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嶋先生和岡田先生的課之外，在大學院期間還選修過其他一些課，參加研討會。其中有幾位教授給我印象較深，參加他們研討會的情景也依然記得。

一位是小林先生。他是中國語科的教授。我想知道日本人如何理解和評價中國作家和作品，選修了他的中國現代文學課。那門課就兩個人選修，我和另外一個叫做諸星君的日本人學生。上課採用的是研討會形式，地點在小林先生的研究室。說是研討會，其實就是三人的隨意漫談，先生每次給我們各自衝上一杯咖啡，三人邊啜咖啡邊說話。小林先生對魯迅先生有研究，魯迅作品裡的人物和細節他信手拈來，有時他詢問我對某一人物某一情節的看法，我實在是沒有什麼看法，只好如實相告。他便說他對那些人物和情節的理解，我聽着有“哪路好到”（原來這樣啊）的感覺，雖然談不上“醍醐灌頂”，但他對那些作品裡人物情節的熟悉程度給我印象頗深。一同聽課的那個諸星君年紀不大，但經歷比較豐富，當過北海道那裡一家地方刊物的記者。他在新疆呆過一段，對中國的事情有興趣。我們漫談的話題時常游弋，並不拘於中國現代文學，有一次說到文化大革命的教訓，諸星君總結說文革最大的問題是一言堂，什麼事情都聽毛澤東的，毛澤東的話成了判斷是非的絕對標準，好像誰是領袖，誰就掌握真理，那是十分荒謬和滑稽可笑的。小林先生說諸星君所言不無道理，“一言堂”的確是問題癥結所在，然而說誰是領袖誰就真理在握，卻未必盡然。因為歷史上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還有文革後的華國鋒都曾經是領袖，卻都沒有握住真理，所以被取代了。毛澤東是例外，即使犯了大錯，也還是真理的化身，地位穩固無法動搖。之所以如此，是有更深刻的歷史原因的云云。我覺得小林先生到底是中國語科的教授，不僅對中國現代文學，對中國政治和歷史也都有較深入的了解，他的上述評論也給我留下較深印象。學期結束前，小林先生問諸星君和我是否要弄個什麼考試或寫個報告之類，以便於評定成績。諸星君和我都說算了吧，沒時間複習或寫報告，小林先生笑笑，慷慨大度地說：那好吧，考試和報告都免了，作為替代，新年給我寄張賀年卡來吧。新年前我給小林先生寄去賀年卡，感謝他一年來的教導。學期結束時，拿到成績單，小林先生的中國現代文學課的那一欄，顯示的成績是“優”。

另一位是教美國經濟史的教授，但我忘了他的名字。他是琦玉大學的專職教授，外大是兼職。他的美國經濟史也只有兩個學生選修，一個是本人，另一位是來自外地的一個日本小女生。我們在一間小教室上課，依然是研討會形式。那門課讓我付出了昂貴的經濟代價，因為那本《美國經濟史》教材售價一萬多日元。教材是那個教授自己編寫的，我懷疑除了售予無法說“No，thanks”的選修那門課的學生以外，那書擱在書店是無人問津的。那本教材後來學期一結束我就轉賣給了外大門口的一家舊書店，店裡的老闆翻了翻那本基本仍是新書的《美國經濟史》，從滑落到鼻梁上的眼鏡後面抬起眼皮掃我一眼，比出一個巴掌漫不經心地說：伍佰元。多一元都不要。使我親身體會到了“美國經濟”在日本所遭遇的蕭條淒涼景象。

上課採用的方法是我與那小女生輪流讀教材，讀完一段說說感想，有問題則請教授解答。那課也經常離題，有的沒的扯到與美國經濟毫不相干的話題上去。那教授年輕時在美國留學，有時給我們說些當年留學美國時候的趣事。他對中國也有興趣，常問我中國人的生活情形。有一回說到鄰里關係的話題，我說在中國，鄰居之間關係比較密切，所以有遠親不如近鄰之說。鄰居串門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有時吃着飯，鄰居就溜達進來了，看看桌上有什麼菜，評頭論足一番，有的乾脆坐下一起吃也是常有的事兒。而在日本，通常鄰居姓啥名誰也未必知道，與中國的情形差別甚大。教授聽了說：真羨慕啊，那樣的人間關係多好呀。又說：其實日本以前人與人之間也不是那麼互不相關的，說他小時候所看到的鄰里關係也如中國的一樣，可是社會一發展，情形就不一樣了。社會越發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會越疏遠越冷漠。中國以後也必然一樣的。多年後我在中國看到許多住在高樓大廈居所中的朋友果然也不知道隔壁鄰居姓啥名誰，便想起了與那教授的上述談話。

另外還有兩門課記憶猶新的是“印度思想史”和“日本語演習”。

“印度思想史”的那個教師很年輕，看着也就三十多歲，記得似乎叫小池（？）先生，戴着黑框眼鏡，相貌斯文如書生。可是他卻是劍道“達者”（高手），擁有相當高的段位。他是“非常勤”（非專職的意思）講師，除了外大，還在其他若干大學兼課。選修他課的有十多位學生，分別來自大陸，台灣和韓國。如在中嶋先生的研討會上一樣，台灣學生與大陸學生經常就台灣是否屬於中國問題在課上發生激烈爭論。有一次爭論時，來自大陸的李君——就是那個外交官夫人，說台灣所謂的本省人其實與外省人一樣都是來自中國，不過是移居台灣的時間早些而已，最早的就是跟着鄭成功過去的，鄭成功是中國人，現在那些本省人卻說自己不是中國人，是典型的數典忘祖云云。小池先生那時在邊上插了一句話說：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人。大家當時一愣，片刻李君哈哈大笑，說：真是笑話！鄭成功百分百的中國人，怎麼會冒出個日本人的母親。小池先生並不爭論，說：也許我記得不準確，我們回去可以查一查。我那時也是第一次聽說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人，卻相信小池先生絕不是信口開河，課後一查，果然如小池先生所言：鄭成功是其父鄭芝龍與日本夫人所生的中日混血兒。這事給我印象很深，以至於後來每次看到有些國人對於自己一知半解的事情在那裡妄加議論爭得面紅耳赤的時候，就會想起李君哈哈大笑的模樣兒。

“日本語演習”課的擔當教師是田中先生。他是大東文化大學的專職教師，在外大也是兼課。田中先生四十多歲，似乎很自信，有時說話帶有諷刺意味。選他課的學生里有一位姓趙的同學來自東北，是滿族人。趙同學的滿族姓是愛新覺羅，大家開玩笑說他血管里流淌着的是與努爾哈赤相通的皇家之血。田中先生初次上課時，讓大家簡單自我介紹，輪到趙同學時，有好事同學在邊上多嘴說趙同學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直系子孫。田中先生鼻子裡“哼”一聲說：中國人姓劉的，就說祖宗是劉邦；姓朱的，就說祖宗是朱元璋。這樣的高祖太祖的直系子孫我見過的多了。還有一次他上課時說到一個詞彙“醜女”，日語讀音是“不試”；我在下面脫口而出說那個詞的反義詞是“不熬套靠”，就是“醜男”。田中先生譏諷我說：不要自作聰明，日語不是中文，沒有那個說法。我那時比較血氣方剛，想要與他爭辯；但還好忍住了，沒有做聲。但我在下面翻字典查找到那個詞彙，其他同學也有悄悄翻字典的。田中先生看到那個情形，當時不言語，但回去估計也翻了字典，知道自己錯了。之後上課時曾數次到我面前找話說，雖然未曾再提“醜男醜女”之事，對我的“關切之意”卻是感覺得到的。後來他的那們課給我的成績也是“A”。

上述諸位教授的課，課程本身的內容我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當時就沒有怎麼記進去），但上課的情形和他們所講的一些題外話我卻依然記得，有些對我後來對事情的思考方式和處事似乎也並非沒有影響的，從這個層面說，當時在大學院選修那些課還是很有意義和收穫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