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巴山老狼-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七月三十日，将赫鲁晓夫与杜勒斯相提并论，把苏联和美国视为中国的头号敌人。将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一月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对中国大跃进的批评和美国杜勒斯对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的谴责一并翻出来作为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武器。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一逻辑反证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杜勒斯是一丘之貉。并将彭德怀六月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受到的高规格礼遇视为“里通外国”进行追查。这时的赫鲁晓夫已经是毛泽东头号“阶级敌人”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底，访问美国后的赫鲁晓夫应邀访问中国，当兴高采兴烈的赫鲁晓夫走下飞机准备按以往惯例同毛泽东热烈拥抱时，毛泽东突然将身子一闪避开拥抱，只同赫鲁晓夫冷冷地握了一下手。刚下飞机的赫鲁晓夫受此冷遇，这次会谈的气氛就可想而知了。随后的会谈中毛泽东处处与赫鲁晓夫对着干，在一些问题上争论不休。对于好斗的毛泽东，赫鲁晓夫反复告诫说：“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以这次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为契机，中苏双方开始了公开决裂的过程。

一九六Ｏ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向全党转发了某省委一个报告。报告中说：

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不可能担当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革命的重心己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己移到中国，我党应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

毛泽东想当国际共运领袖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毛泽东通过一九五六年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批评，一九五七年对“和平过渡”的批评，一九五八年在长波电台，联合舰队问题上的翻脸，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认定其与美帝杜勒斯一样的敌人，国庆节公开吵架等一系列逐渐深入地恶化两党、两国关系的行动，终于制造出了许多理由，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头子”、“帝国主义走狗”等大帽。并使中共高层大多数领导人不得不接受他的观点。这样，自一九六Ｏ年起，毛泽东的中国在公开场合处处与苏联唱反调并对赫鲁晓夫进行攻击诽谤，在世界挑起了一场荒谬的中苏大论战，终于导致中苏分裂。

一九六Ｏ年二月初，华沙条约国组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宣言中说：“裁军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苏联在联合国十四届大会上提出的全面裁军的建议，反映了华约缔约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立场。”中国代表康生在会上发表了与大会会议气氛极不协调的发言，声称：由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都不能对中国具有约束力。中国的《人民日报》二月六日公开发表了康生的声明。

声明公开发表后，全世界震惊，中苏分歧扩大到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公开与苏联大唱反调，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赫鲁晓夫对中国将中苏分歧再次公开大为恼怒，（第一次是一九五六年挂斯大林像一事）但又无可奈何。

一九六Ｏ年四月《红旗》杂志第八期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的文章。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列宁诞辰大会上作了《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以此三篇文章的发表为标志，毛泽东挑起了中苏两党的大论战。

此三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就是：列宁关于武装斗争的科学论断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就只有走列宁指引的道路，采取武装斗争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把死了四十多年的列宁的幽灵抬出来，把他的只言片语作为教条，采取指桑骂槐的策略，明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暗中矛头直指赫鲁晓夫。这三篇文章的发表，即是毛泽东为证明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而寻找的理论依据，也是为自己蓄意恶化两党、两国关系编造的理由；既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策略、战略标榜正统，也是向赫鲁晓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发起的挑战！共产主义世界的“老二”毛泽东迫不及待地想当共产主义运动的 “老大” 了。

毛泽东在未主宰中共时，反对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王明路线，把它斥之为“教条主义”，强调所谓的“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当他坐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老二”的位置上，又对“老大”“把马列主义同世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作法提出严厉批判，并斥之为“修正主义”，自我标榜是所谓的正统。看来反“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为我所用。

面对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上的挑战，赫鲁晓夫对此似乎没多大兴趣。以沉默作答。但中共并不就此罢休。一九六Ｏ年六月初，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与列希会谈中，大肆攻击赫鲁晓夫和苏联。列希在回国途中路经莫斯科时，与列希一同访问中国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贝利绍娃向赫鲁晓夫私下报告了刘少奇、周恩来对列希谈话的内容。赫鲁晓夫大吃一惊！“多么可鄙的忘恩负义啊，我们不懂得为什么中国人要讲这些。”（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愤慨之余，苏方准备对毛泽东的卑鄙行为进行反击。这就是著名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大冲突的由来。而那位向赫鲁晓夫打了“小报告”的阿尔巴尼亚女政治局委员回国后即被霍查处决。

阿尔巴尼亚之所以当时与中国关系如此投机，其原因也是霍查此人对个人崇拜极感兴趣，对斯大林的血腥政策极为赞赏，对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极为不满。虽然阿尔巴尼亚从苏联得到了大量援助，但霍查还是与毛泽东一样暗中寻找反对苏联的同盟者，结果毛泽东与霍查臭味相投，双方一拍即合。后来两人都继承了斯大林的衣钵，在国内大搞独裁专制，血腥镇压异己，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毛泽东、霍查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铸出三大魔鬼！

一九六Ｏ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致函中共，建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共中央复函建议扩大会员，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但应延期。苏联方面表示同意。

先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以标榜正统，再建议召开世界共产党全体会议，是否有与赫鲁晓夫摊牌，争国际共运领袖的目的？

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于六月十九日抵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彭真一到布加勒斯特就向在那里的所有共产党散发中共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想得到其它共产党组织的支持。

二十二日下午，东道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口头通知中共代表团：二十四日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

二十三日下午苏联方面交给中国代表团一份六月二十一日的《苏共至中共通知书》。下午十九时又送给了苏联起草的会议公报草案。

在二十四日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党和共产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上台发言，历数中共故意恶化两党、两国关系的言行；谴责毛泽东的中共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行为；驳斥中共在时代问题上重复列宁的论述是“教条主义”；说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坐山观虎斗，制造紧张空气是左倾冒险主义；说中国进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在国际群众组织中采取“宗派主义立场；说中共领导人同阿尔巴尼亚党负责人的谈话是为寻找反苏同盟；说康生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的发表是“向帝国主义送情报；中共散发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是“南斯拉夫式的分裂活动”。赫鲁晓夫的发言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国家共产党的支持。东德、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古巴、蒙古等国家代表团纷纷谴责中共的种种言行。

在群起而攻之的会议上，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措手不及，狼狈万分，陷入空前的孤立。经向毛泽东请示后，于二十六日通过会议主席乔治乌、德治向各国代表团散发了中共代表团声明，指责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中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粗鲁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采取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是看成兄弟党的关系，而是看成父子关系。”

从中、苏两党相互指责的情况来看，苏方指责较为具体，中方指责较为空洞。再说，全世界近百个共产党组织都没有感受到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有“老子党”的味道，就你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有当“儿子党”的感觉，岂非咄咄怪事？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想争共产主义世界“老大”的位子，好向其它共产党发号施令，自己当“老子党”，别人当“儿子党”。

中共代表团散发的信件，非但没有起到改变中共代表团难堪境地的作用，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更为难堪的处境，再次受到与会多数代表团的谴责。在整个会议期间，只有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没有谴责中共。阿尔巴尼亚与中共有勾结，自不用说。而朝鲜、越南没说什么并非是赞成中共，只是因为朝鲜、越南是中国的近邻，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好处，不便多说。但时隔不久，朝、越都站到了苏联一边去了。

中共代表团眼见众怒难违，无可奈何“为了顾全大局”只得在隐含攻击中共内容的会议公报草案上签字。中共与苏共，不！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第一回合的公开的较量就以赫鲁晓夫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事后彭真灰溜溜地回到了北京。

我看这布加勒斯特会议真像中国的庐山会议。赫鲁晓夫动员其它国家共产党整中共，就像毛泽东动员中央委员们整彭德怀。最后都为了顾全大局而在整自己的文件上签字同意。毛泽东整彭德怀时大获全胜，赫鲁晓夫整中共也满载而归。然毛整彭大错特错，赫整毛万分正确。

彭真先生在这次会议上言不由衷的表演令赫鲁晓夫极为同情。后来赫鲁晓夫回忆说：“虽然他站在了毛的一边，但我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某种焦虑和郁郁不乐，我吃不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身上有什么东西使我感到为他难过。我可以说他正在忍受着某种内心的混乱，我认为他看到了毛正在把党领导到什么地方去，但他不能使自己采取决定性的反措施。”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七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一千三百九十名，终止派遣专家九百名。赫鲁晓夫此举虽属背信弃义，但毛泽东蓄意恶化两党、两国关系在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试想一下，当你尽全力用金钱、技术帮助自己的朋友时，而你的朋友却背地诽谤你、当面指鼻辱骂你，你还会忍气吞声地将金钱投进贪婪的朋友手中吗？而毛泽东既然恶化两国关系的目的达到了，对于苏联撤走专家一事并无一丝不快。反而更加高兴。因为他又有一条新的理由来反对苏联、反对赫鲁晓夫了。更重要的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Ｏ年时正值毛泽东的大跃进导致数千万农民活活饿死。苏联撤走专家一事对于毛泽东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正好把饿死人的责任推给赫鲁晓夫！一时间中国土地上“苏联逼债”、“苏联撤走专家”、“为了偿还打美帝的债务而不得不勒紧腰带”等谣言四起。当时中国人民对赫鲁晓夫真是恨之入骨。

十多年后，毛泽东当年对赫鲁晓夫的作法，又被阿尔巴尼亚的霍查、越南的黎笋照葫芦画瓢，原封不动地搬来对付中国。在毛泽东死前十几年及毛泽东死后几年内，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一百多亿美元之巨的经济、军事、技术援助。但毛泽东与美国尼克松“眉来眼去”后，霍查也像当年毛泽东骂赫鲁晓夫一样大骂毛泽东是“修正主义”，并一步一步地恶化两国两党的关系，七十年代末，中阿两党关系彻底破裂，中共中央向全国传达的文件中宣称：中、阿两党关系虽然无可挽回，但国家间的关系还在，中国不会作赫鲁晓夫那种撤走专家，背信弃义的事情。将继续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技术援助。但中国不撤专家，霍查就处处刁难中国专家，甚至派人暗杀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工程技术人员。最后逼得中国不得不全部撤退专家。中国专家一走，阿尔巴尼亚的报章杂志就兴高采烈地大骂中国背信弃义。霍查真是得了毛泽东的真传。对付中国的手法与毛泽东对付苏联的手法一模一样！中国遭小小的阿国算计，邓小平是有口难言，只得门牙打落往肚里吞――默不做声。

而越南的作法更甚，黎笋的作法与毛泽东相比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从越南建国时起，中国就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援助：派军事顾问团指挥奠边府大战；出兵近五十万直接与美军作战；无偿援助达二百多亿美元之巨！但越南人毫不记情，因入侵柬埔寨遭中国反对，到后来就干出迫害驱赶华侨的勾当。邓小平恼羞成怒：小小阿国卑鄙至极，只是隔远了够不着，这小小越南也如此不要脸，非整治他一顿不可！干脆派兵去“教训了一下越南鬼子”。

难道这世界上还真是因果循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毛泽东二十年前的背信弃义，二十年后就报应在了邓小平头上？

有关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一事，一九八八年中苏关系好转后，当年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接见来访的苏联代表团时说：“对于五十年代苏联党和政府给予巨大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仅此一句，就能戳穿毛泽东的一切谎言！

毛泽东的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遭到赫鲁晓夫一个突然袭击，狼狈不堪，一时晕头转向，不知所以，最后居然还不得不在隐含攻击中共内容的会议公报上签字。彭真等人回到北京将会议经过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内心的滋味就别提了：想当共产主义世界的“老大”，上台与赫鲁晓夫过招，结果三拳两脚就败下阵来。跌倒不痛爬起来痛。好在来日方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机会还有的。没有机会也可以创造机会嘛。

一九六Ｏ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答复苏共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向苏共中央提出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一、两党和所有兄弟党的团结必须以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和莫斯科宣言为基础。并且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遵守莫斯科宣言规定的平等同志式的原则；三、对社会主义国家间、兄弟党之间的争论，根据莫斯科宣言，通过同志式讨论求得解决，中苏两国、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国际共运等一切重大问题应充分协商讨论，采取一致步骤；四、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应分清敌我是非，最为重要的应珍惜友谊，共同对敌；五、经过充分协商，开好十一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会议上制定一个共同遵循的、团结对敌的斗争纲领。

读者若看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关于把赫鲁晓夫和苏联当成与美国的杜勒斯一样的敌人的讲话，再来看这五项建议中什么“友谊”、“同志”、“兄弟”不知有什么感想？

共产党之间口口声声称兄道弟，与那袍哥们有什么两样？好时好得同吃一碗饭，同穿一条裤，一旦翻脸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拚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

赫鲁晓夫由于在布加勒斯特会上得到了绝大多数共产党的支持，出了一口恶气，此时也想缓和一下与中共的关系，因而对中共建议表示同意，双方商定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在此以前，先由二十六国共产党组成起草委员会，准备会议的各项文件。毛泽东派出了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在正式会议召开前的会议文件起草过程中，由邓小平任团长。

在起草委员会会议刚一开始，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就发表了一通与起草委员会的宗旨很不协调的长篇发言。邓小平既没有提出与会议有关的文件草案，也没就会议的程序，内容提出建议。而是针对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进行的攻击翻出中苏关系史上的旧帐，以证明苏联对中国一直采取敌视态度。另外因波兰、匈牙利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攻击中国，邓小平也特地将一九五六年中、苏关于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协商争议过程全部抖落出来，以离间双方的关系。邓小平的发言包括十二个问题，主要有：一、布加勒斯特苏方搞突然袭击，接着撕毁两国签订的援华协定、撤走全部专家的事；二、赫鲁晓夫在会上把两党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领域；三、对中印边界纠纷偏袒印度、指责中国，苏方推行亚洲地理政治战略方针；四、美化美帝国主义，对美搞缓和方针，宣传“戴维营精神”，对中国施加压力；五、一九五五年九月，阿登纳率联邦德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赫鲁晓夫竟然向阿登纳提出请求，把中国说成是对苏最大的问题，请阿登纳帮助对付中国，其他几点还有关于苏波关系事件、与匈牙利事件、以及关于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工会理事会上争论的问题。

邓小平的发言完全是为了报复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上对中共的打击，并离间苏联与东欧之间的关系，把赫鲁晓夫的名声搞臭，以便在接着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有更多的共产党站在中共一边。谁知事与愿违，邓小平的发言在起草委员会上即受到起草文件的大多数共产党代表团的指责和反对。处境十分孤立。

十一月上旬八十一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正式开幕后，居然有七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谴责中共忘恩负义、破坏中苏关系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唯有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在发言中对苏共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甚至对赫鲁晓夫进行人身攻击，并支持中共。霍查的发言又遭到与会代表团的激烈抨击。西班牙共产党主席多洛斯、伊巴露丽激愤万分，痛骂恩维尔、霍查是“一只忘恩负义、反咬主人的狗。”中共、阿共在这次会议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最后中共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在大会闭会前一天发表了一篇口气缓和的讲话，声称“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团结具有重大意义，中共要永远与苏共一起为之付出一切努力。”最后八十一国共产党共同签署了《莫斯科声明》。

刘少奇作为务实的中共党的领导人，是不愿与苏联把关系搞僵的，他清楚地看到那样做会给中国带来什么，但他又不得不顺从毛泽东的意志。这一点连赫鲁晓夫也看出来了。后来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追述说：“我一直喜欢刘少奇，当我们见面谈话，我发现我们立即相互了解，并有同样的思想方法。我特别欣赏刘在第八次党代表大全上的报告，他似乎同意第二十次、二十一次、二十二次（苏共）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所反映的我们党的观点。”

在两次共产党会议上占了上风的赫鲁晓夫也没忘记对中共主动做出和解姿态，八十一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一结束，赫鲁晓夫即邀请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访问苏联。整个访问期间至始至终由勃列日列夫陪同。苏联方面安排了不少隆重热情的访问活动，刘少奇在一万二千人出席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十分感人的讲话。刘少奇同赫鲁晓夫话别时，双方都表示愿采取措施改善中苏关系。苏联也表示愿意重新调整对中国的援助，勃涅日列夫和科兹洛夫还接受了刘少奇的访华邀请。刘少奇还交待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要他早日促成他们访华的实现。

当年彭德怀访问苏联、东欧后，受到隆重接待，回国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了大跃进，就被指责为里通外国。现在刘少奇在中苏关系全面破裂时访苏，也受到隆重接待，回国后也对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灾难进行了批评，最后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赫鲁晓夫在中国人民面临巨大灾难时，主动伸出了友谊之手，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以借用方式，向中国提供一百万吨谷物和五十万吨古巴白糖，以缓解中国的饥荒。

但是毛泽东并不因苏联的主动行动而在“反修正主义”上有所松动，反而因国内饥荒原因，为转移人们的视线，一再鼓吹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罪魁祸首，对赫鲁晓夫援助中国人民的善意加以拒绝。反正缺粮的是老百姓，老百姓饿死几千万算啥？“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也没关系。

由于阿尔巴尼亚在一九六Ｏ年六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和一九六Ｏ年十一月莫斯科会议上支持中共，并对赫鲁晓夫进行人身攻击、诽谤、辱骂，导致苏阿关系严重恶化。一九六一年三月，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通过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决议，并提出撤掉苏军在阿尔巴尼亚发罗拉的海军基地。五月苏联撤出了驻在发罗拉基地的舰队，并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八月，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拒绝阿尔巴尼亚派代表出席。苏阿关系的恶化，作为阿国的事实上的“盟友”中国也不会坐视不管。只是一时没机会，帮不上忙。

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机会终于来了。毛泽东决定派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并在会上“捅苏联一家伙。”（毛泽东原话）

莫斯科八十一国党代表会议派了刘少奇当代表团团长，随后刘少奇对苏联的访问又使中苏关系有所缓和，毛泽东对此心中大为不满。这一次若想发展同苏联的关系，那么刘少奇就是当然的人选了。但毛泽东偏派出多次与苏联公开抬杠的周恩来去。

中共宣布派出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团员彭真、陶铸、康生、刘晓）苏联方面立即友好地表示将派专机迎接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由于周恩来此行肩负的使命就是恶化两党、两国关系，面对苏联的友好姿态，中共提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穆夫蒂将和中共代表团一道乘专机到莫斯科，再取道回阿尔巴尼亚”。明知苏联不会同意，偏要这样提出来，真是那壶不开提那壶。苏联方面明确表示：此专机只接中共代表团的人。对此中共立即拒绝了苏联派出的专机，改乘包租飞机。周恩来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一同到达莫斯科。周恩来到莫斯科的当天即向苏联方面提出向“列宁、斯大林献花圈”这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苏共自二十大起开始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滥杀无辜的罪行，周恩来的要求分明是一种挑衅、示威的行为，苏联方面大为不满。若在一九六九年中共九次代表大会上，苏联的勃涅日列夫派出代表团到北京向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帽子的刘少奇献花圈，毛泽东不气得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才怪了。

十月十九日，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向苏共二十二大致贺词。贺词中指责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政治路线背叛了列宁主义，指责苏联对待阿尔巴尼亚的做法是错误的，反对苏联二十二大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论点。周恩来致词后，与会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和苏共代表纷纷起而谴责周恩来和中共。一个受邀请的客人，到主人家中去公开指责主人的内外政策，骂人骂到别人的家里去了，这种事情只有毛泽东的中共才做得出来。

就在大会期间，周恩来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专门就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斯大林问题、和平共处等问题指责赫鲁晓夫做错了。赫鲁晓夫对此拒绝接受，双方不欢而散。

周恩来在莫斯科几天淋漓尽致的表演后，在世界共产党的一片谴责声中，周恩来提前离开了莫斯科。

周恩来回到北京，毛泽东专门为其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以表明中共举党一致地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苏共二十二大后，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阿尔巴尼亚的反苏材料，大张旗鼓地声援阿尔巴尼亚，自此以后，中国与苏联在一系列问题上相互指责、漫骂，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一九六二年二月，在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苏共严词批评中共的“反列宁主义”行为，批评中共在国际上采取与苏联唱反调的特殊立场，批评中共恶化中苏关系的政策，批评中共想发动战争的特殊路线等。

一九六二年四至五月间，中国由于大跃进导致的饥荒使得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近十万民众跨越国境进入苏联，中国方面强烈要求苏联全部遣反出逃难民，苏联不同意，中国又指责苏联方面“煽动叛乱，挑拨离间。”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偏袒印度说：“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即印度想同中国打。中国单方面停火、撤退固然好，但中国部队不从原有阵地上前进岂不更好。”

一九六二年十月，苏联运进古巴的导弹被美国发现后，美国政府断然封锁古巴，赫鲁晓夫不愿冒同美国进行战争对抗的危险，从古巴撤出了导弹，中国就此事大骂赫鲁晓夫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压力，出卖古巴，被美帝吓破了胆。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三年一月，欧洲的五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代表大会上，公开谴责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破坏国际共运的团结，诽谤苏联，制造分裂的行为。对此毛泽东的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等文章。

面对中共的挑战，苏共为缓和气氛，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至函中共中央，建议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经双方商定，两党会谈于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但毛泽东此时的“反修防修”政策已到发疯的地步，非把共产主义世界的内幕向全世界抖出来不可。在会谈之前的六月十七日，公开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文中对赫鲁晓夫在认识帝国主义、认识当前时代及其基本矛盾，认识对待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反对个人崇拜，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等方面提出了全面的、系统的、公开的大批判。拉开了中苏大论战的帷幕。

论战挑起之后，赫鲁晓夫也不示弱，六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公开发表了《关于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的会议的决议》。决议中说“责成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即将举行的同中共中央代表的会谈中，坚定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苏共领导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会谈还没开始，双方的交锋就进入了白热化。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布参加会谈的代表团名单，并说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公开信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

七月四日，苏共中央再次发表声明，公布参加会谈的代表团名单，并对中共中央七月一日的声明进行反击。

七月五日，中共中央再次发表声明：表示不能同意苏共中央七月四日声明中对中共七月一日声明的歪曲指责和攻击。责成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中对苏共中央的歪曲和攻击给予必要的评论。

在此期间，中共还利用驻苏使馆工作人员和中国留苏学生在苏联莫斯科大肆散发中共六月十四日致苏共的信，被苏方下令驱逐出境。事后中共方面说：“这是一种正常的对等活动，因为苏驻中国的机构和人员在中国就散发过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信。”

全世界面对中共和苏共双方公开的争吵，大多当成笑料看待。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些西方政界要人也发表过精采的评论。

在这一片吵闹声中，七月五日，中共代表团抵莫斯科，与苏联会谈。到七月十九日，双方共举行了九次会谈。这次会谈气氛之紧张激烈，前所未有。双方唇枪舌箭，指鼻指眼，犹如泼妇骂街。不过中国人在骂街问题上颇有传统，颇有心得，骂得也有水平，也能骂到对方的痛处，也很会激怒对方。康生在会议中攻击赫鲁晓夫，诽谤、歪曲苏共路线，苏斯洛夫坚决抗议后，邓小平反说：“你提什么抗议？如果要提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议。”中共首先挑起了这场中苏大论战，但邓小平却发言主动要求“停止公开论战，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公开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我们党是不会对任何别的党首先‘攻击’的……”真是妙极了。自己首先把与苏联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自己首先挑起了中苏论战；自己首先在各种场合攻击苏共和赫鲁晓夫；反倒说出如此漂亮的话来。真是俗话说的“当了婊子又立牌坊。据传说，这次中苏会谈后，赫鲁晓夫给邓小平起了一个外号“邓铁嘴”。真不愧是个铁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就把煤炭说成白面，丑鬼说成美女，把苏方驳了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

这次两党会谈后，苏联在报刊上开始公开发表反对中共的文章，自七月十五日到十月间的三个月中就发表了一千多篇反中共的文章，有的文章还要求中国党内和国内的健康力量起来推翻毛泽东的领导。而中共则自一九六三年七月到一九六四年七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

《在战争与和平上的两条路线》（五评）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

《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

此《九评》可谓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经典”之作。且是毛泽东殚精竭虑、逐字逐句地亲笔修改后发表的。若有人想研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千万别忘了这“九评”。

中共挑起这场大论战，论战时劲头十足。十几年后，当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存心挑起阿中大论战时，邓小平的中共也发表了一大篇文章，加以驳斥。可文章发表后仔细一看：怎么其中的观点和口气竟与当年赫鲁晓夫驳中共的“教条主义”时的观点和口气一模一样？邓小平是毛泽东当年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的主将之一，站在毛泽东立场上驳“苏修”时劲头十足，现站在“苏修”当年的立场上驳阿尔巴尼亚的“教条”竟有自煽耳光、丢人现眼的感觉。从此之后闭上了鸟嘴。面对霍查的百般辱骂和挑衅不理不睬。让霍查讨了个没趣。这倒不乏是明智之举。

对于中共在两党会谈中的强词夺理和《九评》，赫鲁晓夫以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大会谴责中共作答，并组织二十六国的共产党起草相关文件，其中包括中共。要整你，还要你起草整自己的文件并在上面签字盖章表示同意，这是共产主义世界的一贯作法。毛泽东对此整人手法看得明明白白，拒绝派代表团起草文件。因赫鲁晓夫的下台，此会延至五月召开。毛泽东对这个会议的召开十分愤恨，先是极力阻止，阻止不成后是百般漫骂。

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打击毛泽东的中共，六十年代初苏联以帮助越共统一南越为诱饵，悄悄地和与中共有特殊关系的越南共产党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五十年代中苏关系密切的时候，中国在苏联的支持下，以世界大国的地位制造出两个越南。现苏联无视中国的脸面，公开支持越南共产党用武力统一南方，一旦越南统一，你中国在世界和东南亚地区就颜面扫地。毛泽东的中国就甭想在世界扮演大国角色。一九六四年，越南统一战争爆发，美国为阻止共产主义在世界的扩张而出兵。此时的毛泽东是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而且为了表明反对美帝国主义并讨好越共，还得倾中华之国力去同苏联搞支持越南统一的军援竞赛！几年间共花了两百多亿美元用于支持越南。可谁知越南在统一后感谢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且对当年中国制造两个越南一事耿耿于怀，一九七九年中越边界战争打响。中越后来反目与其说是越南人忘恩负义，不如说是中苏关系破裂后，中苏两党、两国明争暗斗的结果。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赫鲁晓夫被昔日忠诚的部下们用合理、合法、和平的手段赶下台，成为一个退休金的领取者。这令全世界震惊。在血腥的共产主义世界里，领导人的更叠竟是如此充满西方式的“浪漫”色彩，这也许就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后导致的最美好结局，也是赫鲁晓夫一生中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对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自然是万分高兴。以为斯大林分子又在苏联得势了。立即向苏联的新领导人联名发出了贺电。在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前，又联名电贺节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还出席了苏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并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并同苏共新领导人会谈。

周恩来在与苏共第一书记勃涅日列夫的会谈中，指责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是错误的，要求勃涅日列夫等人修改，对此勃涅日列夫、米高扬等坚决拒绝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制定的，是苏共中央集体共同制定的正确路线，中国党提出要苏共修改它二十大以来的路线，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对此周恩来说：“你们既然同赫鲁晓夫一样，为什么要赫鲁晓夫下台呢？”面对周恩来的无理责问，米高扬干脆地说：赫鲁晓夫被罢黜以后，由中央全会选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对苏中关系问题，即苏联对华政策没有任何改变，是和赫鲁晓夫一致的。

毛泽东对苏联的无理做法，不但令赫鲁晓夫愤怒，深知内情的赫鲁晓夫部下们也十分恼怒，当然毛泽东在台上，苏共不会轻易改变对中共态度。但中国却不同。毛泽东的内外政策在中共内部多数是不赞成的，只是惧怕其权势而不敢多言。一旦毛泽东死了，继任者肯定会改变对苏立场。果不其然，毛泽东一死，邓小平上台后，也不骂苏修了，也不骂赫鲁晓夫了，也不说苏联有什么路线问题了。

苏共对中共最明显的态度可从十一月七日阅兵式后的节日宴会上的一个小插曲中看出来：宴会上贺龙正与崔可夫交谈，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过来对贺龙说：“不要让任何毛泽东、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了。”马利诺夫斯基的话其实就是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共识。很有可能马氏是受中央主席团的授意才这样说的。但有着几千年忠君传统的中国人却没有这样的胆量，不但没胆量，连听到这句话都有受到侮辱和大逆不道的罪恶感。贺龙当即给顶了回去。并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向勃涅日列夫、米高扬提出抗议：“这是严重的挑衅。”勃涅日列夫掩饰道：马林诺夫斯基今天喝醉了，是酒后失言。周恩来指出：这不是酒后失言，是酒后吐真言。逼得勃涅日列夫不得不道歉。

说者有意，听者无心。贺龙抱着对毛泽东的一腔忠诚，理直气壮地同苏联人斗了一场，回国后连忙向毛泽东汇报，不图邀功请赏，只想一表忠心。谁知赏金没领到一文，多疑的毛泽东却将此事牢记于心，随时提防着贺龙搞政变。两年以后，贺龙就被扣上“搞二月兵变”、“大土匪”、“大军阀”等罪名关进监狱，最后惨死狱中。

赫鲁晓夫下台给中苏两党、两国改善关系带来了一个契机，但毛泽东不改变自己的一套作法，谁也不愿意与他修好。此后，中国共产党内乱再起，毛泽东忙着整治“中国的赫鲁晓夫”，也顾不了与苏联的关系了，从此双方断绝往来。一九六九年，毛泽东为了召开“九大”，挑起了珍宝岛武装冲突，勃涅日列夫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并就此事试探美国态度，由于美国不愿看到苏联武力吞并中国，加之当选总统尼克松想改善美中关系，坚决反对，勃涅日列夫才未敢动手。

一九六五年五月，世界共产党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此会召开一事及会议内容毛泽东的中共及后来的邓小平、江泽民对中国人民严密封锁消息，至今没见官方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有一个字提及会议的内容和会议通过的文件。但越是遮盖，越使人感受到此会对中共的谴责的激烈程度。在血腥的极权制度下，老大整老二那还有个跑？不知共产世界的新掌门人勃列日涅夫是否也象斯大林开除南斯拉夫、赫鲁晓夫开除阿尔巴尼亚一样把中共开除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血腥的共产主义世界里，谁要与老大过不去，其结局就是杀头、坐牢、开除等。那么苏联这个老大整中共这个老二也会与毛泽东这个老大整刘少奇这个老二一样，不从组织上开除并置之死地是决不罢休的。

一场由毛泽东挑起的中苏是非之争，最后以世界共产党大会召开为标志宣告结束。沸沸扬扬的中苏大论战也在此后嘎然而止。毛泽东的中共因不参加此会而被苏共剥夺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发言权，剥夺了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说三道四的权力。

此会后，中共与苏共彻底断绝关系。毛泽东也不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将苏联冠之以“社会帝国主义”头衔。又把全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统统斥之为“修正主义”党，并与之彻底断绝交往。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中苏关系最佳的一九五七年达到巅峰时期，其后因中苏的分裂而逐步走向了衰落。到九十年代初彻底覆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闹家务”，竟在客观上成了分裂、毁灭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罪人。

邓小平当政时期虽还自我标榜是马克思主义，但其所作所为与“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世界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并不承认中共是马克思的“正统”部下。八十年代后的中国严格来说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封建专制集权国家。东欧、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灭亡后，因中共曾被全世界的共产党组织会议排除在外，邓小平也不好意思公开举旗要继承共产主义衣钵，只好看着一个个共产主义政权覆灭而干瞪眼。

中苏彻底闹翻后，毛泽东为了当国际共运的领袖，决心另起炉灶，专门成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在世界大力组建、扶持亲中共的共产党组织，准备时机成熟后，召开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共产党大会，以此向苏联的共产主义世界霸主地位挑战。西方一些无赖之徒得到这一“利好”消息，马上在国内宣布成立所谓的（马列）共产党，并与毛泽东的中共联络。中共也在一段时间内以较大篇幅报道某国共产党分化出了“马列”派别。但这些被毛泽东封为“马列”的共产党组织除了年年向毛泽东索要活动经费外，多少年后都象《沙家浜》中的胡传魁一样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花了无数的钱粮竟颗粒无收！毛泽东也心灰意冷，其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梦也就只有到另一个世界去做了。

西方的情报机构趁机指使人以成立（马列）共产党派别的名义剌探中共的情报。

对于毛泽东支持和培植西方所谓“马列派别”一事，最近爆出猛料：一荷兰75岁退休教师披露了他二十五年来如何被全世界的共产党领导人当成是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马列主义党的领导人而奉为贵宾的离奇故事：彼得、伯维曾化名克里斯、彼得森，名义上是有600多名成员的荷兰马列主义党的总书记。并以这样的身份到北京见到过毛泽东，他还受到过阿尔巴尼亚和其他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但事实上整个事件完全是荷兰情报机构一手策划的骗局，目的是尽可能多的了解北京高层的情报。伯维做得非常成功。且几十年来荷兰的情报机构没有给他一分钱。他把这一惊天秘密透露出来时说：“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很满足，我不用自己掏腰包却游遍了世界各地，当然，这很可笑。”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彻底改变了与苏联为敌的政策。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中苏关系好转。一九八九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谈及当年那段历史，戈尔巴乔夫谦逊地说：你是中国老一代的领导人，我们期待你对此事作出结论。当年毛泽东手下的反苏主将邓小平说：那时我们大家都说了很多的大话和空话。让我们一起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随后的几年里，改革大潮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涌动。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关系步入正常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