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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曾有相当多的传教士，慈善家来中国办学，兴建教堂，不但在物质和精神上对落后的中国作了数不完的好事，同时也著书列传使得共产党无法彻底诋毁近百年来的历史。然而几乎所有教堂，学校或慈善医院在1949年后连名字都保不住，今天的中国人只知道他们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者。那么作为一个军人或政客的史迪威，为什么能如此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这是近百年来西方政客对中国文化，传统，百姓素养的无知，却热衷于干涉内政，为毛共取得政权推波助澜的一个极为典型，可谓教科书式的例子。

1936年底，共产党策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数小时前，即蒋介石诱骗来西安后，曾对西安的军队作了一次演讲，其中一句著名的口号：坚持彻底消灭延安共产党的最后5分钟。国民党军队已整装待发，延安的收复已易如囊中取物，当时毛共仅数万残兵，面临的是全军覆没，绝无第二次所谓“长征”逃命的可能。斯大林和罗斯福都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们认为在中国唯蒋才是牵制日本的真正力量。蒋介石获释后，虽然成了全国百姓的救星，威望如日中天，但因被切断了“先安内后御外”的生命线，丢失了“最后5分钟”的机遇，犯下了政治家和军人的大忌：给了自己政敌武装生存的良机！

西安事变是美国政府真正全面干涉中国内政的开始。在二战期间，欧洲政府对待纳粹不是绥亲，姑息或是打几枪后即投降，蒋介石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坚持长期抗战亮出了民族气节。但美国的一些左翼政客绝对不满足于此。他们以美国的价值观来阻扰蒋介石处置反国民党和亲共“民主人士”，用绝对的新闻自由来痛击国民党政府对有损自己的言论进行控制，1942年缅甸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史迪威当上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后，美国变本加厉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在二战中，本身也有轻重缓急之分，中国战场在马歇尔将军的眼里始终是放在次要的位置。当然对蒋介石来说，特别是美国参战以后，非常自然，他必须应付抗争结束后的内乱。然而史迪威却要求中国派出最精良的部队，打乱蒋介石的战略考量。为此史蒋矛盾日益加深，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把国民党说成是中国最邪恶的势力，蒋介石的官僚的腐败已到登峰造极，以致罗斯福考虑暗杀蒋介石的行动，同时史迪威却看中毛泽东，把延安的毛共描述成清廉，有理想，未来中国的希望，竟然提出美国人出钱，武装中共的5个师。

蒋介石孤注一掷，冒险向罗斯福提出美国必须在蒋和史之间作出选择，这才使得史迪威被解职。虽然亲共反蒋的大使高斯也被支持蒋介石的赫尔利所取代，他认为一旦毛共上台，中国将成为美国危害最深的敌对势力。因此他也是唯一一个被毛泽东挂上“中国人民敌人”头衔的美国外交官。不过几年来美国作翼人士，如斯诺等，已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恶果，美国朝野对蒋介石已完全失去了信任，上任不久的赫尔利立即被国内的亲华左翼赶回老家。

我有个同学的父亲，他是国民党军统的校级文官，却与我成了忘年之交。能理解他的绝对反共，当一聊起美国时，他满脸怒色，离开中国后我才慢慢知道他的愤怒所在。美国是世界自由的灯塔，没错，但灯塔的作用是导航，却丝毫没有取代舵手的作用。美国为何在国际上屡屡受挫，其原因之一，自以为它的“普世价值”好似硬通货，会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因此总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去干涉它国的内政，其次是美国政客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无知到脑残的地步。64后免费给了8万大陆人的绿卡，幻想他们能为民主和自由出力，但结果呢，除了让这帮人廉价地抢夺大量美国本土人士的就业机会，就是当中国独裁者到访美国时，在街道上出现前所未有的许许多多的五星红旗，和热烈欢迎的华人人群；以及向流水一般把美国的科技成果输往红色中国之外，还得到了什么？

最后再来谈说一下我对美国之音中断郭文贵采访的看法。有个美国记者曾说道，美国的政府中始终不乏亲共的官员，这也正常，人难免有激进和保守两类不同哲学观或政治信仰，否则就像是清一色思想的极权国家，麦卡锡当年想阻止美国政府部门官员的亲共或左倾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因此美国之音内的亲共或左倾人士肉疼中共，不顾美国之音的信誉突然让郭某人闭嘴是一种可能；但也可能有一层新的，更深的原因，那就是美国政府在解决当前与北韩的危机中，为了把美国和韩国人民生命和财产的代价压倒最底限，对中共作出的一种合乎美国利益的妥协。如果正是后面一种原因，那是美国外交的一个新里程碑。

各国的社会制度应该由其百姓来选择，好似宗教，各民族对社会制度的选择也好似一种生活方式，虽然经过了数千年，依然是各有所好，无法统一，可能永远不会统一。前面所提及的忘年之交，那个国民党军统文官，我出国时他还特地送我一张签名的照片留念，并依依不舍地亲自送我到大院的文门口，而他的儿子，却全然忘掉了父亲的遭遇，文革后为了些物质上好处，背叛了父亲，助纣为虐在党旗下宣了誓，当上了党委书记。因此美国为其他民族牺牲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必须先要懂得所在国的国情，一味迎合流亡国外的所谓民运人士，如果中国真的变天，那也只不过是在中南海换了一批吸钱更快，更有效的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