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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看见过一辆车停在中间车道，母亲下车后低头撅屁股给孩子墼鞋带，然后从车里拿出书包，孩子把胳膊伸开，等母亲把书包套在肩膀上，然后母子俩手拉手一起走进胡同。胡同口到校门也就五，六十米，十岁左右的孩子完全可以自己走过去，而且胡同里全是上学的孩子，根本没有安全问题。可这位母亲就非要把车停到马路当中送孩子进校门，全然不考虑违章停车对交通的影响。

下学时候的拥堵混乱要比上学严重得多。父母，祖父母爱孩子心切，生怕迟到，早早就到了，三条车道占了两条半，剩下半条刚够电车通行。往北的车流一直堵到宽街路口。东西向车流绿灯亮了也走不动，在十字路口挤成一堆。接孩子的人站在学校大门外抻着脖子等候，把胡同的自行车，行人的路也堵死了。学校和老师明知道给周边交通造成的压力，就是拖着到点不下课，故意延长拥堵时间。能在这里接孩子就是摆谱资本，家长们一个个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在校门口扎堆聊天，全然不顾那些在他们之间艰难穿行的自行车和行人。

府学胡同小学可是大名鼎鼎，与北京排名第一的史家胡同小学不相上下。有人说，孩子能进这俩学校，家长非富即贵，那是面子和地位的象征，根本不把堵塞马路当回事。现在中国不是讲究和国际接轨，向美国学习吗。我有一次在国内坐火车，看见几个穿军装的，我一看，怎么和我儿子当美国大兵时穿的礼服颜色样式一样？难道是美国军人访华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中国军服。连军服都美国化了，那我就用美国的思维方式分析一下，假如府学胡同小学在美国，是不是个好学校。

美国的公立中小学都是靠校区房地产税维持的，房价高低决定了学校营运经费多少。而房价是受居住环境影响的。如果行人车辆不守法规，交通混乱，马路拥堵，房价肯定下跌。所以美国的房主都十分注意维护社区秩序和治安，一有可疑人出没，或街道混乱立刻报警。学校也十分重视与社区的交流，及时了解社区对学校的反馈，随时做出调整。作为社区的一员，学校也经常利用自己的资源为社区提供义务服务。

在美国，如果家长接送学生的车影响了学校周边的交通（只是假如，在美国基本不会发生），居民必然会及时反馈给学校，校方则会认真解决方式。如果单靠校方无法解决的，就要请市政府协调有关各方一起解决比如警察局。因为市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主要靠房地产税收运行，房价下跌，政府财政收入就会下降，任何造成房价下跌的原因都是一等一的大事。。

首先，在美国法就是法，法规一旦没制定，违法就是违法，根本不考虑个人原因。不能因为没地方停车就往马路当中停。如果法规确实给居民造成不便，也是先收集反馈，提出修改建议，由市议会表决修改，然后按新法规执法。这就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法规是维护整体利益的，少数人的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那也必须守法，情况特殊不是借口。家长因为没地方停车就停在马路当中堵塞交通，是典型的为个人利益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再说这个府学小学。下学时间要准时，并与家长沟通，到点再来接，如果无法避免堵塞交通，也要尽量减少堵塞时间。

据我看来，这个北京最好的小学的日常管理千条万绪，也不会有一条考虑到周围马路堵塞和学校有什么关系。学校和家长只关心学生成绩，家长还巴不得学校拖延放学时间，让学生多学点儿知识。至于车堵死马路，人堵死胡同，根本就不在学校和家长考虑之内。就算府学小学能培养出学习尖子，没有公德意识的学校和家长，也不可能培养出来有公德意识的学生。在美国，没有公德意识的学校，学生成绩再好也不会被社会认可。没有公德意识的学生，纵使才高八斗，学福五车，也不会被社会接受。当然，这些学生将来在中国发展，还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要到美国留学移民，恐怕还要从头补习社会公德一课。

最后说说政府的责任。美国没有交通警察，但是大型活动如比赛，演出，聚会，都有警察疏导交通，路上交通堵塞也会有警车前往疏通。我在北京经常在宽街儿路口过马路，早晚天天堵车，早上中医院门口等进进医院的车堵了三条车道，下午府学接学生的车堵三条车道，因为路边根本就没有禁止停车标志，马路牙子也没刷黄漆，也从来没见过警察现场疏导或管理。如果有法可依，执法得力，这些问题本不难解决，可就是多少年不变。

北京的官员整天把“创新”挂嘴上，可城市规划还比不上八百年前，游牧蒙古族首都元大都的城市设计。满人也是游牧民族，可当年朝廷任命的京官也都是从科考状元，探花，榜眼里面选，皇上当面殿试。不像现在，只要出身贫农，善于钻营，不管何德和能，都能到北京当官。不过要他们把北京管理好也是勉为其难，他们在老家村办小学，公社中学打下的基础怎么懂得如何管理有八百年历史的皇城。

府学胡同在东城区，区的一把手杨柳荫就是这么上来的。因为出身“根正苗红，三辈贫农”，1968他年从老家山西天镇当兵进了北京。在贯彻执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大学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最高指示”下，1972年进了北京外语学院，成为“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然后利用“阶级出身”的优势，一路高升。上任后就在交道口开了家“天镇农产品直销店”，把老家那些亲戚弄北京来经商。

2006年，他还担任北京外办主任时我听过他的一个讲话，我想用美国公共演讲的理论分析一下这位杨主任的演讲时的身体语言。他一走上讲台上就站不直，上身向前弓着，双手扶着讲台支撑身体，低着头念讲话稿，偶尔抬起头来看一下听众，也只直起脖子，背还是弯着，那姿势好象是小职员做了一件事，诚惶诚恐地望着领导，期盼得到认可，估计是个凤凰男，出身低微，从小受气，缺乏自信。然而，他又一直半侧着身对着讲台，又让人觉得他对这次讲话漫不经心，恐怕是后半生钻营有术，官运亨通，小人得志，不肖正对听众以示尊重。最让我感觉不舒服的是他身体重心放在左腿上，左半身靠在演讲台上，不时无意识地抖着右腿，显得紧张和不自然不说，还没有起码的外交礼仪，如果到外交部礼宾司培训一下，也不至于在外事活动场合猥琐到这份上。目光交流是演讲者吸引听众的重要手段，然而在整个演讲过程中，他基本都在低头看着讲稿念，根本不懂也不会用目光向听众传递感情和信心。综上所述，他的姿势和肢体语言传递出的信息是：没有修养，毫无自信，傲慢无礼，缺乏人格魅力。”不过北京市委，市政府提拔上来的官员，差不多都这德行。三辈贫农，根正苗红，政治可靠就行。

之所以又提到他，是在北京看了一条有关他的新闻。杨柳荫说，要减少锣鼓巷，钟，鼓楼地区的居民人数，为留下的居民建立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说白了，就是要把这一带老北京穷人轰到远郊区，腾出地让官员大款搬进来，住的舒服点。玉河两边的大瓦房就是前几年拆了老北京的民居和“东不压河胡同”盖的。河边的雨儿胡同口还建了一座牌楼，那是因为五十年代初，习仲勋的住宅在那个胡同。

我经常从炒豆胡同穿行到什刹海，有一次在胡同里的小卖店喝北冰洋汽水，和老板聊天。老太太说她是镶黄旗人，正牌儿的皇上嫡亲。有个大官看上了她家祖传的四合院，想买，多少钱她不卖，那是祖宗留下的产业，不能败在自己手里。当年大官出面买不下来，如今就通过政府行为轰她走，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买卖，变成政府改造旧城的规划。强弱立见高下，她不想卖也得卖了。

山西人到北京好抱团，当年以乔家大院为代表的晋商就和朝廷很拉了些关系，清廷退位，晋商也就败落了。如今北京的山西人又搞什么“西山会”。如果这位杨书记也在西山开过会，恐怕在东城就要倒了霉，在北京也就当不成他的二掌柜。王岐山祖籍也是山西天镇人，他老家的祖坟文革被贫农造反派刨坟掘墓，所以他从来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