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英语六十年 英文先生 Potato 我进入初中是1952年，读的是上海私立徐汇中学，是1850年由法国天主教教会創办的，时至1952年教会的影响已经式微，但中国一边倒的苏联对中国教育的影响还没深入，因此初中开始的外语课还是英文。教我们的英文老师是位矮胖的老人，学了一年英文却什么单词都没记着。因为英26字母会发音，但並不一定就会单词，更记不着单词的拼法，那时觉得英文特难。当时唯一记得会发音又会拚写的单词是 Potato （土豆），因为那位英文老师园臉秃头，活象个Potato! 一年后，突然又不让学英语了，因为抗美援朝全国掀起了一股仇美风，初中英语大概由于仇美而下马了。 五十年代的上海刚刚解放，上海人的生活各方面还充斥着英美的外来语，许一多上海话里夹杂着“洋𠗊浜”英语，蹬三轮的，酒䦉里跑堂的（称Boy)，都会三句半英语，更有一些过去在洋行里当掮客的，更以会操洋泾浜英语为荣。在学校里，尤其体育方面许多用语直接就用英语，用中文反倒听不懂。例如足球里的Hand's ball(手球）、Corner ball（角球）、Head ball（头球）、Referee (裁判员）守Goal (守门）、Back (后卫）、Front (前锋）、Outside (界外球）、Pass me (传给我），还有像Baseball(曡球）、Kick ball (脚踢球犯规）等等不一而足。 高中时重新开设了外语课，此时正值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喊得震天响。上海几乎所有中学都把俄语作为主要外语来教，大批原先的英语老师被送去速成班学习俄语，然后就去教俄语。我高一的俄语老师就是这么变来的，直到高中毕业都是由他教的。这位俄语老师本人是苏州人，读起俄文来带着浓重的吴语口音，苏州与苏联虽一字之差，可苏州人说俄语却与正经的苏联人说俄语，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中译俄谱情歌 那时毕竟年轻，学起荒腔走板的俄语进步也还神速，到高二时我居然能把中国电影中情歌翻成俄语，然后填回原谱，臉皮很厚地唱了起来。这就当时放映很火的电影《芦声恋歌》主题曲，有几句歌词还记得：“阿哥阿妹的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响，流水也会有时尽，阿哥啊永远在我的身旁……”。学了一年半俄语，充其量攒了不足千把单词，会用俄语译中国情歌？逗着玩呢。 毕业前我有了放弃俄语从头学英语想法 1958年进了南京大学气象系，大学五年中一二年级学的还是俄语，也没什么印象，学了就学了。到五年级做毕业论文时，要查文献资料，要用到了外文，学的是俄语，祗能从俄文文献中去找，结果发现查到的大多数俄文文献，都是从英美文献翻译成俄文的，这就是说世界上还是英文文献佔绝大多数，英文文献多也说明英美等国的科技发达，就是法日等国大部顶级科学家也是用英文发表文章的。由于毕业前最后一年天天用俄语，无形中我的的俄语水平提高很快，同时看到俄语在科技领域中局限性，也这就在这时，萌生了我放弃俄语从头学英语的想法。 1963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沈阳分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研究所相当规模的，所长就有七级相当于付省级，全所有五百多名科技人员和行政人员，那年同我一起分配来的大学就有43人之多。新分配的大学生还要通过验收考试，其中考外语是俄语，我居然考了前三名之一，后来还担任俄语学习班的辅导员。研究所图书馆还订了《真理报》，但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图书馆里的《真理报》已不允许外借，但我同一位管理员关係不錯，进到书庫里读《真理报》，憑着连猜带蒙居然能看懂一半的赫鲁晓夫的演说。 破斧沉舟弃俄语学英语 意识到学一门俄语居然读不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文献，加上当时中苏关系破裂已成定局，1964年夏我下决心开始自学英语，破斧沉舟从此连俄语都不再触碰了。 当时自学英语的外部资源基本为零，没英语广播教学，没有磁帶和录音机（直到70年代后期才在民间出现），周围的人有少数会英语的，但要能教英语则既无经验更无时间，于是真正的自学开始了。我找了一本南京大学气象系油印的科技英语作教材，先不用以正确发音的国际音标，死记硬肯起单词，企啚来个速成英语。俄语科技词汇中有不少外来语，特别是来自英语的，所以学英语时还借了俄语中外来语，增加自己科技英语的词汇量。二三个月后，觉得学习英语最好的途径是实践，于是就开始阅读起第一篇英文文献，那时衡量英语的熟悉程度是看阅读速度，每小时可读几页文献。我当时的水平一天还读不了一页，时间大部分花在查词典上。 “文化大革命”学习《Quotation of chairman Mao》 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我的速度虽然慢但每天都有的进展，到1966年初已能读些文献首页上的 Abstraction（摘要），及最后部分的 Conclusion（结论）。但好景不长1965年年末，林业部把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的二个森林防火研究组要了去，並把我们放在遍远的黑龙江西部北大荒，大队人马刚在1966年2月分落脚，紧接着五月份就开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个人学习英语事就停了下来。 科技英语是不能学了，于是我们一伙想了另一个办法，既可以继续学英语又不致遭批判，大家找来英语版的《毛主席语录》（Quotation of chairman Mao)，谁敢批判我们学习《Quotation of Chairman Mao》？找死吗！但隨着“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就再也没心情学习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不久我又遭人诬陷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就完全停了英语学习。 搶先机重拾英语 再次撿起英语是1973年之后的事，我獲得了平反，而“9.13”发生林彪叛逃反革命事件，“文革”有点搞不下去了，于是“抓草命，促生产”了。我也就着当前形势，上了研究课题，同时偷着恢复起英语学习，开始的阅读速度是每半天看不了三分之一页，几乎打回到了起点。 当时社会上很少人还重视外语学习，我先发制人抓了英语，到八十年代开始的出国潮，就有了先声夺人的优势。尽管我还处在在很低的水平，我和其他两位金晓钟和程邦瑜合作，把美国的一个项目最后报告《机载双光谱红外探火糸统》全给翻译出来，並打印成油印稿，最后油印装订出版了好几十本，为以后研究课题开展打下了基础。 1979年我参加了中国森林防火考察团，赴加拿大考察，在加拿大广泛的接触林火管理各项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如加拿大林火等级予报系统、计算机林火管理系统等等，回国后我更加坚定学好英语的决心。 八十年代初社会上各种英语班逐渐多了起来，我报名参加一个科技英语中级班，老师是改正后的右派，用英语讲课，是我自学英语以来的第一位好老师。每星期日半天讲课三小时，那时每星期衹有周日休息，半天的休息被学习英语所佔去，加上研究课题正处攻关階段，我又是课题组长，这样繁重的家务就落在我妻身上，弄得家里矛盾激增。这时期全靠我坚强的体格，才坚持不来。 科技英语中级班我去听了二期即二年，第一年我自费交了20元，几乎是我月资的三分之一，第二年是重新开班重复第一年的，我沒再交钱蹭着听了一年。使我彻底搞懂了语法难点。这位英语老师把同一句子用不同的语法去写，这种写作方法是别的英语老师所不教的，对我以后的英语写作受益匪浅，后来英语写作比説话强。 1985年初我被选派作为訪问学者去国外学习一年，学习英语的又一个挑战，就是从科技英语进而学英语口语，而这方面几乎是空白，科技英语中我不知道什么是Bread（麺包）、Bill (账单、钞票）、Dress (穿著、裙子）等等，最要命的英语口语听力我没有一点感觉。黑龙江省科教局高薪聘请黑龙江大学的英语教授，还用外汇请来了加拿大外籍英语教师，再加上年青的英语老师配合，成立英语强化学习班，学习八个月后勉强通过口试筆试，就要派往国外同洋人直接打交道了。 学习英语口语，当访问学者 当时国务院成立了“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对外是引进外国专家，对内是向外派遣各行业技术骨干，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1985年计划由引进国外智力公室负责组织派遣3000位人员，到国外学习取经。此3000个名额除高教部和中国科学院的人员另计，给中央和各省市各工矿企业和农林牧付漁各行各业的，计划从1985年中实施以后，到1986年接近年末，真正派出的人员还不足300名，我有幸成为这300人中一名。大部分技术骨干都沒能达到熟练英语水平，而长期的锁国政策使各行各业很难找到外国的同行单位可以派遣。 1986年11月我最终派往加拿大国家林业研究所，和大湖林业研究中心。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过海关时，我居然做了一回雷锋，邦助一位同机来加的中国老太太，通过我的翻译顺利地过了海关，当时自認英语口语已经“相当”好了。但到了加拿大朋友第一次招待我的晚餐上，我居然百分之百听不𢤦加拿大人在说些什么。这种状态我们直到半年多才逐渐改善。从头学起，听《英语900句》从第一句开始！为了加强现场口语能力，每天在Cafe break(休息）十五分钟时间，手捧英汉词典，到一位女性啚书館管理员那儿去聊天，半年下来进步很快。为了与同行进行专业技术交流，我还请她把二篇英文文献，郞读並录音，也还是反复听，自言自语反复说出声来。八十年代去国外旅行工作和留学深造的国人还是很少，像我进修的两个单位很少有大陆去的中国人，这就“逼”着自己和成天遇到的加拿大人说英语，这比目前大量的留学生一到加拿大就扎堆在操同样母语的留学生群里，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1988年初，当我结束訪问学者的回国时，我的英语听力虽然有很大提高，但是我说英语能力却攺进不多，说说家長里短还可以，但是专业方面交流用口语表达却差矩很大。 国际会议上终生汗颜的 Keynote speech 1989年4月，我和我妻应邀参加在加拿大举行的第十届林火和森林气象会议。1987年5月我国发生了一次特大森林火災，120万公顷原始林被毁，为世界林火记录的空前，会议主席特地邀请我做主题演讲（Keynote speech)，题目是：“The climatic background and weather conditions of 1987 Daxinganling extreme forest fire in China"（1987 中国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災的气候背景和天气条件）。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朮会议，第一次在会议上作学术报告，更是破天荒还作要作keynote speech，当时在会议上表演之尴尬，使我终生汗颜。 “…最后一个大会主题演讲，安排由我进行，我从来没有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过演讲，更不用说用英文演讲，其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了。我妻帮我打幻灯，我们早已把必须展示的图表数据制作成胶片，以便在投影机上放映。给我的时间是半小时，其中15分钟演讲，15分钟听众问答。上了台，为了镇静自己，先放几张大兴安岭美丽景色的照片，接着我来了一点幽默，说中国的林业部付部长，因为这场特大火灾而撤职，而黑龙江的对岸，虽然火情比中国还严重，火烧面积比中国还要大，却没有一个俄国林业部长因此而下台的，显然，俄国人比我们幸运得多了，引起台下一阵哄笑。但是，毕竟我没有经验，演讲中罗列了过多数据细节，却没有把握时间，把整个报告的重点突出，很快15分钟过去了。主持人没有打断我，到了20分钟时，主持人第一次打断我发言，要我注意已过了时间，等到第三次也就是30分钟到的时刻，主持人很客气的说，对不起，时间已到，因为会后许多人还要赶飞机，不得不中断你的演说。随即会上响起了掌声，不知是为我发言鼓掌，还是为会议终于结束而鼓掌。此时，我真想找一个地洞专进去，太不好意思了。我悻悻然下了台，有几个人还对我的演讲表示祝贺，大概出于礼貌和友好吧。” 学习英语学习英语社会文化各方面 此后我的后半生几乎都留在加拿大和美国，定居加拿大后再也不可能照英语教科书按步就班的学英语了，整天忙找工作求生存，专业英语也靠工作中与洋人交流中学，比在国内查看或者翻译一些英文文献的广度和深度大得多。日常生活中的各方面碰到的词汇和语句也是今非昔比。比如要学开车，要上汽車保险，要汽车保养维修，都有一大套词汇用语要学。又如医疗方面，从看病到用药，特别是医用朮语，又有一大套词汇和用话要学，要听懂医生用医用朮语解释病情，是对英语水平的一大挑战。近三十年来我一直是自已报税（Tax return)，税法的复杂性，涉及专业朮语的广泛，也是前所未有。在遇到跟洋人有纠纷须吵架时，也多少也能对付，抓住对方的弱点，大声说，一字一句慢节奏地愤怒地说，每每这样吵架都能有震慑作用。 教科书中没有英语国骂 定居加拿大后学到了英语中的国骂，任何英语教科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一般耽过的科研单位人较文明几乎听不到吵架，也没听到过英语中的国骂。到大街上就不一样，有时会听到 人们大声叫喊 F*** ，听多了就问单位的洋人同事，这 F*** 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一问居然把那洋人问倒，他们从小就听到和用过的词，居然不知怎么向一个外国人开口解释了…。时间久了我才明白凡是中国话有的，如TMD，在英里必然有F***，这词用法唯一不同于国人的是，男性洋人可以F***你，女性洋人也可以F***你，我想这就是西方男女平等彻底的人权了。 把英语学习进行到底 2001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工作，経过这十几年职场的磨练，已能写出数据分析报告（写发表在杂誌的論文还不行），能在Seminal (研讨会）作一个Presentation (讲演）。不幸的事终于在12月初发生了，那天激烈的头痛呕吐，暂时丧失记忆，诊断为中风，核磁共振显示，腦部靠语言区有2厘米大的血块，幸好没有殃及更多部位。一个多月后动作恢复90％正常，但英语的说写都发生了改变，退回到学英语的初期，先用中文语法想好，再造出英语的句子去说或去写，成了Chinglish (中式英语），再也不能想说英语就说英语，速度太慢了。几年后的2004年英语水平才有所恢复，但是恢复到2001年前水平已经不可能了。回到加拿大的大湖林业研究中心工作，直到2010完全退休。 学习英语我花了六十功夫，历经了太多磨难，奋进-挫折-再奋进，我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会继续把学习英语进行到底，学习英语的同道者们我们一起加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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