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功頌德永遠不會有改革   胥志義

       改革實質上是開新政，開新政的一個前提是否定舊政。如果舊政一切很好，那就不用改革。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正是對舊政的否定。平反冤假錯案，是對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否定；給地富反壞右摘帽，是對階級鬥爭治國方針的否定；實行農村承包製，是對農業生產集體化行政化的否定；允許個私經濟發展是對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否定，等等。也就是說，49年建國以後，特別是56年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到文革結束，政府的執政方針，政策，並在此方針政策下形成的管理組織結構如人民公社，指揮的生產活動如大躍進，發動的政治運動如反右等等，都是錯誤的。更不用說文化大革命了。不否定這些錯誤，就不可能有改革。所謂“撥亂還正”的前提是“撥亂”。

       當時如何否定舊政？

首先是實事實說。比如文革“整了一億人，浪費八千億人民幣”，“國民經濟處於崩潰前沿”，就是實事實說，比之掩蓋災難，虛誇太平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能夠直面現實。沒有實事實說，如何否定舊政？

其次是回歸常識。比如農民家只能養三隻鴨，養五隻就是資本主義；比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比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些觀念已經脫離了人性和人的基本常識。沒有人性和人的常識的回歸，如何否定舊政？

再次是政府和官員認錯。鄧小平帶頭認錯：“我就犯過錯誤”，“我們應該承認，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所以當時有“對半開”，“四六開”，“三七開”等等的用語。雖然這種認錯羞羞答答，不夠徹底，但不認錯就不能否定舊政。政府認錯是否定舊政開啟改革的關鍵前提。

       目前我們的改革，是想建立在不否定舊政，不認錯的基礎之上。改革只是撤一個部，並兩個局，或者增加國企利潤上繳比例等等這樣的調整。這能叫“體制”改革？所以，市場配置資源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提出，依法治國更早，八十年代政府就信誓旦旦。而過了二三十年，我們還在開會，還要作“決定”。說明市場經濟遠未建立，依法治國更是漸行漸遠。為什麼？這裡有兩個原因。一是八十年代的認錯不徹底，導致改革不徹底。二是對只改一小部分體制後的所謂“中國模式”高度認可，“現在是中國歷史上發展最好的時期”，“中國崛起了，世界老二了”。既然這樣，那就不用去改革，還開什麼會，作什麼決定？

       中國要啟動真正的體制改革，就要否定在九十年代後逐步形成的“中國模式”，而這種否定，必須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樣，由實事實說開始。歌功頌德永遠不會有改革。中國目前的問題絕不是個別局部問題，已到了可能“亡黨亡國”，需要“壯士斷腕”的地步。已到了維穩經費超軍費，政府的大部分工作是“救火”的地步。中國現在的問題。與文革結束時有很多相仿。

        A，經濟處於崩潰前沿。房地產危機，債務危機，超發貨幣引發的通脹危機，以及環境惡化的危機，正處於全面暴發過程中。中國GDP可由貨幣堆積起來，也可由貨幣打入深淵。中國以前所有能夠提升GDP的措施，如四萬億，現在都成為誘發經濟崩潰的原因。文革結束時，中國經濟也處於崩潰前沿，雖然現在的經濟與那時的經濟不處於同一水平，尋致可能崩潰的原因也不盡同，但經濟岌岌可危，卻是同樣的現實。

        B，民間積怨甚深。那些下崗工人；那些失地農民；那些因思想信仰獲罪之人；那些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民眾幹部；那些因謀生，因上訪，而被打，被勞教，被精神病的人；那些私有民營財產被無端剝奪的人等等，已經構成中國目前社會動亂的根源。文革結束時，也有地富反壞右，有走資派，有階級敵人，有投機倒把分子等等。從人數上看，現在對政權抱怨之人，決不會比文革結束時更少。

        C，腐敗已經到了天怒人憤的地步。中國模式的特徵是權力主導下的市場經濟，這為掌管權力的官員謀求個人利益提供了從來沒有，世所罕見的廣闊空間。官員通過權力集斂的財富，不僅其數額令人咋舌，而且普遍性也達到登峰造極，並由官場向社會漫延。這一點與文革結束時不同。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激發了人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九十年代後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則帶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權力通過審批尋租，出賣資源，壟斷市場，中國由放鬆管制擴大自由帶來的的發展成果，大部分被貪官掠奪和政府消費所抵消。中國出現了一個龐大的不是依靠創造財富而是依靠權力掠奪的食利集團。

       如果我們不直面這些問題，一味的掩蓋，“形勢大好，不是小好”，那怎麼可能有真正的改革？中國要麼走向沉倫，要麼走向革命。這些問題的出現，顯然與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政府的執政路線，方針，和具體的執政方式，包括一些所謂的“改革措施”相關。也就是說，政府在這些年，犯有重大錯誤。如果不承認錯誤，改革也就無從談起。

       有人說，這是體制變革過程中的矛盾和陣痛。如果說由計劃價格轉變為市場價格帶來“官倒”是體制變革的一時混亂，那長期間的強征強拆，並由此帶來大規模的官民矛盾，如何是體制變革過程中的矛盾？有人說，這是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變過程中的問題，比如環境污染。我們不是認識到了環境污染的危害，要“不走西方國家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嗎？但現在環境污染不是一天天在擴大嗎？我們走的是為了GDP縱容污染，而且似乎是為了GDP不想治理的路，怎麼不是政府的責任？有人說，這是西方敵對勢力，為了不讓中國崛起，圍剿中國帶來的。但中國不融入世界經濟，中國能夠取得現在的發展成果？經濟全球化確實會帶來國家之間的利益矛盾，這很正常，如何能扯到“敵對”上去？用一個莫須有的敵對勢力來為政府推卸責任，就象當年用“蘇聯逼債，自然災害”來為大躍進造成餓死人推卸責任一樣，是那些不願承擔責任的官員杜撰出來的。

       據說黨有強大的自我糾錯能力，現在則是考驗黨的時候到了。承認錯誤，改正錯誤，否定舊政，開啟新政，黨便能浴火重生。但黨能認錯嗎？黨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那些黨的領導層，制訂政策的人，執政的人，他們代表着黨，他們不認錯，黨就不會認錯。現在有沒有人象當年的鄧小平那樣，有勇氣承認：“我就犯過錯誤”？恐怕難上加難。不要說承認錯誤，每一屆的政府，都要擺功，還要作一些與實際執政不同的空洞決定，要青史留名。那現在這麼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如何解釋？誰來負責？

       認錯難，首先在於這樣一種邏輯：黨不能認錯，如果黨認了錯，黨就跨台。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黨撿討，黨認錯，黨跨了嗎？相反，黨認了錯，並改了錯，如平反冤假錯案，給地富反壞右摘帽，反而給黨帶來新的威望，84年，北京大學生打出標語“小平你好”，正是發自人民內心真實的呼聲。黨重新獲得人民的信任。不認錯，便無法改正錯誤，反而最終會帶來黨的跨台。

認錯難，還在於官員怕追究責任。我們確實要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對於這一段時間內，出於個人私利的決策錯誤一定要進行追究。對一些出於認識上的錯誤帶來的決策錯誤或可不追究個人責任，但前提是認錯。因為認錯關繫到中國的前途，人民的命運。我們能夠為了個人面子，置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於不顧嗎？　　 

       沒有認錯，便沒有改革，開幾個會，制訂一打文件，在語言上作遊戲，誤黨誤國。“以前是讓市場配置資源，現在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進行這樣的語言遊戲有意義嗎？中國如果不否定舊政，不認錯改錯，不對體制動大手術，“復興”呀，“崛起”呀，難免變成“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