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巴山老狼-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一发表，立即在北京引起震动。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批判一个高级干部，而北京市的中共要员们竟全然不知晓，北京市市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彭真一再向上海方面询问此文发表的政治背景，询问此文是不是毛泽东亲自批准发表的，并公开表态：若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北京的中央和地方报纸将全文转载。但上海的张春桥奉毛泽东之命向北京严密封锁消息。彭真询问无果，决定不予转载。但彭真以一个政治家的敏感注意到此文决不是简单针对吴晗，实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作为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其下属的副市长吴晗出了事情，那么身为政治局成员的市长自然责任重大，而在公开批判之前竟无人向身为市长和政治局委员的透气，这更是一个会将火烧到市长身上的危险信号！在共产党内经历了多次残酷斗争的彭真面对此局面，想的是与其日后莫明其妙地被赶下台，倒不如先稳住阵脚抗争一番。

姚文元的文章出笼后，全国各地的报纸都予以转载，唯北京市和湖南省没转载。这对于毛泽东来说真是“正合朕意”。若北京也转载，毛泽东对北京中央的讨伐就显得师出无名了。现北京不转载，正好说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北京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兴师讨伐，名正言顺。

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以北京不转载为由，下令出小册子。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量，彭真即命令北京的新华书店不表态。十一月底，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发布命令：北京市中央和地方报刊立即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彭真无可奈何，只得同意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为了将局面引向对己有利的形势，命令在转载时，以学术讨论的专栏加以限制，以避免上纲到政治问题。并说吴晗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也要批判。

根据彭真的指示，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前线》杂志发表了邓拓所写的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 》，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组织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的文章。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又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会上强调“放”。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的。”中宣部长陆定一也说：“先搞学术的，政治问题以后再说。”彭真想的是通过学术上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保吴晗过关。

针对彭真避开政治问题，只谈学术问题的作法，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对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震动很大。但没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姚文元的文章是经毛泽东审定发表的，当时不提“罢官”的要害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现在大批判已展开，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把“要害点”出来。以免彭真“误导”“消费者”。

与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话，倒不如说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要害”才是“罢官”。毛泽东要以此为实破口，罢掉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要员的官，当然首先是要罢掉刘少奇的官。

毛泽东的“要害是罢官”的指示传出后，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王若水写的《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此文数次提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并与庐山会议相联系。

同时毛泽东秘密召见关锋、戚本禹等秀才，关锋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戚本禹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两篇“要害”文章送中宣部要求发表。但这两篇毛泽东授意的文章竟被中宣部扣押不发。中宣部长陆定一因此而成为毛泽东最早的打倒对象。

二月三日，彭真召集文革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针对将《海瑞罢官》剧作者吴晗与彭德怀相联系一事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会议之后，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指示起草了《五人小组向中央汇报提纲》。（即著名的“二月提纲”）经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后，彭真、陆定一、许立群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对于彭真等人的汇报未表示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彭真见毛泽东没有不同意见，即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经北京常委们同意后，于二月十二日将《二月提纲》批转全国，作为批判《海瑞罢官》的指导文件。

《二月提纲》发向全国后，学术批判空气上升，政治批判被抑制。毛泽东在一旁不动声色，任彭真在那里充分表演。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说：“（二月）提纲是不分是非曲直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指名要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著的杂文集《三家村扎记》、《燕山夜话》。

毛泽东一句话，让此前彭真等人所采取的保护吴晗的一切措施、发出的一切文件统统成了废纸一张。

四月一日，张春桥写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四月二日、五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原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关锋等人遵照毛泽东、江青的命令所写两篇击中“要害”的文章。

四月九日至四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对彭真及《汇报提纲》的批评。与会者纷纷附合毛泽东对彭真的批评。陈伯达又从彭真历史上的错误对其进行政治清算。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撤消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震惊世界的五、一六通知）；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此时的彭真虽未被撤职，但其头上的乌纱帽已经“浮”起来了。

彭真为保乌纱帽重新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书记处会议后采取丢卒保车的手法，指示《北京日报》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和编者按，在全国之先首次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并上纲上线到可怕的地步。对“三家村”的批判很快席卷全国，其声势之浩大可与反右斗争和大跃进相媲美。（笔者当时年仅十一岁，住在四川省荣昌县，可是声讨“三家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上午的大字报，不到中午就会被覆盖）

但彭真此举毛泽东并不买帐，《前线》和《北京日报》批三家村的文章被毛泽东扣上了“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还在继续玩弄花招，顽强抵抗”的罪名，彭真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三家村”被毛泽东一锅端掉，彭真自己不久也被摘掉乌纱帽，打入死牢，身陷囹圄达十多年之久。

被毛泽东指证为“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结局就更惨了：邓拓这位中共才华横溢的新闻工作者在一月之后的五月十七日深夜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悲壮自杀。吴晗这位当年的反右干将不久就被关入监狱，其妻女也一同入狱，其心爱的女儿在狱中被逼疯狂，一家三口死在狱中，惨遭灭门之祸！仅廖沫沙先生大难不死，十几年后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老泪纵横地控诉“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出席会议，但无人知道此会议的主题是什么。

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说：“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有一、二个。”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会议再批彭真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彭的本质隐蔽了三十年。”

彭真在这次会议后被摘掉“顶带花翎” 。

就在毛泽东以批《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发起进攻时，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公安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罗瑞卿突然倒台。

罗瑞卿事件是令人迷惑，知情人早已作古，其前因后果难以查寻，人们只能从事件的经过来分析其下台的原因。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并派夫人叶群携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写的揭发材料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

吴法宪、李作鹏所揭发的材料是一个“死无对证”的问题：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日，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讲了四条意见，希望他劝林彪接受。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三、今后林总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管了，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并说：“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

刘亚楼是否这样对叶群说过，罗瑞卿是否对刘亚楼这样说过，此时因刘亚楼已死，无法对证了。

毛泽东看了材料，听了叶群的汇报后，当即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阴奉阳违而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并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对罗瑞卿进行了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奉毛泽东之命同罗瑞卿谈话，责令其交待问题。但罗不但没有老实交待检查错误，反而表示受了委曲，为自己辩解。随后毛泽东指示成立了中央工作小组，专门对罗瑞卿进行批判。

中央工作小组于三月四日至四月八日在北京开会，对罗瑞卿进行面对面斗争。第一阶段三月四日至十六日，四十二人参加，十二日罗瑞卿作了检查后，招来了更加激烈的攻击，其气氛不亚于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罗瑞卿当初起劲地斗彭德怀，现在轮到别人起劲地斗他了。位置的突然转换，令罗瑞卿受不了，三月十八日，在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愤然跳楼自杀！毛泽东得知罗跳楼后竟大骂罗瑞卿“没出息”！“没出息”的罗瑞卿自杀又被定为是叛党行为，被装在箩筐里抬进会场继续批斗！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八日，中央工作小组召开第二阶段会议，与会人员增至九十二人，对罗瑞卿进行缺席的批判斗争。

批斗会议结束后，中央工作小组作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罗瑞卿被冠之以三条罪名：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三、公开向党伸手，逼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活动。罗瑞卿被赶下台。

罗瑞卿何以被赶下台？至今为止公布的材料和相关回忆文章提出种种缘由：

其一、罗瑞卿搞大比武，与林彪的“四个第一”相冲突，引起林彪的不满，对于这一点看来不足为信。作为战场上九死一生的元帅林彪岂有不知大比武对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作用？当年林彪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时，就组织部队大练兵，并总结出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组一队等著名的六大战术原则，怎么会当了国防部长后反而反对大练兵呢？再说六四年的大练兵是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批准的，林彪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大练兵有成效他有一份功劳，大练兵错了，他有一份责任，他又怎能因大练兵而恨罗瑞卿，想置他于死地呢？

其二、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提出培养接班人问题时，要求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还要有三线接班人，罗瑞卿就此问题向林彪汇报时曾讲过老干部应当主动让贤，一心想继续上爬的林彪听了，认定是罗要让他让贤，因此对罗瑞卿恨之入骨，遂决意把罗瑞卿打下去。这一点理由更是荒唐可笑。因为林彪、罗瑞卿同年所生，当时都是五十九岁，就算罗对林说过“老干部要主动让贤”的话，林彪也决不会联想到罗瑞卿会取自己而代之，因为论才能、威望、战功罗瑞卿都比林彪差了几大截。除非林比罗大过十几岁，罗才会要林让贤。再说，中共党内让不让贤，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罗瑞卿来说这话，久经残酷路线斗争的罗难道不知道伸手要官的危险性？

在苏晓康先生的《乌托邦祭》中说是林彪使反间计欺骗了毛泽东导致罗被打倒。此言甚为不妥。罗瑞卿早在红军时期就是林彪的老部下，林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罗是红一军团保卫局长。抗战时在延安两人又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林是抗大校长，罗是抗大教育长，罗对林佩服得五体投地，二人相处极融洽。平津战役后，罗曾主动要求到林彪的四野工作，罗的总参谋长又是林彪提名的。对罗可以说是知之甚深，林没有任何整罗的动机。再说毛泽东是何许人也？林彪有胆量在毛泽东面前玩反间计？罗瑞卿几十年来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深受毛泽东器重，岂是林彪的反间计就能整下台的？

在叶永烈先生的《毛泽东与林彪》中说罗的倒台是毛、林之间的一大交易：林帮毛打倒刘少奇；毛帮林搞掉罗瑞卿。但该书提供的林彪倒罗的动机太缺乏说服力，以林彪的肚量和几十年出生入死的战友情谊，决不会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搞掉对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老部下。

九十年代末，笔者在一书店看到一本书，其中有一章专门提到罗瑞卿事件。据林彪女儿林立衡对罗瑞卿女儿罗点点说：毛泽东要打倒罗瑞卿，林彪强烈反对，私下为此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吵。但最后也只得服从。林立衡的表白极可能是事实。看来罗倒台的原因还得从中共中央工作组为罗瑞卿定的三条罪名中去找，三条罪名中第一条才是导致罗下台的关键所在：“诽谤、攻击毛泽东同志”，而后两条只是拉出来作为陪衬而已。

罗瑞卿何时何地诽谤、攻击过毛泽东？对此笔者手中无任何资料，不可妄谈。但罗倒台的全过程却有很多疑问之处：罗要林下台一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以林彪的性格和为人，他会随便告老部下罗瑞卿的御状？以毛泽东的“英明”怎会一听林彪告状就罢免罗瑞卿？毛泽东为什么说罗是“野心家”？为什么把罗“让贤”的话说成是针对林彪的？这些问题看似没有答案，实际上不难得出答案：心直口快的罗在背地里“诽谤、攻击毛泽东”被人告了密，毛泽东授意林彪出面整罗瑞卿！而早在林彪告御状前几个月，毛泽东就已准备好了罗瑞卿的继位人――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任命杨成武为军委第一副秘书长。因此整罗瑞卿是深谋远虑的结果，而决不是听了林彪告御状的一时心血来潮。纵观毛泽东当政几十年的整人手法，出面整人的人，恰是与被整人关系极密切的人，毛泽东正是以此手法来检验部下对自己的忠诚程度。

庐山会议上拼命整别人，又莫名其妙地被整的罗瑞卿似乎并没从这种角色互换中吸取任何教训。毛泽东死后的一九七八年，罗瑞卿发表了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文中声称：在长征路上林彪写信给中央要毛泽东下台一事是林彪与“三反分子”――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彭德怀勾结起来共同密谋策划的，并说：当时我是一军团保卫局长，亲自听到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行，还是你彭老总来。”罗瑞卿此文发表不久即去世，随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为彭德怀彻底平反了。罗瑞卿在天之灵不知有何感慨？

就在罗瑞卿被赶下台时，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又因“在毛泽东住处安窃听器”一事被揪了出来。加上几个月后揪出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并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本来按惯例揪出了一个“反党集团”后，中共高层有一段相对平稳时期。但是毛泽东的目的远非如此，彭真等人的倒台，仅仅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政治大战役拔除了一个外围据点，精心准备了三年多的文革大幕已经揭开，一场政治狂飚即将席卷中华大地。在这一政治风暴中，上到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陶铸……这些毛泽东的开国元勋，下到每一个华夏的草民百姓，无一不象木偶一样地被毛泽东尽情玩弄后抛弃，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人类有史以来的惨绝人寰的政治浩劫：那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那没完没了的捆绑游行；那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那没完没了的捍卫狂热；那没完没了的血腥武斗；还有那毁掉整整一代青年人的上山下乡……令每一个经历过那场劫难的华夏子民一想起它就整个身心、灵魂都在颤粟、发抖。一直到毛泽东油尽灯残，一命归天后，史无前例的人类悲剧才告结束。但这场浩劫带给中华民族的灾难却是几代人也难以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