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採訪當時的陳曉明教授

劉正

  1997年2月中旬，作為中國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正在日本留學的我，應當時日本著名的中文報紙《留學生新聞》總編輯趙海成先生的特別委託，採訪了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著名青年文藝批評家、理論家陳曉明博士。該採訪文章發表在《留學生新聞》1997年3月1日第21頁。由於此文國內讀者基本不知道，為此，特別整理出來公布如下：

“玩文學”一族作家的功與過

——陳曉明博士談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若干問題

京都靜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陳曉明博士，是知名的中國當代文學評論家和理論家。現已出版《無邊的挑戰》、《本文的客美結構》、《解構的蹤跡：歷史、話語與主體》、《剩餘的想象》等學術專著多部，並在國內外一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150多篇。他以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哲學爲線索，對錯綜複雜、流派層出的當代中國小說創作進行了精僻透徹的分析和解讀，一時間他成了先鋒派小說創作的理論闡釋人。就中國當代小說創作上的幾個問題，我專門採訪了陳曉明博士。

    京都靜源：或許是因爲我的研究專業是思想史的蝝故，所以我不能理解爲何當代作家在作品中都表現出那麼濃厚而不能自抜的感情自戀和追求技巧的急躁情緒？博士以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哲學為線索，對當代作家作品的分析，是否要力圖阻止這種如潮水般湧來的感情自戀和情緒急躁的先鋒派作品？

    陳曉明：80年代後期，文學被置於政治和經濟雙重製動關係的邊緣地帶，從意識形態推論實踐中謀求思想資源已不再成為可能，造成以過份的形式主義時間爲特徵的先鋒派小說創作的崛起，致使當代文學的走向發生若干本質性變化。我—向認為：這一崛起既是時代創就的無奈，但也是一次空前的理性自覺。即，作家開始與文學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對話。這種純梓性的姿態，在對抗主流意識傳統方面，這一崛起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但到了90年代先鋒派小說的敘事語言和敘事方法在已被廣泛接受的現實環境下，又開始表現出和傳統的現實主義敘事語言和敘事方法的接近。比如說蘇童的《妻妾成群》，這部作品所表達的文化品味，是那種復古的共同記憶。這一接近也可以說是先峰派小說創作上的一種成熟或退避。

    京都靜源:博士特別以蘇童的作品作為先鋒派小說創作上的成功的典範，我曾注意到：當先鋒派小銳創作意識到傳銃對其自身存在和敘亊的合理性展開之價值意義時，己經開啟了必將回到的思想深度這條老路，這使其找到了一條安全而有效的途徑。

    陳曉明:事實還並非如此。這種成熟或退避實是先鋒派小說創作退化的開始。現實來講，先鋒派作品並沒有深刻的認識論基礎。正如你剛才質疑的那樣，他們只是在經典現實主義的文化史的語境中進行創作。一旦走出這種語境，思想性方面的先天不足，制約了他們的發展。先鋒派表達的那些對人類生活境遇的怪異，複雜性和宿命論式的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形式方面的探索。這一點在余華的《世亊如煙》、《難逃劫數》等作品中表達得最為明顯。一旦余華放棄對語言的特殊處理和對生活的畸形表現之後，他的作品就很難說有多少獨創性可言了。如他的《活着》、《許三官賣血記》等，我對之評價並不髙。

    京都靜源:當代以作家向讀者的自我褻瀆為作品的主要特徵的寫實文學盛行，比如只要把思春期自己的心理活動過程加以文學的潤色，就可以將作品發表，還可以引來評論家的鼓譟，並能取得國家級作家協會會員的資格，致使所謂“玩文學"一族群的橫行，造成現代中國文學離諾貝爾獎越來越遠的現狀。當然，創作並不是為諾貝爾獎而來的，但至少這是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標誌之一。對待這一現象，博士的高見以為如何？

    陳曉明：現在是有很多人都在攻擊諾貝爾情緒。如果中國作家們能有諾貝爾獎情緒的話，我會為之萬分喜悅的。在中國，一個作家的存在價值很大程度上和其所處的權力位置息息相關。因此他們絕大多數人對政洽權力位置表現出一種熱衷和追求。平庸的作品在權力位置的催化下能使一個普普通通的作家的發言權暴發出驚人的TNT能量。坦白來說，投機主義行為在當代作家中相當盛行，對作品的迫求反成次要的事情。你剛才所說的玩文學的問題，比如說王朔、馬原的所謂玩文學是別有其意義在內的。對於正統的文學規範來說，他們的玩，具有挑戰性，我想你不會反對這類作家的。但你所指的顯然是表現個人情感的玩文學和遊蕩在權力制度與市場行為之間的玩文學這兩類玩家。對於前者，如陳染、林白、徐小斌、海男、虹影等女作家來說，在表現女性內心世界和反抗文化壓抑性方面，有其存在可取性。可一味陷入對個人感情的品味而不關注時代的深刻變動，就有嚴重的局限性。對於後者，其有害性是顯而易見的，無須我多說。

    京都靜源：因為各自終極關懷的問題點不同，要求每一個作家都以思想家的水平和深度來處理作品並謀求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的可能性，這絕對是個“挾泰山以起北海”的行為。但我相信，優秀的作品總能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現實的佐證。因為對作品的思想主題深度追求的失敗，當代作家似乎都迴避了這一問題，如最近幾年我讀到的《私人生活》、《西天上》,《食指》、《生活無罪》、《夏天，夏天》等作品，大都如此。

陳曉明：藝術作品和思想的關係歷來是理論和批抨難以處理的問題。中國先鋒派文學在80年代後期以形式主義實踐表現了他們對歷史和人類生存處境的特殊感受。比如說格非的小說《迷舟》等作品。但我反覆強調:在先鋒派那裡，思想意義只是依附於形式的副產品。90年代以來，先鋒派從形式主義實踐撤出後沒有找到新的起點。比如蘇童的《婦女樂園》一書，在情境和內心的敘事操作上，無疑對婦女的生活作了極爲細緻的表現。但是對生活、歷史及現實的把握上顯然有失獨特而深刻的認識論基礎。余華的《活着》在表現人的命運上很成功，但其思想基礎只是古典的人道主義而已。北村也是個典型的例子,從形式主義退出後，他轉而求教於宗教。而宗教在他的小說中大有“為附新詩強說愁”的味道。劉恆一度被當作新寫實主義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表現了人在特殊處境中對命運所作的徒勞反抗。這使他的作品總是在悲劇敘亊框子裡泛出生動的快樂。陳染的作品中在表現女性拒絕走入社會這一意義上，開啟了表現女性主義的新路子。但過份的自戀情緒使其作品不具有社會挑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