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涤生Franklin

      《商君书》这本书影响了秦汉以后的思想文化发展，打破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思想争鸣的多元文化格局，但普通大众对其所知可能并不多，因为它本来就是为帝王所作。《商君书》的作者商鞅是法家之术的代表人物（笔者认为法家不同于百家思想，它只能算是一种帝王之术），作为变法者为大众所熟知，而他实施变法的理论基础，就汇集在这本《商君书》里。         《商君书》里面提出了“农战”、“去强”、 “说民”、“壹言”、“弱民”等观点，一环套一环，系统性极强，足见商鞅其实极其聪明，可惜他只服务于帝王，对帝王的利却是对民众的害。

      《商》认为应“利出一孔”，政府只奖赏一种行为，就是“农战”，而惩罚所有从事农战以外的职业。这显然和《道德经》所提倡的无为而治、顺应多元自由竞争的天道规律是截然相反的。这是强力干预引导民众去从事同一种职业。但实质上民众的志趣及擅长却各不相同，如何划一？德国的法西斯纳粹具有类似的特点，前苏也有类似特点，甚至现时“欧州左派联盟”主导的“政治正确”的价值观也有类似特点，只不过它冠了正义之名。阳光之下并无新事。

       《商》全书都是在阐述如何治服民众，而不是认为把国家治理好了民众因受益而忠诚于君主，它认为“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弱民”就是使民众的武力、智力以及金钱资产都变得寡弱，而“说民”则是对民众思想进行统一和引导。书中说，“治国者贵不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意思大体是说，“说民”的最高境界，就是使民众在家里就已经知道体会帝王的心意，主动去从事取悦于帝王的事了。

      《商》在“去强”篇中说，“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大体意思就是说，用“弱民”来攻击“强民”，这样“强民”没有了，剩下的也是“弱民”，而以“强民”攻击“强民”，剩下的可能是更强的民，帝王又如何驾驭呢？以“奸民”攻击“善民”，它的逻辑是“善民”多了必乱，而内在原因可能是“善民”会尊重真理、事实、规律，并且各有不同观点、主张和喜好，很难被帝王所驾驭，而“奸民”则只追求权和利，自然容易被帝王所利用使唤。

        就这样，全书都在讲如何迫使民众顺从帝王，并且积极参与农战，使国家强大。秦孝公采用商鞅之法使秦国军队成为虎狼之师，到嬴政时期吞灭六国。这是霸道之法，和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儒家的仁爱王道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迥然不同。笔者认为霸道之法是一种畸变，使多数人痛苦，只有帝王一人受益，并且因不符合规律也难持久。而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更适合用于治国平天下，使多数人受益。儒家的王道思想，其实是适合国家以下的诸侯或者更小的单元，包括企业、家族、家庭及个人等等，墨家也是类似，总之多样化思想文化适用于不同层次、不同单元，在公平自由竞争中可以共同发展。但法家的霸道之法却足以破坏这一切，它强力求同，整齐划一，并且强力推行在国家以下不同单元，甚至想要以此法平定天下。看看德国法西斯、前苏以及极端宗教主义这些具有类似特征的机体就可以感受得到。它们必须在对内整齐划一对外强力扩张中发挥它们的力量。

        商鞅的刑罚十分严苛，发明连坐之法，一人犯罪，五人连坐。后来他在逃难时，因住客栈无法出示身份证件而被抓，作法自毙，被车裂而死。虽然商鞅死了，但《商君书》却流传下来，被历代帝王视为宝典。在商鞅之后，更有韩非“光大”法家之术，韩非甚至因此获得美名。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诸侯国战事不断，但却因为诸国竞争使百家思想萌芽得以产生。而因为诸侯国之间要为了自身长期发展，诸侯君主不得不礼贤下士以招揽人才，客观上促进了思想的文明化，很多注重宽仁及礼贤下士的思想也因此而产生。这时候，在思想萌芽之上，本可以更蓬勃的发展使各家思想能够得以系统化理论化和充分的实践，但却随着法家的壮大，使这一切终结，“野蛮人”战胜了“文明人”，秦国用武力吞并了六国，文明世界骤然变成了原始社会。秦国坑的不止是“儒”，而是完全遵照“商君”的“遗嘱”，“去强、说民、弱民、壹言”，可以说是焚书坑百家，最终用法家治国平天下。但毕竟六国人和秦国人不同，“去强”和“弱民”可以在短期内达到，但“说民”和“壹言”往往需要跨代才能完成，因为成年人思想一定，最容易受“说民”和“壹言”影响的是未成年人。所以秦国没有多久就灭亡了。德国法西斯纳粹也没有多少年就灭亡了。

        而到了汉代，文帝和景帝运用黄老之术治国，虽没有系统化制度化，总算有一些雏形。但武帝却废置了黄老之术，运用了商鞅、韩非的霸道之法，《商君书》这个“幽灵”又乘势而起。汉武帝、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名义上是儒家，但其实这彻彻底底的运用的是法家的霸道之术，而外在则借用了被当时社会大众所喜欢认同的儒家之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是由君主自上而下的强推，这和法家并无二致。同时，“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被定为法律，不只局限于民俗，如有违反可能会被重罚，这也是法家之术。很明显，这三纲中的核心是“君为臣纲”，这是汉武帝和董仲舒想要维护的根本核心，而这和先秦的儒家思想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是要求君主自我约束宽仁民众，一个是强制要求民众自我约束忠于帝王。

        汉武帝用这样的障眼法既赢得了美名，又获得了无上的权力， 同时“说民”和“壹言”的目的在一两代之后也很容易达到，后代的人会认为汉武帝、董仲舒所运用的就是儒家。隐藏的邪恶比暴露的邪恶对大众害处更大，甚至后代的知识分子也会被引导，只有少数当时的年长知识分子会看清楚。这时候它会维持得很持久而不被击破。秦始皇的商君书毒药一看便知，汉武帝的商韩毒药表面却裹了一层蜜糖使人难辨善恶。

        本来多元思想文化应该是在民间自由竞争中共存。在公平自由竞争中，那些接近于真理规律的往往能够维持竞争优势，不符合天道规律的在长期往往被淘汰或弱化。思想文化起于民间，而应用于民间，不宜由政府强力自上而下的推行，因民众本来就是志趣喜好有所不同，很难用一种思想来统一。除非只为满足帝王利益。儒家思想也是民间多元文化中的一种，它产生于民间，在汉武帝之前也从未由政府来强制推行，况且它也未必适用于国家或天下这个层面，可以用于诸侯以下的较小单元。可能唯一适合最大范围内应用的是道家，因为道家强调无为而治，这本身就给多元文化一个自由竞争的空间，比较适合国家或天下的层面。同时，儒家要求君主实施仁爱与民众而不是相反，因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都想扩充自己的势力，这样不得不礼贤下士，才能招揽能人志士为自己所用，所以儒家顺应此规律提出了诸侯君主自我修身，为民众谋取利益，最终民众自然归顺，同时还可以吸引别国民众迁移，先秦时期的儒家从未像汉武帝、董仲舒这样说“君为臣纲”，而恰恰相反，是要求君主克己修身，宽仁百姓。当然儒家除了诸侯，也可以运用到更小的单元，每一个单元如果想达到王道，都可以去进行这种自律的行为，一直可以缩小到一个人，这其实也是建立信用的一种方式。如果把一个诸侯国看成一家上市公司，那这个诸侯公司的CEO确实是为了满足股东利益之后获得支持的。

        秦国的毒药很容易被破解，但西汉的隐秘毒药则不好破解。思考力不够的知识分子反而去主动维护它。类似现象在世界各地都屡有发生，这个根源还是在于民众智慧和独立思考力不够。尤其是当一种严重违背天道规律的思想被写在书里甚至被奉为经典时，孩童从小耳濡目染可能会不知辨别。这种影响通常会持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

        对于《商君书》等明显的邪恶法术，应该像对待毒药一样摒弃化解，而对于优良的思想文化，并不须由政府来强力推出，而是作为民间的良俗来存在或用于个人自我修身皆可（这里面只有道家思想可以例外）。同时，对于无法准确断定的思想文化，不要由个别人去强力打破摒弃，应该尊重它使其参与公平的自由竞争，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在审慎的竞争中实现逐渐的变化发展。思想文化方面过于激进的变革往往带来的是灾难却不是幸福。秦汉之后的思想文化并不代表传统，反而是因为秦汉丢弃了先秦的好传统，被畸变的法家控制后带来了恶果。

        兴起于两百年前的德法激进主义者也一样是把毒药藏在蜜糖之中，使很多人被蒙蔽。当他们的谎言被拆穿之后，又摇身一变成为新的引领世界潮流者。也许世界永远不缺乏邪恶者和盲从的大众吧。一旦某种思想超出了多数民众理解范围之内，即使是错的，也可能长期受到欢迎。唯一可以期盼的就是大众智慧的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