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嶋先生和冈田先生的课之外，在大学院期间还选修过其他一些课，参加研讨会。其中有几位教授给我印象较深，参加他们研讨会的情景也依然记得。

一位是小林先生。他是中国语科的教授。我想知道日本人如何理解和评价中国作家和作品，选修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课。那门课就两个人选修，我和另外一个叫做诸星君的日本人学生。上课采用的是研讨会形式，地点在小林先生的研究室。说是研讨会，其实就是三人的随意漫谈，先生每次给我们各自冲上一杯咖啡，三人边啜咖啡边说话。小林先生对鲁迅先生有研究，鲁迅作品里的人物和细节他信手拈来，有时他询问我对某一人物某一情节的看法，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看法，只好如实相告。他便说他对那些人物和情节的理解，我听着有“哪路好到”（原来这样啊）的感觉，虽然谈不上“醍醐灌顶”，但他对那些作品里人物情节的熟悉程度给我印象颇深。一同听课的那个诸星君年纪不大，但经历比较丰富，当过北海道那里一家地方刊物的记者。他在新疆呆过一段，对中国的事情有兴趣。我们漫谈的话题时常游弋，并不拘于中国现代文学，有一次说到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诸星君总结说文革最大的问题是一言堂，什么事情都听毛泽东的，毛泽东的话成了判断是非的绝对标准，好像谁是领袖，谁就掌握真理，那是十分荒谬和滑稽可笑的。小林先生说诸星君所言不无道理，“一言堂”的确是问题症结所在，然而说谁是领袖谁就真理在握，却未必尽然。因为历史上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还有文革后的华国锋都曾经是领袖，却都没有握住真理，所以被取代了。毛泽东是例外，即使犯了大错，也还是真理的化身，地位稳固无法动摇。之所以如此，是有更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云云。我觉得小林先生到底是中国语科的教授，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政治和历史也都有较深入的了解，他的上述评论也给我留下较深印象。学期结束前，小林先生问诸星君和我是否要弄个什么考试或写个报告之类，以便于评定成绩。诸星君和我都说算了吧，没时间复习或写报告，小林先生笑笑，慷慨大度地说：那好吧，考试和报告都免了，作为替代，新年给我寄张贺年卡来吧。新年前我给小林先生寄去贺年卡，感谢他一年来的教导。学期结束时，拿到成绩单，小林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的那一栏，显示的成绩是“优”。

另一位是教美国经济史的教授，但我忘了他的名字。他是琦玉大学的专职教授，外大是兼职。他的美国经济史也只有两个学生选修，一个是本人，另一位是来自外地的一个日本小女生。我们在一间小教室上课，依然是研讨会形式。那门课让我付出了昂贵的经济代价，因为那本《美国经济史》教材售价一万多日元。教材是那个教授自己编写的，我怀疑除了售予无法说“No，thanks”的选修那门课的学生以外，那书搁在书店是无人问津的。那本教材后来学期一结束我就转卖给了外大门口的一家旧书店，店里的老板翻了翻那本基本仍是新书的《美国经济史》，从滑落到鼻梁上的眼镜后面抬起眼皮扫我一眼，比出一个巴掌漫不经心地说：伍佰元。多一元都不要。使我亲身体会到了“美国经济”在日本所遭遇的萧条凄凉景象。

上课采用的方法是我与那小女生轮流读教材，读完一段说说感想，有问题则请教授解答。那课也经常离题，有的没的扯到与美国经济毫不相干的话题上去。那教授年轻时在美国留学，有时给我们说些当年留学美国时候的趣事。他对中国也有兴趣，常问我中国人的生活情形。有一回说到邻里关系的话题，我说在中国，邻居之间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有远亲不如近邻之说。邻居串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时吃着饭，邻居就溜达进来了，看看桌上有什么菜，评头论足一番，有的干脆坐下一起吃也是常有的事儿。而在日本，通常邻居姓啥名谁也未必知道，与中国的情形差别甚大。教授听了说：真羡慕啊，那样的人间关系多好呀。又说：其实日本以前人与人之间也不是那么互不相关的，说他小时候所看到的邻里关系也如中国的一样，可是社会一发展，情形就不一样了。社会越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越疏远越冷漠。中国以后也必然一样的。多年后我在中国看到许多住在高楼大厦居所中的朋友果然也不知道隔壁邻居姓啥名谁，便想起了与那教授的上述谈话。

另外还有两门课记忆犹新的是“印度思想史”和“日本语演习”。

“印度思想史”的那个教师很年轻，看着也就三十多岁，记得似乎叫小池（？）先生，戴着黑框眼镜，相貌斯文如书生。可是他却是剑道“达者”（高手），拥有相当高的段位。他是“非常勤”（非专职的意思）讲师，除了外大，还在其他若干大学兼课。选修他课的有十多位学生，分别来自大陆，台湾和韩国。如在中嶋先生的研讨会上一样，台湾学生与大陆学生经常就台湾是否属于中国问题在课上发生激烈争论。有一次争论时，来自大陆的李君——就是那个外交官夫人，说台湾所谓的本省人其实与外省人一样都是来自中国，不过是移居台湾的时间早些而已，最早的就是跟着郑成功过去的，郑成功是中国人，现在那些本省人却说自己不是中国人，是典型的数典忘祖云云。小池先生那时在边上插了一句话说：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大家当时一愣，片刻李君哈哈大笑，说：真是笑话！郑成功百分百的中国人，怎么会冒出个日本人的母亲。小池先生并不争论，说：也许我记得不准确，我们回去可以查一查。我那时也是第一次听说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却相信小池先生绝不是信口开河，课后一查，果然如小池先生所言：郑成功是其父郑芝龙与日本夫人所生的中日混血儿。这事给我印象很深，以至于后来每次看到有些国人对于自己一知半解的事情在那里妄加议论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就会想起李君哈哈大笑的模样儿。

“日本语演习”课的担当教师是田中先生。他是大东文化大学的专职教师，在外大也是兼课。田中先生四十多岁，似乎很自信，有时说话带有讽刺意味。选他课的学生里有一位姓赵的同学来自东北，是满族人。赵同学的满族姓是爱新觉罗，大家开玩笑说他血管里流淌着的是与努尔哈赤相通的皇家之血。田中先生初次上课时，让大家简单自我介绍，轮到赵同学时，有好事同学在边上多嘴说赵同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直系子孙。田中先生鼻子里“哼”一声说：中国人姓刘的，就说祖宗是刘邦；姓朱的，就说祖宗是朱元璋。这样的高祖太祖的直系子孙我见过的多了。还有一次他上课时说到一个词汇“丑女”，日语读音是“不试”；我在下面脱口而出说那个词的反义词是“不熬套靠”，就是“丑男”。田中先生讥讽我说：不要自作聪明，日语不是中文，没有那个说法。我那时比较血气方刚，想要与他争辩；但还好忍住了，没有做声。但我在下面翻字典查找到那个词汇，其他同学也有悄悄翻字典的。田中先生看到那个情形，当时不言语，但回去估计也翻了字典，知道自己错了。之后上课时曾数次到我面前找话说，虽然未曾再提“丑男丑女”之事，对我的“关切之意”却是感觉得到的。后来他的那们课给我的成绩也是“A”。

上述诸位教授的课，课程本身的内容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时就没有怎么记进去），但上课的情形和他们所讲的一些题外话我却依然记得，有些对我后来对事情的思考方式和处事似乎也并非没有影响的，从这个层面说，当时在大学院选修那些课还是很有意义和收获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