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巴山老狼-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歷史也真會嘲弄人，當文革之初劉少奇派工作組時，被毛澤東斥責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擊壓制左派”，號召“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現在群眾真的解放了，無人管了，手持機關槍大炮到處殺人放火了，毛澤東又只得順着劉少奇的“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把派工作組的那一套搬出來。但為了表示與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區別，毛澤東將工作組改名為“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毛澤東的工宣隊、軍宣隊最先派往的地方是清華大學。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工宣隊幾千名隊員奉命進駐清華大學宣傳制止武鬥並收繳武器。清華大學造反派頭目蒯大富自從被封為北京市五大學生領袖後，已成了全國響噹噹的左派人士，儼然以清華大學甚至是北京市的領導人自居。在毛澤東“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的指示下，蒯大富更是威風凜凜，走到那裡都是武裝警衛跟隨。說句話就有人隨時聽命，寫個二指寬的紙條就成聖旨。蒯大富之流飽嘗“自己解放自己”和“革命造反”的甜頭。現在忽然間要受工宣隊的領導，這革命造反兩年不就白幹了嗎？不行，工宣隊算老幾，老子當年造反的時候他們還是走資派們的走狗。現在竟要來領導我！？得把他們轟出清華校園。主意一定，隨即調集大批左派武裝嚴陣以待，一旦他們敢侵入我清華領地，格殺勿論！

這邊工宣隊們那裡知道蒯大富的心思。當他們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進清華園時，迎接他們的竟是全國響噹噹知名左派的槍炮！工宣隊員們當即死亡五人，受傷者高達七百三十一人之多。

此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大為震怒。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澤東召見北京市的五大學生領袖，對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耳提面命。毛澤東嚴厲地說：

“今天我找你們來商量制止大學武鬥問題，怎麼辦？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斗是鬥了，你們少數大專學校是在搞武鬥。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們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興。你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的大多數。有的學校搞了斗黑幫，但很不夠，就是因為你們分了兩派，忙於武鬥。現在逍遙派那麼多，不搞鬥批改，而是斗批走、斗批散。我說大學還要辦了理工科，但沒有講文科都不辦。依舊的制度、舊的辦法不行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還是要文斗，不要武鬥。現在提出四個辦法：（一）實行軍管。（二）一分為二。（就是兩派可以分兩個學校，住兩個地方）（三）斗批走。（四）繼續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照樣轉動。這個問題也不必現在答覆。回去你們商量，討論。”

“我說你們脫離群眾，群眾就是不愛打內戰。有人講，廣西布告只適用於廣西，陝西布告只適用於陝西。在我們這裡不適用。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布告，誰如果還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地實行消滅。”

而被封為北京市“五大學生領袖”的聶元梓等人，不久即在“學習班”內被批判關押。釋放出來後又被發配到邊遠地區。蒯大富被發配到寧夏某電站。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又將五大學生領袖押上法庭審判。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西藏、新疆同時宣布成立革命委員全。這樣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上海的“一月風暴”所颳起的“奪權”狂潮，在歷時一年零九個月後，終於實現了毛澤東的自下而上的全面奪權目標。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終於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只是連年的文爭武鬥，全國全面內戰，遭殃的總是老百姓，受苦的總是人民。內戰使得工廠停工，商店閉戶，生產力受到嚴重的破壞。市場上商品奇缺，民眾連生活的必須品都沒有。實實在在地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這兩年中，毛澤東又製造出無數的冤案，被誅連者達數千萬之多，單是劉少奇一案就誅連幾百萬人，還有“內人黨”一案誅連者幾十萬人；雲南趙健民一案又誅連了幾萬；賀龍大土匪一案又誅連數萬；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又誅連十幾萬……其它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案更是不可計數。更有全國的全面內戰，又使得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在經歷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後，毛澤東認為已經徹底掃除了打倒劉少奇的組織障礙和思想障礙，是到了從組織上對劉少奇進行徹底處理的時候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於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開。

由於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八十七人、候補中委九十八人中有半數以上被打倒或關押、審查，此次會議的召開實在是名不正、言不順。毛澤東不得不採取措施臨時從監獄中“解放”出十多名中央委員，並將候補中委的十人遞補為中委。這樣使得出席全會的中委達到四十人，勉強過半。而候補中委參加會議的僅十九人。最後讓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和大軍區的負責人，中央直屬機關負責任制人等七十四人參加會議。結果一次名為中央全會的會議卻成了文革骨幹的一次勝利的聚會。

八屆十二中全會最主要的議題就是通過毛澤東秘密成立的中央專案組對劉少奇作的政治結論：《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

毛澤東為了給劉少奇羅織罪名，可謂用心良苦。由於劉少奇在中共黨內的威望和巨大的影響以及眾所周知的與自己幾十年來的親密合作關係，採用整彭德懷、高崗時的辦法是難以湊效的，最後在劉少奇的歷史問題上大做文章。將當年與劉少奇一道共事的地下黨人弄來刑訊逼供，得到了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的證據：“劉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長沙被捕叛變，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充當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汪精衛、陳公博的走狗，進行了一系列出賣工人階級、破壞革命的內奸活動。一九二九年竊據滿洲省委書記時的大叛賣。” “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國民黨的走狗，劉少奇罪大惡極，死有餘辜。撤消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這樣劉少奇的冤獄終於鑄成！翻開歷史，人們不難發現，在鍛造劉少奇的冤獄過程中，平均每兩年上一個台階：一九六二年，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突然改變會議議題，大唱階級鬥爭，此是為倒劉製造輿論的階段；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公開指責劉少奇和鄧小平，此是公開劉少奇與自己有矛盾的階段；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貼出大字報《炮打司令部》，這是號召全國打倒劉少奇的階段；到一九六八年則是對劉少奇進行定性和組織處理階段。

雖然毛澤東把擁劉的人物個個趕下台，沒趕下台的人也成了任人擺布的機器。但百密也有一疏，表決時竟有一人――女將軍陳少敏沒投票贊成。事後毛澤東大為光火，陳少敏又在此會後遭到審查。

八屆十二中全會另一個重要議題是對“二月逆流”的人和一事進行清算。當年大鬧懷仁堂的老傢伙們被安排到各個小組作檢查並接受批判。還算毛澤東開恩，沒把他們關進大牢裡。

毛澤東在全會開會和閉會時發表了講話，毛澤東說：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錯誤是主要的，要搞到底還是不搞到底，大家議一議。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歷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麼問題，四川打得厲害，幾十萬人打，無線電指揮，有什麼了不得，天塌不下來，辦學習班解決了很多問題，一定要總結經驗。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為敵人清楚，這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還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解決。上海比北京強，一百二十萬工人掌握局勢，知識分子是粘土，扳結了不透空氣，不長莊稼。知識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辦。不能一講就是臭知識分子。但是臭一點也可以，知識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到天上去。軍事院校辦了一百一十一個，叫111（發音妖、妖、妖）其中確實有妖啊，這場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估計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有的同志對於所謂“二月逆流”這件事不大了解，經過十幾天就比較了解了。在這個全會上，由犯錯誤的同志說明他們的問題，大家又對他們有些質問。他們再說明問題，又再質問好象經過這麼幾次反覆嘛大家都比較清楚了，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個世界上面總是左、中、右。統統是左派我就不贊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們如果不參加，我看就是個缺點。陳毅同志，你就以那個右的那一面的資格，以這個身份參加九大。鄧大家要開除，我有點保留。他和劉還有點區別。”

劉少奇打倒了，走資派的問題基本解決了，文革初期衝殺造反的紅衛兵小將們無事可幹了。如何打發這些懷着一腔赤誠、一腔熱血的青年又提上了毛澤東的議事日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在那如火如荼的文革年代，每一個青年都把“誓死捍衛毛主席”作為自己無尚光榮而崇高的職責，把毛澤東的話作為自己的行為最高準則。在毛澤東的號令發出之後，他們又懷着改造世界，解放全人類的遠大理想，跨着背包、打着紅旗到了農村和邊疆。然而天真爛漫的青年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前面等待他們的是一條布滿荊棘、充滿坎坷的艱難、沉重的人生之路。是一條“變相勞改”之路。隨之而來的是理想的幻滅，激情的消失。在“廣闊的天地里”，他們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象原始人那樣過着茹毛飲血的最原始的生活。毛澤東真會捉弄這一代青年。當初高喊“反修防修”，把一代青年騙去充當了倒劉的先鋒，並說他們這一代人將肩負解放全人類的重任。到把青年們趕到農村後，青年們才發現自己連生存的權力都難以保障。這場史無前例的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直持續了十一年之久。一九七九年，以雲南知青臥軌上京請願與萬人集體刺血盟誓為發端，近兩千萬知青們才得以“刑滿釋放”。但知青上山下鄉給一代青年們造成的災難遠沒結束。當他們被最原始、最落後、最保守的農民們改造了幾年回到城裡後，才發現他們已經成了與城市格格不入的一群棄兒！繼之而來的是在就業、學習、安家等方方面面的艱難。到了九十年代，又面臨下崗、失業的危險。這艱難的人生幾乎伴隨了下鄉知青們的一生。

奇怪的是，到了九十年代，一小部分當年的知青們在回憶苦難的歲月時，竟說出了一句“青春無悔”！筆者也曾下過鄉，對“青春無悔”的“革命”口號表示強烈憤慨！

一九七四年，十九歲的我高中畢業。這個高中畢業用現在的教學水平來衡量也不過僅有初中二年級的水平：小學剛上五年級，毛澤東的文革一來就停課鬧革命三年之久，初中兩年是半工半讀，每天下午都到工廠做工，到礦井去挖煤，毛澤東的教育革命又將數學內容改成了《生產隊會計》、《水土測量》、《土改田》，物理、化學課砍掉，取代的是《工業基礎知識》、《農業基礎知識》其內容是怎樣煉鋼、三機一泵的使用和維修、農作物的種植，高中時又遇張鐵生“白卷英雄”走紅，更是老師不教，學生不學，全年多數時間是到工廠學工，到農村學農。毛澤東為我們這一代青年安排了唯一的出路――上山下鄉。當老農民把我們接到生產隊時，初到農村的新鮮感伴着清新的泥土味着實讓人高興了一陣子，生產隊長為表示歡迎特意安排每一戶社員輪流請我們吃飯，鄉民的熱情、純樸、善良讓人感動，每個人都暗暗發誓：一定要好好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可是好景不長，半月後，當我們出工勞累一天回屋後面對的是冷鍋冷灶時；當我們剛端上飯碗上工的鐘聲又敲響時；當我們面對一碗什麼菜也沒有的白飯發呆時，才知道生活的艱難。（就是這碗白飯還得感謝李慶霖老先生，是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反映知青艱難生活的信，才破例給知青們每人保證四百斤糧食，李慶霖真是知青們的大救星，否則不知還有多少知青會拋屍在廣闊的天地里。粉碎“四人幫”後，李老先生竟被捕入獄！老狼在這裡代表近兩千萬知青在此為李老先生鳴一大冤！）沒菜的日子誰也熬不了幾天，幾個十幾歲的青年只有去偷。然窩邊草剛吃上嘴，農民就上門抓了“現行”，幾個年輕人臉紅得恨不能有個地縫鑽進去。一年到頭吃不上一兩肉，看不到一兩油，饞得沒法，悄悄在半夜將一老農家的貓打來吃。一次公社開知青會，開着開着，公社書記宣布把知青張某某抓上台來，公社武裝部長和兩個打手把張某押上台，用麻繩死勒脖子，張當即兩眼翻白，面孔青紫，差點就沒命了，張的罪狀是偷吃農民的雞。一次生產隊一頭下了幾窩豬仔的母豬病死，全隊人均分三兩，知青受照顧一人半斤。我把半斤死母豬肉拿回屋當即下鍋，肉味飄香禁不住清口水長流。一農民家中的母狗產下一窩小狗仔，我又去向農民討了一個來，開水一燙，架柴一煮，除毛以外吃個精光！下鄉幾年唯一的娛樂就是晚上對着昏暗的煤油燈唱上幾首悲傷、淒涼的知青歌曲，唯一可看的書就是剛下鄉時發的《毛澤東選集》。這樣的日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久而久之人變得麻木了，沒有理想、沒有歡樂、沒有追求，沒有關愛；更沒有人知道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才是盡頭。雖然每年辛辛苦苦與農村的全勞動力一道拚命掙工分，且與他們一年掙的工分相差無幾，但到年終決算，每天掙的十個工分只值二角五分錢，一年到頭掙的三千多工分只夠把四百斤口糧拿回家！

從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到一九七九年知青大返城，我們這一代青年付出了人生最寶貴的青春，可我們得到了什麼？我們的一腔熱血換來的是什麼？個個都成了沒有知識、沒有文化的愚民，不但一無所有，而且在今後的歲月里還會為此付出終身的代價！不錯，極少數知青憑着自身的努力和其它一些機遇，後來有了一些成就，於是就以一段知青經歷為榮，把曾經歷的苦難作為炫耀的資本，在那裡高唱“青春無悔”，試問：既然無悔回城幹啥？既然無悔何不將自己的兒女送下鄉，讓他們也再無悔一次？

每一次人類的劫難都是多數人受苦受難，能從劫難的廢墟上拾到財寶，甚到從被害者的屍骨上扒得金銀的人畢竟是少數，那些高唱“青春無悔”者就是這類人。他們用近兩千萬知青的苦難釀製出“無悔”的美酒四處兜售，然後名利雙收。沒有近兩千萬知青的苦難，就他幾個人下鄉，他幾個敢說一個“青春無悔”？

所謂青春無悔，只不過是一種自我炒作的方式。紅花要有綠葉扶持，花兒才更嬌艷，成就要有苦難作陪襯，功名才更偉大，歷盡苦難居然無悔，更是不食人間香火的鬼怪神仙！青春無悔者用自己一點小小的成就來證明自己在艱難歲月中也能成才，來證明自己不同凡響，來證明自己是個天才，這一切證明又以兩千萬知青的苦難和默默無聞作陪襯，真是殘忍！若他們的參照系是他們的上一代（當今社會的主宰者）和下一代（當今社會的生力軍）他們還能氣壯如牛高喊“青春無悔”嗎？其實他們所取得的一點成就與他們不去下鄉應取得的成就相比根本就算不了什麼，幾個“青春無悔”的時代嬌子身後是近兩千萬知青青春的代價！如此作秀，豈不令近兩千萬知青噁心。

如果歷史真象毛澤東說的那樣，再來十次文革，再來十次上山下鄉，那些“青春無悔”者會不會大紅大紫地上台去現身說法？變成迫害知青的打手？然後高歌一曲壯年無悔？老年無悔？一生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