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口述：《伪军医女儿的苦涩青春》
原创 2017-07-12 冯利 博雅书院人文视窗


口述人：晓秋（女，西南民族学院子弟，1955年出生）
采访整理：冯利
采访时间：2016年3月
采访地点：西南民族大学校园

冯利：晓秋的父亲是一名医生，1950年参与西南民族学院的建院工作，是该校卫生所的创建人之一，治愈很多民院人的疑难杂症，医术、医德为人称道，受全院师生敬重。1966年，文革爆发，其父参加群众派性组织，积极保卫被打倒的院领导。1968年，学院和全国同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院革命委员会一方面组织档案知情人员提供名单，进行档案大清查，从中发现蛛丝马迹，但凡档案中有污点和疑点的人皆被立案审查；另一方面召开全院教职工大会，动员群众揭发，鼓励检举他人，怂恿告密，进行深挖细查。据《西南民族学院院史1951-1991》记载，在运动最初两个月内，全院就召开各种类型的批斗会150余次，揪出所谓“叛徒”、“特务”、“反动党团骨干”、“伪军官”、“伪保长”、“漏划地主分子”、“应打倒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假党员”、“现行反革命分子”共58人被隔离关押。全院四百多教职员工，被立案审查者148人，占全院教职工比例的33%多，弄得全院人心惶惶，风声鹤唳。就在这场清理运动中，晓秋的父亲被深挖出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军队从医，被扣上国民党残渣余孽“伪军医”的帽子，立即遭关押审查，失却自由。13岁的晓秋一夜之间从不知忧愁的快乐女孩变成了牛鬼蛇神子女，全家顿陷黑暗，晓秋的人生梦魇从此开始。  

晓秋的这段人生经历带有普遍性。有人强调说文革倒霉的只是位高权重者或罪大恶极者，其实不然，晓秋父亲不是当权者，只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普通医生，仅仅因为曾经是旧政权的一个医务工作者，就惨遭关押毒打，就连累子女命运坎坷。全国从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就职人员数以百万计，绝大多数都没有逃脱“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魔掌，他们的家属子女数百万计，从成人到孩童，无不受牵连，成为贱民，遭受社会的不公正对待，每个人都有自己锥心之痛的血泪史。而这只是文革受迫害者诸多种类人群中的一类人而已。那时的晓秋绝非一个，是千千万万，许多人的命运更加凄惨跌宕。那些怀念文革、为文革说话的人是罔顾历史真实，无视百姓命运，缺乏良知，拥抱邪恶。      

讲述老百姓过去的故事，是为了后来人了解真实历史，了解普通人的文革生态，正视历史的荒谬，正视强调“阶级斗争”给普罗大众的伤害，以免重蹈覆辙，以杜绝文革思维继续残存作恶社会，这就是普通人晓秋故事的意义所在。

（晓秋 1968年）

噩梦开始

我爸是西南民族学院卫生所的医生，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被深挖细查出来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解放前曾经做过国民党军队的医生，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被关押进“群众专政大军”，我的恶梦从此开始，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爸出事时我13岁。那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声势浩大，涉及面宽，揪出的人数多，民院的气氛很紧张，天天开大会，每天都有人被揪出来，被揪出来的大多都是有历史问题的，如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最早我还跟着别人嘲笑父亲被揭发出是“坏人”的小孩，突然一天，同样的厄运降到我家。我爸被宣布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当天就被抄家，抄走的东西后来作为罪证拿去当“阶级斗争展览”的展品。抄完家，父亲便被抓走关押起来写交代材料。其实我父亲并没有向组织隐瞒他的历史，刚参加新政权的工作时他就向组织交代了自己的国民党军医经历，写进了个人档案，可能是因为他的医术精湛，遇到了民院的好心领导，把他的档案做了特殊加密处理。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也是一段政治敏感的历史，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下，他属于旧时代的遗留者，随时有可能被清理打击，可能当时有高人告诫他不要提这段历史，所以他从未向其他人提及。单位的同事从未有人把他和国民党联系在一起，既然没有人问，他肯定不会主动去说。     

父亲出事，我最初是震惊、恐惧，五雷轰顶，继而是自卑，深度极端的自卑。我的性格开始变得非常自闭，很内向，根本就无脸见人，躲在屋里看书，不愿迈出家门看任何人的脸，觉得低人一等，人家都是正常人，我爸连带我们变成了大众眼中的坏人。    

我并不是自我束缚，自己恐吓自己，自己幽闭自己，在文革的社会意识中，在我们小孩所接受的社会影响中，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如果父母是革命者，子女就是好样的；反之，如果父母是“牛鬼蛇神”，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我自己这样认为，周边的人几乎都是这样认为，这是当时全社会的共识。在泛滥的极左思潮之下，“血统论”与“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像我爸这种人一旦被揪出来，其命运是很惨的，历史上的污点一辈子背在身上，殃及家人和子女。牛鬼蛇神子女无不受到莫大伤害，和父母一样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不是时时遭遇别人的歧视，就是失去对前途的信心，招工招生都会受到影响而与其无缘。文革给成人带来伤害，给我们这一代不是直接参与者带来的也是直接伤害，造成很多子女心里的压抑、自卑，影响终身。     

父亲刚被揭发出来的时候，除了我们自己感到意外，在民院也产生了轰动，大家都感到意外，其中包括好人和恶人，让我开始体会人间冷暖。有人悄悄到我家看望我们，安慰我妈，我们也遭遇冰冷、歧视，有的邻居近在咫尺，却心隔千里。父亲被抓走写交代材料，几天后临时放回家等候处理。我妈给他煮了鸡蛋，因为我们的厨房是几家人公用的，煮了蛋端回家，邻居盯着看，在一旁数煮有几个蛋，立即就向组织汇报，说我妈立场不坚定，没有划清界线，给他煮了两个蛋，还舀了一大勺猪油放进碗里。上面来人找我妈就此事谈话，令我妈气结。那时的人阶级立场非常鲜明，觉得我爸是坏人，家人居然没有与他划清界线，还给他弄好吃的东西，我亲耳听到邻居有人说此话，而且语气充满气愤。相信有的邻居本质也不是恶人，很多平民百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被扭曲，满脑都是阶级斗争这根弦，这是那个时代人性被政治意识形态异化了的常态。

没过几天，我爸就被关进了“群众专政大军”隔离审查，关押期间工资扣发，我家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不说，还要我们自己给父亲送饭，我极不愿意去送饭，看别人的白眼，受人呵斥。父亲被关押的地方，就在我家门口前面的大楼，就像一座寒气逼人的集中营冷酷地横立在那里，每天都有打人声、呵斥声、谩骂声、呻吟声从里面传出。我总是从被打者的声音中去辨别是否是我爸。施暴者是从工厂来大学“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简称“工宣队”），以及本院的革命群众。那些本院职工，过去都是满脸微笑的叔叔阿姨，转眼间就变成了凶神恶煞的审讯者，盛气凌人地对过去的同事和领导恶语相向、拳打脚踢，连看我们这些家属小孩的眼光都是恶毒鄙视的。我只要迈出家门，就置于这座建筑的阴影之中，它掏空了一个女孩所有的自信，完全不能昂首自信地走路，我总是低着脑袋匆匆走过，生怕遇见路人异样的眼光。      

我11岁的弟弟懵懂无知在校园和朋友玩耍，被民院一个造反派学生叫住，用手枪对着他就连开三枪，子弹打在弟弟身后的大树上，震动满树树叶下雨般落下，打枪时那个造反派学生还恶狠狠地说了一句：“打死你这个狗崽子！”弟弟完全被吓懵，大脑一片空白走回家，看见母亲才骤然哭出声来，母亲抱着弟弟痛哭……。

至此以后我更加恐惧，一迈出家门就提心吊胆。那段时间，即使不与外人接触，在家里也过得悲戚压抑，大人小孩心情都沉重，屋里欢声笑语不再。有一段时间，我爸放出来回家写交待材料，他天天把自己关在二楼的房间里写，吃饭才下来。我每天出去买菜，走在路上总觉得父亲要发生事情，要从楼上跳下来自杀，老是有这种幻觉，每次走回来，临到家很远我就开始提心吊胆地听我们楼前的动静，如果平静没有闹声我才放下悬吊的心，确定我爸没出事情。担心我爸想不通从楼上跳下来自杀，这种想法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来我爸被定案为人民内部矛盾，我悬着的心才放下。

初中遭遇
      
1969年秋天，我上初中，刚开始上的是成都十五中学，西南民族学院接受成都市教育局的任务，开办了一个红卫中学，我们又全部被转入红卫中学。父亲很重视孩子的学习教育，我拿到中学的入学通知书时，他非常高兴，在那么不正常的混乱局势下，在他已经倒霉的情况下，我拿到一个初中入学通知书，他是很欣慰的。再者，学校就在民院校园内，离家几分钟就到教室。老师全是民院的教师担任，由大学教师来教授我们，何其幸也，我对未来无限期待。万万没有想到我的班主任居然是一位李姓老师，他负责我班的管理和思想工作，我当时心一沉，马上就有不愉快的感觉，因为他曾经是“群众专政大军”中的一员， 管制过民院的牛鬼蛇神，我对他冰冷阴沉的脸印象深刻。我那时为了摆脱父亲给我带来的政治阴影，努力表现，积极争取参加红卫兵（那时的红卫兵性质已变，不是文革初期打砸抢的红卫兵。1969年中共九大会议以后，随着“复课闹革命”，红卫兵的名称被借用，成为中学生的官办群众组织，相当于文革前中学里的共青团，需要政治表现积极才能被批准加入）。        

那时我没有多思量我身边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的一位同学离开十五中后没有和我们一起到红卫中学报到入学。我后来才知道原因，因为她父亲是民院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当时正在民院读书的大姐备受歧视，1968年全校毕业生分配工作，唯独她大姐一人因为出身问题被下放到农村，因此一当她听说被分到民院红卫中学，冰凉透心，担心自己再遭民院人歧视，自动放弃了读初中的受教育机会。另一件事情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牛鬼蛇神子女，虽然报到入学，却表现消极，对争取加入红卫兵一事不闻不问，毫无兴趣，她为啥不积极呢？我还暗自奇怪。       

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的积极表现终于有了结果，我被批准成了一名红卫兵。宣布那天，给每位新人颁发一个光荣证件，叫“红卫兵证”，正面是“红卫兵”三个大字，背面填写有姓名、性别和家庭出身，我翻过来一看，我的家庭出身一栏上赫然写着三个黑字：伪军医。当时我的脑袋就“轰”的一声，喜悦荡然无存，莫大的羞辱。我没有让第二个人见过这个红卫兵证，我把它毁掉了。这对我是一次沉重的心理打击，加重了我对自己家庭出身的耻辱感，我发誓再不去搞这些名堂了，我在李老师眼中根本就是另类，我这才体会到那位好友为什么不写申请书参加红卫兵。    

在民院读了一年半以后，民院红卫中学被撤销，学生转入成都十六中学，我在那里又读了一年半。民院的部分老师随学生转到十六中继续管理我们，其中就有李老师。他已经升官为年级组长，依然兼管我们班，学校的很多政治活动他都把我排斥在外，不让我参加。他和我家一无冤二无仇，就是因为我爸的历史问题，他作为管教人员，他们之间的关系就那么对立吗？就会影响子女吗？他的阶级立场划分得异常清楚，十分坚定，我在他的眼神里就能感受到寒光。

梦断高中
     
1972年，我即将初中毕业，恰逢邓小平重新出山主持工作，在教育战线出现了一次回潮，后被污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所谓回潮，就是重新开始注重知识教育、注重文化学习了，政治教育和政治表现退让其次。我们之前，所有的初中生毕业即下放农村当知青，学校没有高中，这次教育回潮，学校从我们开始要恢复办高中，而且是以学习成绩为主推荐上学。我在教育回潮中得到好处，不仅学到了一点知识，最主要的是，我的处境得到了改善，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让别的同学羡慕，我有了自信和自尊。恢复高中、以学习成绩为主推荐上学的消息让我看见了未来的光明，家庭出身的政治包袱再也束缚不了我了。    

在推选过程中，前两次推荐名单上我的名字都排在前面，心中暗喜，我上高中是十拿九稳了。我有一个同年级好朋友，因为学习成绩平平，没有被同学推荐，她是老革命的女儿，她的老革命妈妈跑到学校办公室气愤地拍着桌子怒骂：革命干部的子女不推荐，要把牛鬼蛇神的子女推荐上去，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一番发飙之后，年级组长李老师就找我班的班主任谈话，说我父亲是有历史问题的，不能推荐。当时虽说是同学推荐，但同学受老师控制，老师给同学做工作，给学生干部做工作，动员说服不要投我的票，我怎么也没料到，第三次推荐时我的名字突然被划下来了，那位老革命的女儿上去了。因为我成绩很好的缘故，有老师很同情我，但家庭出身不好属于政治问题，没有人敢为我说话。我最终没能逃过极左分子老师的偏见，梦断高中。    

我委屈、悲愤、绝望，痛感世道不公，痛哭不已。这件事对我父亲的刺激非常大，当时民院的人都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好，和我父母议论时都说我升高中是铁板钉钉子，必上无疑，我爸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历史问题会连累到我，心里极其内疚，一直唉声叹气，又不知道怎么安慰我。我不怨我爸，我怨恨学校，怨恨老师，怨恨那个李某人。我压根也没怨我的那位同学，她无非也是想上学，她妈妈为女儿鸣不平也是人之常情，哪家父母不护自己的子女？只是我的父母是政治不正确的弱势群体，无力帮我。问题的关键是决定权在学校老师手中，他们为什么不遵守既定原则，不秉公行事？！明明是以成绩为主，却把成绩优秀的我钉死在家庭出身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和平年代，我就这样成为政治丛林法则的牺牲品，成为“血统论”的牺牲品，成为弱肉强食的牺牲品，让我一个羸弱初中小女生体味到社会的残酷和不公平。什么时候回想起这段往事，我都有锥心刺骨的痛，耿耿不能释怀，因为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晓秋（右一）和初中好友的合影。由于三人不同的家庭政治背景，初中毕业后，三人的命运迥然不同。）

失学以后
 
我失去升学机会，父母是内疚不已，他们坚决不让我下乡去当知青，他们的结论是你要是下乡，你根本就调不回来，不能升高中的原因已经证明家庭出身是你永远翻不过去的坎，你一个女孩子，你在农村里呆一輩子吗？我当时坚决表示要下乡，我听惯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宣传，我不下乡，难道我留在家里吃闲饭吗？我爸就是坚决不让我下乡，认为下乡就意味着我永无出头之日。后来国家有了一个政策，若是多子女家庭，每家可以留一个孩子在城里，至于留谁由家长自己选择决定，我父母决定让我弟弟下乡，把我留在了城里。我漫长的临时工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我当过打字员、保育员，砌过砖，挑过水泥，修过房子，卖过电影票，在游泳池打过工，几年之内做过各种杂工，就是找不到一份正式工作。  

这期间，我一边干杂工，一边走上了自学的道路。我的遭遇引起很多人的同情，有一阵我家每天晚上都有民院的大人来访，都是来关心我的这件事、为我打抱不平的，很多人主动来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甚至有人出主意让我写信给上级有关部门申诉。他们的问候和关心让我感动，让我家人感受到文革中既有恶人，也有好人，我们周围其实是有许多好心善良人的，我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我的邻居都是知识份子，有一个陈老师的英语特别好，曾经在志愿军当过翻译，我跟着他学了一段时间英语。民院有一位姓雷的老师，得直肠癌去世了，他的夫人从外地来照顾他，我妈很同情那个阿姨，她经常到我家串门，她是书香门第世家出身，古诗词修养极高，得知我的情况，她就教我古代诗词，我在她那里得到古诗词的启蒙和熏陶。她又把我推荐给她的一位亲戚，学习现代物理。    

那位亲戚是一位老人，住在成都市委家属院里，有一大拨年轻人在他家听课，他利用业余时间（晚上或周末）给大家讲授现代物理。现在想起来非常感动，去听课的都是和我同样命运失去读书机会、又渴望学知识的的牛鬼蛇神子女，老人义务免费教大家，而且是秘密进行，每次结束时大家不能同时出门，必须分散悄悄下楼，尽量不让人知道。牛鬼蛇神的子女，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低下卑微，想去招工、考大学，政治背景根本就过不了关，但这一切丝毫泯灭不了我们求知的欲望。真的，知道这些学习改变不了自己的政治处境和前途，依然暗地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这是整个文革期间始终在秘密涌动的一股暗流，这样的人多半都有世家传统，或父母是读书人出身，教我们的那位老师就是书香门第大家族出身，他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   

痛失高中的打击让我非常明确我这一辈子都与学校无缘了，但我就是想读书，渴望读书，不想就这样荒芜知识一辈子，我在民院图书馆借了许多中外小说、历史书籍来看。我从1972年到文革结束，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做着各种杂工，但我始终没有放弃阅读。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我是发自内心的真激动，更多的不是为国家而是为自己，我以前以为熬不出头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1977年传来恢复高考的喜讯，我打定主意想要一搏，想考大学，但我却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年龄已大，还没有正式工作。父母强烈建议我报考中专，根本原因就是稳妥，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两年毕业后即有工作。他们其实担心我一个初中毕业生去与千千万万高中毕业生竞争，胜算难料。在他们的分析下，我屈从了，放弃了，参加了中专考试，中专的那些考题对我来说就像做小学的题一样，太简单了。两个月后，看着别人参加高考，我是又羡慕又懊悔，当时国家规定，每人只能参加一次考试，若参加了中专考试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我眼睁睁地看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从我眼前流过，我与大学失之交臂。当我拿到成都市卫生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时，我没有一丝喜悦，第一想法就是想把它撕了，想放弃，想重新再考一次，参加第二年的高考，但父母苦口婆心地劝导说服我，我内心挣扎了许久，最后是恭敬不如从命，进了卫校读书。   

我上了卫校才发现像我这种情况的人有很多，同学里有各种背景的人，很多人的成绩不比我差，看的书比我多，阅历丰富，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当年没能进入高中的大门，所以放弃高考，考了卫校。与77级的中专学生相遇相识，我才知道很多同龄人的文革遭遇比我坎坷多了，我家没有家破，没有人亡，在外面受了气，还有一个温暖的家。我有一个同学，其父1957年被打成右派，连幼儿园都不接受她，她母亲没有办法，万般无奈之下和她父亲离婚，她才获得上幼儿园的机会，寡母弱女相依为命，这是多大的人生代价啊！我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有自己的心酸故事，都是在苦难中滚过来的，后来的工作实践证明，这些人个个都有工作能力，其中一些人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才干突出，不输于大学毕业者，我知道，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痛楚：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如果不是遭受政治歧视而痛失高中，我们的人生会是另一道风景。

【作者简介】冯利，系博雅书院•世界观察群、文史论坛群、学术论坛群、艺术鉴赏群群友。中央民族大学学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曾任大学教师、杂志主编等职，参与台湾汉声杂志社系列出版物，发表著述、译本、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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