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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卧车接爸爸去谈话。毛泽东亲切热情地接待了爸爸，一见面就关切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爸爸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两位几十年共同合作的老战友见面了，可是这一次他们并没有谈工作。爸爸说自己犯了错误，接着，郑重地向主席提出自己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他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主席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建议爸爸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罗德的《机械人》。临别时，毛主席亲自送爸爸到门口，亲切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也就是在“亲切接见”后的第四天，毛泽东下令把刘少奇办公室的电话剪掉！

打倒了陶铸，“亲切接见”了刘少奇，紧接着就是实施其全国全面夺权的战略部署。经过周密的策划，全国全面夺权的第一炮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打响。

上海这个中国共产党引为自毫、骄傲的“光荣的、革命的”城市在二十世纪谱写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两大“辉煌篇章”。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兵临上海城，中国共产党趁机发动发三次武装起义并大获全胜。共产党人对此引为自豪。

时过境迁，斗转星移。四十年后的一九六七年，上海再次成为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名城。令全中国、全世界瞩目。不同的是前次是共产党从敌人手中夺取政权，这一次是毛泽东导演的从自己的部下手中夺取政权。当然这次夺权不费一枪一弹，来得更容易些，而且从跟随自己多年的“臣子”手中夺权，更具有“荒诞喜剧”色彩。本来毛泽东发一道圣旨就可以把臣子们的权夺了，可他偏不用这种简单而方便的办法。要搞出所谓的“革命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的闹剧，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过一把夺权、掌权的瘾。这多少让人感到滑稽。

由于毛泽东是在上海秘密点燃了文革烈火，张春桥、姚文元早已从毛泽东那时知道了文革要达到什么目的的底牌，因此上海的运动比起全国其它地方总是得全国风气之先。在全国率先成立的跨行业的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在得到毛泽东的承认后，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活动，准备要夺中共上海市委的权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发表的第二天，张春桥在毛泽东的指使下，授意“工总司”等造反组织成立“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委会”，开始酝酿夺权活动。

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肩负着毛泽东的重托，以中央文革调查员的身份驾临上海，亲自策划领导上海的夺权行动。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社的造反组织“星火燎原革命总部”宣告夺《文汇报》的权，这是全中国第一例夺权行动，也算是日后全国性的大夺权的预演吧。

一月五日，张春桥亲自召见“工总司”头目们开会。张春桥在会上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打倒。”

一月六日，张春桥、姚文元组织“工总司”“机联站”等造反组织在上海人民文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公开批斗了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扬西光等，并将全市几百名中共高级干部揪到大会场陪斗。

大会之后，工总司等造反组织联合发出了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

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号通令：

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待。

第三号通令：

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此通令一公布，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书记陈丕显、曹荻秋等人的权力落到了毛泽东支持的造反派手中。大会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立即派徐景贤将会议发言稿和通令报送毛泽东。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行动给以高度的评价：“《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市。”

毛泽东的讲话成了席卷全国的夺权动员令。

为推动全国仿效上海市的夺权行动，自一月九日起，毛泽东动用一切宣传力量，对上海的夺权行动进行宣传。以造成全国性的夺权声势。

一月九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上海“工总司”等造反组织的《告全市人民书》，并加上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修改的编者按：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热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日，上海夺权的“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紧急通告》，指责上海市委大搞经济主义，声称“这是上海市委坚持执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并发表根据毛泽东一月八日讲话所写的综合报道：《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

一月十日，毛泽东又对《紧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作了批示，并命令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的名义，向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贺电。

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贺电，肯定上海的夺权斗争。

一月十二日，上海市各造反组织召开了有几十万有参加的“欢庆中共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公然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文中说：“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从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把被他们篡夺了的各级权力统统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勇敢地承提起来的战斗任务。”

三天后，毛泽东亲自审定修改后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把夺权的呐喊推向了最高潮。文章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宣称：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郑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来临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起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此文的发表确确实实是“不但震动全中国，而且震动全世界！”

一月十三日，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遵照江青、关锋指示“亮相”支持山西造反派。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与刘格平一道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夺权。刘格平出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支持和肯定山西的夺权。原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卫恒、王谦、王大任等遭关押批斗。第一书记卫恒不堪凌辱自杀身亡。

一月二十五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会同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遵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宣布夺权。李再含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人民日报》再发社论赞扬贵州夺权成功。

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长王效禹组织青岛二十三个造反派团体夺了青岛市委和市政府的大权。二月三日，王效禹又组织山东省的造反派夺了山东省的党政大权。王效禹又荣升山东省一把手。《人民日报》以《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胜利的保证》为题褒奖。

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军区司令员江家道支持造反派夺权，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委员会。《人民日报》再发社论赞扬黑龙江省的夺权。

………

夺权！夺权！夺权！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是造反派们的嚎叫。他们见当权派就斗，见权力就夺，斗的当权派越大越光荣，夺的权力越大越英雄。短短几个月功夫，那些为毛泽东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们，个个都被打翻在地，上至开国元勋、下到每一个小的单位负责人，无一人能躲过这场毛泽东发起的夺权斗争劫难。其中被斗死者上万人。

夺权！夺权！夺权！不但省里夺权，市、地、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教在夺权，不但中央各部门全面夺权，而且工厂、矿山、机关、学校……一切单位教在夺权。当时的中国人真是权迷心窍，人人在谈论夺权，处处在叫嚷夺权。今天你夺权，明天他夺权。后天我又把你们从“走资派”手中夺的权力再夺在我的手上。反复夺权，多次夺权。真是见权不爱三分罪。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受皇帝老儿的统治，没尝过权力的滋味。今天皇帝老儿号召子民们夺臣子的权，岂有不夺之理。而且夺权又极其容易，只需把当权派弄到黑屋子里一关，拉上大街一斗，再施以一顿拳脚，发一纸通令就大功告成。一旦权力在手，写一张纸条就成了圣旨……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战场上你争我夺，宫廷里翻云覆雨，时而百姓揭杆而起，时而豪杰啸聚山林，忽而黄袍加身，玉莽缠腰，忽而人头落地，诛灭九族……无不是权力在作崇。有权就有一切，无权就丧失一切。

毛泽东的“夺权”风中也不时地演出了许多幕的滑稽、幽默剧。笔者当时在四川省的荣昌县（现划入重庆市），亲眼目睹了荣昌县的夺权一幕。一九六七年二月，荣昌县的造反派们正准备联合起来等过了春节就去县委、县政府把权夺了。当权的县委书记梁永钦见夺权风来势凶猛，不可阻挡。遂心生一计，叫上几个亲信人物，让他们成立一个造反组织。并神不知鬼不觉地于一九六七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公历是二月九日）凌晨二点到县委、县政府把全县的大权夺了。此时“正宗的”造反派们刚在家中吃过团年饭，酒足饭饱后，正在做等几天去夺权的美梦。等他们得知权力已被人夺走的消息，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一时间造反派们群情激愤，大骂走资派搞阴谋诡计。并准备联络更多的造反派们进行“反夺权”。当他们快准备停当时，林彪的军委八条命令开始贯彻，成都的造反派“川大八、二六”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被抓上万人。荣昌县武装部也将造反最烈的几个组织头目们关押。这“反夺权”行动“流产”。直到五月七日，毛泽东的《关于四川问题的处理决定》下达后，关押的造反派们被放出来，这造反派才又重新组织起来。并统称为“反二、九派”。时任县长吴开杰不知何时被人点化，公开亮相加入“反二、九派”的行列。而被县委暗中支持的夺权组织被统称为“二、九派”。两大派组织在日后几年的武斗中，又杀得个天昏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