣的地步，真是今古奇觀！

胡風和胡風集團的分子們你們聽着！你們必須老老實實向人民投降！你們必須老老實實交代出來你們的主子是誰？如果台灣之音所代表的，不是你們的主子，那麼，你們還要明白交代，另外的什麼反動勢力是你們的主子？——

我們要追，追問下去，不說出來，人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1955年5月16日胡風被捕，5月18日全國人大才作出逮捕決定。

胡風在看守所被隔離3個月，後來被單人關押到監獄，直到1965年底才正式宣判。1965年11月26日法院才正式對胡風做出判決，胡風獲刑14年，由於已經服刑10年，餘下4年監外執行。

1965年胡風出獄，1967年第二次被捕入獄。1978年胡風出獄，1980年”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1985年胡風病逝。1986年胡風第二次平反。1988年胡風第三次徹底平反。至此，胡風案先後三次才從政治上，歷史上，文藝思想及文學活動上，獲得全面徹底平反。

1986年1月15日，時任文化部長的朱穆之，在胡風追悼會所致悼詞中說出的：對於他的意見是完全可以和應該在正常的條件下由文藝界進行自由討論的，但是當時卻把他的文藝思想問題誇大為政治問題，進而把他作為敵對分子處理，這是完全錯誤的。

今天，透過多年的迴避與掩蓋，探究一種特色病毒對人性的殘酷影響，感受很多人失去人格的悲催後果和慘痛代價。

但是誰能知道，還有多少更大更悲慘的人禍災難，還在繼續掩蓋之中？

誰能知道，繼續掩蓋過去的歷史事實和殘酷真相，會給今天及今後的中國帶來多大危害？

誰能知道，那些喪失的人格，那些出賣的靈魂，那些迷失的人性與理智，是否還能救贖？

當年。對胡風的政治迫害，實際上也是後來文革舉國政治迫害的一次演練測試！

文化名流們集體相互揭發，也間接導致整個社會人格與人性底線的淪喪。包括胡風與舒蕪的相互揭發 ！

只是胡風揭發舒蕪的內容“當時”沒有被上層理睬。見胡風《30萬言書》第3部分“事實與舉例”中關於舒蕪的問題。

透過胡風看歷史，歷史就是這樣一步一個腳印，在人治時代的道路上，註定走向文革之中的。歷史上的文革，不是一天煉成的。

2016看文革，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一個人，一張大字報，怎麼就能有那麼大威力，竟然能左右幾億人瘋癲十年之久。死了上千萬，傷殘數不清，身體傷害是有形的，精神傷害是無形的，這些都將註定影響中國大陸幾代人的品格。

十年動亂問傷痕，害人者陸續都成了受害者，只有一個人得到了勝利。

文革之前，廣大農民鬥地主的時候，為了爭當所謂的積極分子，參與殺害了幾百萬地主，那一刻，農民群體就放棄了人性道德的底線。

當他們把N畝稻子搬運到一畝地裡面堆放好，然後扶着中央領導站到上面去拍照的時候，他們就達到害死自己的境界，後來不知道餓死了幾千萬人。

稻田畝產11萬斤，農民當然知道是假的！這11萬斤都是他們親手搬運的，後來他們中有人看着妻兒活活餓死，最後自己也被餓死。還有的人，活活餓死在糧庫附近，也沒有去搶糧庫。

不是因為他們有覺悟，而是他們早就失去了生命尊嚴的人性底線。

文革之前，知識分子群體中，大批文化名流首先喪失了人格良知。1955年，很多文化名人，積極參與批判揭發胡風，撰文聲討，痛罵胡風。

從害人到害已，只有短短不到兩年

1957年，很多積極參與批判揭發胡風的人，很快就成了右派分子。而積極參加反右整人的急先鋒，也很快在文革被整，有的很快被整死。

沒有多少文化的農民群體，或許可以用愚昧來解脫那些負罪的靈魂，但或許愚昧到失去人性了，就不能再用愚昧當藉口了。

有文化的知識分子群體，從積極參與助紂為虐，到深受其害自掘墳墓，最後卻有很多僥倖活下來的人和他們的後代，不但不反思罪惡，卻還在深深掩藏罪惡。 
可見文革之災難，不是用一個人禍就可以解說的。可見文革之根源，不是憑一個階級鬥爭就能掀起來的。可見文革“全民政治互害模式”的源頭深遠，結構複雜，是由很多罪惡環節日積月累組成的。

紅色冷血無父子

僅看文革之前的”政治小白鼠”測試，除了1955年胡風事件，在眾多文化名流身上獲得巨大成功之外，還有1947年在  “牛友蘭”  “牛蔭冠”父子身上的定點測試，也積累了罪惡的經驗。

牛友蘭，1885年生於山西省興縣一個大地主家庭。1937年，抗戰爆發後，牛友蘭為抗日救亡可謂竭盡全力。牛友蘭在興縣城關開設了  “復慶永”商店，抗戰爆發後，當時的合伙人準備把庫存商品轉運陝北，另設門市。牛友蘭說服合伙人，拿出部分物資支援抗戰。

1937年，賀龍所部120師來到晉西北開闢  “敵後抗日根據地”。120師軍需物資嚴重匱乏，牛友蘭召集  “復慶永”的股東，商議決定把  “復慶永”庫存的布匹棉花，毛巾襪子肥皂等拿出來，支援120師。

牛友蘭還獻出自己五座庭院和一所花園，給部隊和邊區行政公署使用，賀龍等人曾長期住在牛家大院。

後來，牛友蘭的好友中共地下黨員劉少白，奉命籌辦興縣農民銀行，劉少白找到牛友蘭籌集資金，牛友蘭拿出2萬5千元。

晉西北的交通閉塞，抗戰期間物資匱缺，牛友蘭拿出1萬銀元，在  “復慶永”商店的基礎上，創辦了興縣產銷合作社。

合作社分為生產部和營業部。生產部負責紡花織布，營業部負責經銷生活用品。生產部後來改名為蔚汾紡織廠，直供抗日部隊。

蔚汾紡織廠後來發展成晉西北紡織廠，成為晉西北最大的紡織廠，牛友蘭擔任晉西北紡織廠廠長和經理。1941年牛友蘭任晉西北貿易總局顧問，調離了紡織廠，牛友蘭沒帶走任何財物（包括建廠時他自己投入的1萬銀元）。

在整個抗戰期間，牛友蘭幾乎獻出他的全部家產，先後捐資35000塊銀洋，捐糧2萬多公斤，還捐獻了大量棉花布匹，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

1942年5月，牛友蘭帶領晉西北士紳團來到延安，受到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的接見。參觀團回到晉西北以後，牛友蘭積極宣傳延安的好經驗，好作風。

牛友蘭 在《抗戰日報》發表文章說：  “最使人感動的是延安的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這是共產黨領導人民能夠取得勝利的保證。我們一定要把這些寶貴的經驗發揚光大，讓它在晉西北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牛友蘭認定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他鼓勵自己的子女參加革命，先後將自己的兒子，侄親等十幾人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思想教育。

在牛友蘭的子女中，最突出的革命典型，就是牛友蘭的兒子牛蔭冠 。

1933年，牛蔭冠考入清華大學，讀書期間，牛蔭冠開始擔任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幹事。1936年，中共北方局委派牛蔭冠回山西，協助薄一波作山西上層的統戰工作。1940年，晉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蔭冠被選舉為行署副主任，兼任行署黨組書記。

1947年秋，晉綏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在蔡家崖召開了  “鬥牛”大會，對牛友蘭進行了殘酷的批鬥。  “鬥牛”大會的高潮是，牛友蘭被鐵絲穿過鼻孔，讓牛友蘭的兒子牛蔭冠牽着，不知何故當場拉斷了牛友蘭鼻翼下的脆骨，鮮血落地  “有人說牛友蘭見牛蔭冠接過鐵絲，左右擺頭所致”。

鬥牛大會幾天之後，正趕上中秋節，牛友蘭去世，終年63歲。

1947年鬥牛大會之後，牛蔭冠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回到黨校繼續學習。

1949年後，牛蔭冠歷任江西省政府副主席，湖南株洲331廠廠長。

1955年牛蔭冠調任瀋陽112廠廠長。1962年調任國務院商業部副部長，1963年任北京商學院（今北京工商大學前身之一）院長。

牛蔭冠是中共八大，十一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當年晉綏黨校教育長龔子榮曾經在《回憶牛蔭冠同志二三事》中提到：有一次牛蔭冠在支部大會上發言時，談到在  “鬥牛”大會上的經歷時說，大會一開始，有人把他（牛蔭冠）推到地主一邊，但貧協主席卻說：這是自家的人，怎麼放到那一邊？讓他和農民坐在一邊。

這時，他（牛蔭冠）“真是感到極大的溫暖和黨的親切。感動的落淚不止。（《牛蔭冠紀念集》172頁～174頁）”

牛蔭冠對導致父親死亡的  “鬥牛”大會，事後能感到  “極大的溫暖和親切”！

真不知是什麼樣的體系，能培養出如此冷血的動物？

曾在晉綏工作過，後來做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鄭天翔，在懷念牛蔭冠的文章中說：大義滅親，蔭冠同志已經做出榜樣。

如果他的父親是一個惡霸，或漢奸，或進行反共，反八路軍的活動，或反對土改，對他進行嚴厲處置，蔭冠同志是會毫不手軟的。（《牛蔭冠紀念集》176頁）

1989年7月18日,中共興縣縣委正式作出了給牛友蘭  “平反”的決定，否定了土改中強加給他的所有罪名。

一個對自己生身父親的冤案，如此棄之不顧，還能獲得最高法院副院長的稱讚，這在人類歷史上也是實屬罕見的案例。

像牛蔭冠這樣的人，能在牛友蘭被折磨致死之後，不僅繼續做官，還能活到1992年，不是心理強大，而是人性泯滅。

如果歷史的命運掌握在這種人手裡，不僅不會反思過去的種種罪惡，不僅不會反思貽害無窮的文革，是很有可能將人禍災難升級變異再來一次的。

文革的序幕

當序幕拉開，歷史先看到了兩個人。一位是吳晗，歷史學家。搞歷史的人，首先在歷史中迷失了。

1946年吳晗寫文章，痛斥獨裁與專制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國際，自絕於人類的反民主的反動政治。吳晗罵完政府，並沒有遇到什麼風險，回北平到清華大學繼續任教。

1960年吳晗寫成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後吳晗和鄧拓與廖沫沙用  “吳南星”這個筆名，在《前線》雜誌發表雜文《三家村札記》專欄，匡正時弊。

1965年11月，姚文元在《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指責吳晗的《海瑞罷官》是攻擊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自此，拉開了文革的序幕。

1957年發起的  “反右”運動中，吳晗積極響應，導致許多民盟領導人被打成右派。任北京市副市長時，吳晗濫用權力，破壞北京城的古建築，甚至盲目挖掘十三陵。  五七反右時吳晗整別人，文革之中吳晗被整到家破人亡，於1969年被迫害致死。

其師胡適嘆吳晗可惜，說吳晗走錯路了。不知歷史如何定義胡適所說的  “錯路”呢？這究竟是什麼路呢？連歷史學家都走不好。

另一位，是曾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 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講話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

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我們每次的決議都是法，開一個會也是一個法。要人治，不要法治。

《人民日報》一個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麼法律？

這時，身為人大委員長的劉少奇插嘴說：“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看來實際上靠人，法律只能做辦事參考，黨的決議就是法！”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對大躍進以及十五年趕超英國等提出不同意見，最後被升級成  “向党進攻”，毛澤東決定打倒彭德懷。

鬥爭彭德懷大會，劉少奇是主持者，不久前剛當上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說了一句很刻薄的話：

 “毛主席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毛主席要是能反，我早就反了，要反也輪不到你來反！”不知這句話是否成為毛澤東後來必須打倒劉少奇的一個誘因。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通過深入農村調查得來的第一手材料，對大躍進給國民經濟，給廣大農村農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論斷，否定了毛澤東關於大躍進是九分成績，一分錯誤的評價。

劉少奇沉痛地說： 

“應該把我們這些年來犯下的錯誤，對老百姓欠下的債務，血淚的教訓，刻成碑文，立在全中國每一個縣委的大門口，立在每一個地委的大門口，立在每一個省委的大門口，直至立在中南海大門口，讓我們的子子孫孫牢記我們的錯誤和罪責，保證世世代代絕不重犯！”

然而在對彭德懷的問題上 ，劉少奇卻指出了彭德懷的兩大罪狀： 

“一，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搞小集團，搞彭高聯盟。

二，他們的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 

劉少奇給彭德懷的定性是：  

“他背着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搞陰謀。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

軍閥作風的彭德懷整過別人，最終註定整不過文革，1974年命喪北京。

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指導  “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而後連續發表社論，把《五一六通知》內容捅向全國，從此，舉國耗時10年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發動。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在這張大字報里沒有指名點姓，但鋒芒所向主要針對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

這張大字報標誌着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爭鬥的公開化。

8月7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了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本人很快就成了被鬥爭的靶子，他終於也嘗到了人治的滋味，於1969年被折磨致死。

文革序幕拉開，開始吞噬無數人命與人性。中國人在一個沒有戰爭的年代，投入進了一場規模龐大的自相殘殺。

而在某人心底，也許只是為了打倒一個人而已。

文革之中問悲慘

自1966年開始，到1976年結束的十年文革之中，從國家主席到平民百姓，從在校學生到退休老人，都有被揭發，被誣陷，被批鬥，被打倒，被打殘，被打死的機會。

文革之中有上百種五花八門，登峰造極，空前絕後的罪名，總有一款適合你。

一句話，一個表情，都可能會成為一種罪行。

文革之中的罪名有：

反動派、剝削階級、運動對象、牛鬼蛇神、封資修大毒草、幫派體系、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三反分子。

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反革命武裝政變、反革命黑幫、反革命暴亂、反共分子、反黨聯盟、反黨集團、陰謀反黨集團、反動學術權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反攻倒算、反軍亂軍。

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資產階級民主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新生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情調、資產階級 生活方式、資產階級靡靡之音、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狂熱病、走資派、一小撮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在走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死硬派、頑固派、保皇派、兩面派、托派、左傾機會主義、極左思潮、形左實右、漏網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右傾翻案、右傾翻案風、右傾翻案風的急先鋒、右傾翻案風的總後台。黑幫、黑線、黑五類、黑爪牙、黑幫子弟、黑幹將、黑秀才、黑手。

投降主義、分裂主義、官僚主義、教條主義、無政府主義、賣國主義、錦標主義、爬行主義、享樂主義、唯心主義、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變節分子、胡風分子、聯動分子、自首分子、頑固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四清四不清分子、五一六分子、投機倒把分子。

中國的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野心家、陰謀家、叛徒、特務、內奸、工賊、大黨閥、學閥、軍閥、狗崽子、封建地主階級孝子賢孫、帶着花崗岩腦袋見上帝的人、政治騙子、中國的納吉、臭老九、白專道路、洋奴哲學、崇洋媚外、裡通外國、走狗、買辦、變色龍。

二月逆流、二流堂、三家村、四家店、四舊、國民黨殘渣餘孽、階級鬥爭熄滅論、削尖腦袋鑽進革命陣營、混進黨內、反攻倒算、獨立王國、閻王殿、封資修、唯生產力論、物質刺激、人性論、小艦隊、小腳女人、小爬蟲、形而上學、封建奴隸制、孔孟之道、政治扒手、中庸之道、民主派、還鄉團、絆腳石、分數掛帥、業務掛帥、智育第一、白專道路。

作風不正、作風問題、低級趣味、黃色下流、奇裝異服、生活腐化墮落、政治上的近視眼、挖社會主義牆角、偷聽敵台、湖南幫、破壞上山下鄉、軍事俱樂部……還有反革命夢奸罪（夢見的事也算），反革命偷看青春罪（偷看女人洗澡），不堪忍受折磨自殺的人叫自絕於人民......

在文革中的各種奇葩罪名之中，還有一個很萌的罪名叫做  “小爬蟲”.......

文革之中，南疆一單位組織人們向毛主席表忠心，職工李亞長說： 

“我誓死保衛毛主席，毛主席活，我活，毛主席死，我死，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鐵打江山。”因為這句話，他被定成為  “反革命罪”。

文革之中，湖南道縣，將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繩索捆起來，捆成一團，中間放上炸藥包，點燃導火索，讓這12個人坐  “土飛機”。

隨着一聲巨響，大塊大塊的血肉落雨一樣飛來，有幾個被炸斷了手腳，炸掉了屁股的，還沒有死，痛得在地上亂滾，這時民兵們一涌而上，用鋤頭、馬刀將他們徹底消滅。

文革之中，師生同事之間，親朋故友之間，夫妻父母子女兄弟之間，相互檢舉胡亂揭發，公開誣陷殘暴迫害，置人於死地之舉，在此十年之間，變得習以為常。

文革之中，有些隨聲附和的人，也只是保了一時的太平，一樣躲不過各種突如其來的人禍。有些助紂為虐的人，也只是暫時得勢，最後也難免落入自己挖過的陷阱。

文革之中，誰敢站起來保持獨立的人格，誰敢站出來維護生存的尊嚴，絕對只有死路一條。人性道德的底線，在文革之中被徹底摧毀。

曾任人大委員長和國家主席的劉少奇，當之無愧是文革這場史無前例的災難之中，最具說服力的人物。

文革前，劉少奇曾經主持批判過彭德懷。文革一開始，劉少奇又主持批判朱德。文革之中，極力主張  “不要法治要人治”的劉少奇，在嘗盡了人治的滋味之後慘死。

文革之中，因劉少奇問題受株連的案件就有2萬多件，被判刑的達2萬8千多人。

文革之中，一些積極參加批判彭德懷和朱德的人，也相繼遭到了同樣的批判。

文革之中，學貫中西的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作家楊朔，女鋼琴家顧聖嬰與母親和弟弟，黃梅戲演員嚴鳳英等等，眾多文化名人，不堪忍受屈辱與折磨，為了維護尊嚴選擇自殺，憤而離世。

文革之中，從美國回來的老舍也選擇了自殺。

1966年8月23日，老舍先生和其他28名作家及京劇演員被紅衛兵押到北京文廟，跪在焚燒京戲服裝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了幾個小時。

1966年8月24日夜，曾經一馬當先，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適，批判胡風，批判  “丁、陳反黨集團”，批判章伯釗，羅隆基，徐燕蓀，吳祖光，趙少侯，劉紹棠，鄧友梅，從維熙等右派的老舍，寫了《駱駝祥子》《茶館》《四世同堂》，寫過《看穿了胡風的心》《都來參加戰鬥吧》《掃除為人民唾棄的垃圾》的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殺。

文革之中，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的學生，長篇小說《紅岩》的作者之一羅廣斌，也跳樓自殺。

羅廣斌曾經被囚禁在重慶中美合作所，那時他堅持了一年多並活了下來。文革之中，他只堅持了六天。

文革之中，陳布雷之女陳璉也選擇了自殺。（陳布雷，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蔣介石的文告和演講大多出自其手。

其文：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曾被廣為傳誦。其女陳璉，中共黨員，1947年被捕，1948年經陳布雷保釋。1948年11月，陳布雷自殺）。

陳璉怨嘆父親走的是幽明異路，時隔19年之後，1967年11月，陳璉跳樓自殺。

文革之中，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一功臣——傅冬菊（傅作義之女），也被作為階級異己分子揪了出來，遭到殘酷批鬥。

文革後，傅冬菊晚景淒涼。 
傅作義的弟弟傅作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水利工程學博士），被傅作義召回中國大陸，在文革之前的反右運動中，傅作恭與3000多名右派分子一起，被押解到甘肅酒泉夾邊溝勞教農場，在那裡有2500多名右派分子被活活餓死，其中就有傅作義的弟弟傅作恭。 
1974年傅作義病死北京，不知其臨終之前曾有何感想。

文革之中，最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陳伯達，1970年九大後第一個被掃進秦城監獄的也是陳伯達。

文革之中，起草第一張大字報的是康生，1978年被第一個開除黨籍的也是康生。

文革之中，第一個從局長級提升為政治局委員的是江青，1980第一個被押上審判台的也是江青。

文革之中，拼命整死  “接班人劉少奇”的是林彪，1971年  “接班人林彪”又不明不白地死了。

文革之中，曾經熱血沸騰，鬥私批修的紅衛兵小將們，1968年後被上山下鄉運動淹沒，文革中上山下鄉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其中有很多女知青慘遭凌辱。

但是，也有很多倖免於文革的人物。

像郭沫若這樣的文化人，在文革之中就安然無事。

1967年 6月5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上，郭沫若致了題為《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的閉幕詞之後，感覺到意猶未盡，即席朗誦了一首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獻給各位同志和同學：

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5月，郭沫若寫了《水調歌頭》批鄧。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捕，郭沫若馬上又寫了《水調歌頭》罵四人幫。學術上的東西，郭沫若都寫進了《中國史稿》和《甲骨文合集》，人格上的東西都寫進了文革。

如今。像他那般做學問的越來越少了，而像他那般做人的卻更多了。

還有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在文革之中也安然無事。

大躍進之中，錢學森三次論證畝產萬斤，為糧食衛星提供科學依據。文革之中，他為確保衛星能唱《東方紅》而砍掉了實驗項目。

改革之後，錢學森論證人體科學，他用黨性保證人體特異功能的騙術都是真的。有人說他用黨性而不是用人格為特異功能擔保，還是留了一手的。

其實，一位科學家，連續三次鼓吹畝產萬斤之後，還有什麼人格。

像這樣的人，還有很多，有的人，今天依然健在。身體雖然安好，良心始終不知，奴性還能自動升級，人格註定早已不在。

文革就是這樣瘋狂的，從國家主席到平民百姓，文化大革命把大家共同組成了一個互相殘殺的圈子。

最後上面的人說，下面的人幹的事情不能都由我們上面負責。下面的人說，要我們下面的人負主要責任不合理。

一上一下，如此一配合，文革的災難和罪責就這樣無恥地放過去了。誰能知道，這對將來的中國會帶來怎樣的後患。

   誰的中國，誰的傷

今年是2016年，距離1966年——整整50年。50年前，中國內地一場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絕不僅僅是因為一個人發了瘋。

十年文革之中，有多少人自殺？有多少人被殺？

至今無法確認。《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給出的文革數據是：420餘萬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000餘人死亡，13萬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處決，武鬥死亡23萬7000人，703萬人傷殘，7萬1200餘家庭被毀。

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說： “文革期間，全國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

1980年鄧小平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說：  “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大，總之，人死了很多！”

文革在中國歷史上留下的困惑和恥辱，同一個宣稱千年文明的禮儀之邦，將永遠難以對稱。如今那個瘋狂的年代已經成為過去，但這並不意味着那個年代的病症已經好了。

在赤裸裸展露人性中最醜惡自私的極端瘋狂之後，文革對中國社會帶來的災難性影響，50年以來一直在延續之中。

文革開啟了中國的“全民”互害模式，文革之後，互害模式進入到社會各行各業。文革開始後的50年裡，中國從全民  “政治互害模式”變異升級到全民“經濟互害模式”。

1949年以後，隨着各種人造運動的不斷發明更新，隨着各類階級鬥爭的不斷發展擴大，人們開始相互揭發，相互批鬥，公開誣陷，大量編造各種無端罪名，人們主動如痴如醉，喪失人格於無形之中，扭曲人性到靈魂深處。最後終於升級成為瘋狂的文革，也註定升級成為瘋狂的文革。

歷史上，皇權時代的中國也是人治社會，每隔一段時期就要改朝換代一次，每臨改朝換代也都註定有一場殘殺。

皇權人治時代，就是今天你殺我，明天我殺你，你方唱罷我登場，唯一的公平就是天下可以輪流搶，大家可以相互殺。

中國歷史就是這樣從秦末殺進三國，一路殺過魏晉南北朝，出隋入唐。到了宋朝，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削弱武將，免去了一場自相殘殺，之後換來舉國被蒙古屠殺。

然後朱元璋再舉兵殺蒙古人，然後李自成再舉兵去殺朱元璋的大明。後來滿清又把中國殺了個遍，接着洪秀全又殺遍了半個中國。

俄國人也殺進來過，日本人也殺進來過，他們走了之後，中國人接着繼續相互殺。

這個殺來殺去的時間雖然很長”上下幾千年”，但整個過程和方式始終簡單明了。我把它稱為”循環互害模式”，歷史上簡稱惡循環。

歷史上的中國，單純依靠互相殺來殺去，當然不可能找到公平公正的生存方式，但是也沒有衝破人性道德的最後底線。

那時的政權還是打算傳給皇家子孫後代的，權力與財富的占有者們，也以能夠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長期世襲為榮，那時還沒有像今天如此這般，把財產和家屬轉移出這塊土地。

皇權時代對人性的破壞，還是控制在一定道德底線範圍之內的，所以太平天國才能被剿滅，義和團也沒能發展成ISIS。

1949年之後，中國歷史這種簡單明了的  “循環互害模式”，發生了複雜的變化，迅速增加了很多必須相互殘害的規則——統稱為階級鬥爭。

發展到1966年終於形成一個全新的互害模式——我把它稱為  “政治互害模式”，歷史上一直點到為止——簡稱為文革。

文革的出現，是中國幾千年人治時代，開始失去道德底線和人性控制的標誌。十年文革，如此億萬人之間的互相誣陷迫害，如此任意胡編亂造的大量罪名，如此赤裸裸進行的殘酷屠殺（官方統計以反革命罪被處決的就有十幾萬人），在人類歷史之中也是首次出現。

文革的出現，是中國幾千年人治時代，在經歷了太平天國與義和團之後，沒能糾正歷史發展方向，沒能改進社會管理方式的必然人禍。

十年文革，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從此，開啟了中國大陸的全民互害模式 ，文革雖然在1976年宣告結束，而這種在文革之中喪失了道德底線的互害模式卻沒有結束。

文革之後，這種  “政治互害模式”開始變異，開始升級，開始進入到中國內地的各行各業，進入到房屋道路橋梁的建設之中，進入到食品加工，服裝加工等生活必需品的生產之中，進入到藥品之中，進入到水源之中，進入到空氣之中，進入到每個人的呼吸之中，達到了全面覆蓋的程度。

這種防不勝防的互害模式，我把它稱為  “經濟互害模式”。

使用蘇丹紅，三聚氰胺，地溝油，瘦肉精等有害物質的人說，這些食品有毒，我不吃，賣給別人吃。

使用甲醛，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的人說，這些衣服可能致病致癌，我不穿，賣給別人穿。

偷工減料的開發商說，我建的這些房子有問題，我不住，賣給別人住。

我修的那些橋也很危險，我不過那些橋，讓別人走。

醫生說，過度輸液降低免疫力，損害肝腎，大量使用抗生素有風險，很多高價藥品的療效一般，很多身體檢查其實根本不需要。

夢想多、難興邦的中國，在經過了文革那种放棄人格，喪失人性，不惜置他人於死地的全民  “政治互害模式”之後，又開始升級進入到了全民  “經濟互害模式”裡面。

五十年裡，在這種只顧自己暫時利益，不管他人是死是活的互害模式之下生存，即使人們的物質和肉體僥倖保持完好，也都註定了精神與人格的缺失 。 人治社會一旦失去道德底線，註定更多的互害模式變異與升級。只要根源還在，危害就會繼續 。

中國從古代的  “循環互害模式”，到文革的  “政治互害模式”，到今天的  “經濟互害模式”，這樣一路繼續升級發展，最終結果很可能是將幾千年來各種不同互害模式合為一體，同時用在某個時代的人身上。

今天，回顧這肉體與靈魂從瘋狂到麻木的五十年，從文革的誣陷揭發，批鬥殺害，喪失人性道德底線開始，到舉國拜金，唯利是圖，丟失誠信。從食品有毒，奶粉有毒，到每一口呼吸的空氣都被污染。從集體圍觀跳樓自殺，到冷漠對待6000萬留守兒童和大量弱勢群體，等等皆必然全民互害之中。

試問如今誰人不在其中？試問將來誰人能夠倖免？

今天，回顧過去那場殘害了幾代人的文革，其實也是在祭奠今天殘缺與迷失的自己。任何一種病症，災禍和危險，只要根源還在，危害就會繼續存在，還會不斷升級成各種災難模式，還會繼續帶來更多的互相傷害。

文革之中，只有一個人得到了勝利。當那個人死了，文革也隨之停工了。

那麼文革之後，誰是贏家？

文革之後，很多被打倒的人，都得到了平反，但是很多被平反的人，早已不在人世了。

於是，一些先批判別人，後來又被人批判，到最後活着平反的人，重新主宰了文革之後的政治舞台。

他們都很清楚，文革是個什麼東西。

他們也很清楚，身邊一起平反的同事戰友，上下級領導，都是什麼樣的人。經過文革，彼此醜惡靈魂相互暴露無遺。

所以，他們是最早對自己標榜的事業不再抱任何希望的人，這也是他們相互心知肚明的秘密。

他們也清楚意識到，階級鬥爭搞到文革，已經把中國不同階層的絕大多數人都變成了同一個階層——  “現代流氓階層”。

隨着組建這個流氓階層的  “總頭目”的死去，平反之後掌握政治舞台的人，就成了  “現代流氓階層”的新代表。

這些人因為急於接盤，註定要掩蓋文革的罪惡尤其是罪因，所以要把總頭目的老婆推出去，通過這樣一個女人，把文革的卷子交了。

由此可見，  “現代流氓階層”的新代表們，基本得到了死去的流氓總頭目的真傳。暗出於黑而酷似其黑，這就已經足夠他們擺弄文革之後的殘局了。

文革之後，他們要做的就是儘量穩住這個殘局，他們要讓這個殘局裡的所有人，通過一種叫做改革的方式，繼續相互折騰起來，然後他們從中漁利。

文革之後，他們所做的就是儘快掏空這個國家，讓這個國家最後耗盡所有資源，只有奴性文化，普遍缺失道德，集體走向絕望，沒有機會後悔！好讓他們的子女後代安心海外富貴生活。

現代流氓階層中的權貴，大部分都為自己的子女，打通了去往西方國家的通道。那些把子女推上文革後政治前台的權貴家族，在幕後權貴家族眼裡，只是一幫官迷。

但是在幕後權貴家族眼裡，這樣的官迷也不能沒有。在他們轉移貪贓，轉移子女的過程中，需要這樣的官迷替他們站台。

一旦殘局失控，一旦真相敗露，也需要留下這樣的傻瓜，來滿足憤怒民眾發泄之用。

這些幕後權貴是勝利者嗎？不是，他們的家屬子女不過是輸出給西方國家的垃圾人，攜帶貪贓的垃圾人。

對保護這些貪贓垃圾人的國家，這是退回庚子賠款建立清華大學之後一個洗不掉的污點。

那麼，得到中國大把援助的那些討飯國家是勝利者嗎？也不是，討得大筆援助的那些國家是發展不起來的，這種不明不白的政治交易資助，只會腐化那些國家上層建築。

文革之後的中國，是一個從  “全民政治互害”進入到  “全民經濟互害”的國家。是一個有核彈和三峽的國家，是一個隨手就能製造霧霾的國家。是一個大批文人商人政客普通人，都同屬於一個  “現代流氓階層”的國家。

文革之後的中國，是一個權貴竊國賣國，貧民期待重新文革打砸搶的國家。

這種狀態下，沒有什麼勝利者，大家都是失敗者。

這種狀態下，文人喪失人格， 政客喪失人性，商人不需要良心，不必負什麼社會責任，只要能發財。這種狀態下，重新拾起人格，堅持保留人性的那部分人，也註定要面對一個失敗的現實人生。

這曾經是一個幾千年都沒有新思想的國家，但這並不是最可怕。

如今這是一個只會扭曲新思想的國家，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可怕。

有些人天天踐踏法律，也能成為法律的代言人。有些人天天對放火者呼籲，快來救火呀，也能成為公知。

近百年前，地痞流氓階層喊着革命口號，逐步成了革命的主要力量，逐步消滅和同化了中國社會其他各階層。近百年後，權貴流氓階層表演金蟬脫殼，其他流氓階層也都只顧追逐個體利益。

這個時候，民主又一次站到了中國的窗口。

全世界都知道，民主絕對還不是最好的方式，但絕對不是最壞的方式。

民主是一種可以不必通過殺人，就能不斷進步的方式。

民主的進步思想，一百多年前就進入中國了。因為這一百多年以來，中國根本不存在一個適合民主生長發育的社會階層。

所以中國的民主思想，始終是一百多年前的那粒種子而已。

想當年，洪秀全喊着天下都是兄弟姐妹，均貧富的口號，幹了自己想幹的事。接下來，毛秀全喊着解放全天下，當家做主人的口號，也幹了自己想幹的事。

在一個幾乎沒有理性空間的環境下，可以艱難普及常識，反思罪惡，培養理智。也可以喊着實現民主法治的口號，輕鬆干那些跟以前一樣的事。 

十年文革，是一場全民政治互害運動。總體上是多數人打倒少數人，具體上是很多人打倒一個人。文革之後，這種全民政治互害運動停了下來，也是實在搞不下去了。

但是這種互害模式可沒有停下，而是繼續升級變異，進入到中國大陸經濟生活各個領域。

文革之後，是一場全民經濟互害運動。

總體上是少數人坑害多數人，具體上甚至是一個人就能坑害眾多人，摧毀眾多家庭。

比如有問題的奶粉！比如有問題的疫苗！文革之中的互害模式都是公開誣陷迫害，是赤裸裸打殺砸搶。

文革之後的互害模式都是暗下黑手，而且很多坑害還沒有被發現，很多坑害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

比如偷工減料的橋梁！比如易燃易爆的倉庫！文革之後的全民互害，隱藏在經濟生活各個領域。一人投放三聚氰胺，不知坑害多少家庭！已經曝光的問題疫苗和還有多少沒曝光的？

這種坑害表面上是一人害大家，歸根到底是大家害大家，害到無路可退，大家註定平攤。

有人說，你把文革已經說得很壞了，怎麼把文革之後說得更壞了？

這很簡單，因為文革之中是公開互害，並且文革政治互害幾十年前已經部分買過單了。但是，文革之後的經濟互害是防不勝防的，受害者可能連死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誰也不知道下一個  “人造災害”是什麼？也不知道誰會在下一批受害者里？

有人說，文革之後，中國經濟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發展超過了很多發達國家，這些成就如何解釋？

那就說一說，汽車，飛機，電腦，互聯網，外加蘋果手機，哪一樣是中國的成就？哪一樣也不是吧。這些都是其他國家的科技成果，中國的經濟發展是直接走在其他國家鋪好的路上，怎麼好意思說超過別人了呢？

文革之後幾十年，所有的經濟發展成就，都是因為直接引用其他國家的進步科技，直接抄了人家的作業，與什麼總設計根本沒有直接關係。

中國宋朝沒有總設計，經濟貿易照樣世界第一，這說明對經濟貿易只要不搗亂，就是最好的設計。

穿着極權專制的破鞋，走在別人鋪好的追求全面自由的發展道路上，也就只是前幾步能跑得快點，後面註定要摔溝里的。

有人說，不要再提文革了，文革不可能被重啟的！這話說到關鍵了，文革確實無法像過去那樣啟動了！

文革之後的幾十年經濟互害，儲存了巨大的社會積怨，這些積怨一旦積累到失控的局面，就會轉為公開爆發。

如果出現公開爆發，絕不是要開啟下一個漫長的文革，而是會用文革情結來一場急促毀滅，很可能短短幾十天就打殺砸搶搞完了。

這種結果有沒有可能？這要看經濟互害的過程是不是一步接着一步？從危害個人生存空間，到危害每個人呼吸的空氣！

這種結果有沒有可能？這要看互害災難是不是一個接着一個？從奶粉到疫苗，繼續沒完沒了！摧毀更多家庭！

這種結果有沒有可能？這要看整個社會到底有沒有一個最後底線？從失去青春到失去健康！從失去孩子到失去未來！從失去信仰到失去思想！如果這些都能眼睜睜看着失去，還有什麼底線？ 

 誰的中國，誰的傷，傷在了幾代人的身上.....

文／蔣祖權／公眾號：jiangzuquan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