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九三五年六月两支红军会师时，毛率领的中央红军处在悲惨的境地。剩下的这一万来人身体拖垮了，重武器差不多丢光了，步枪平均每支只有五颗子弹。曾是张国焘老朋友的朱德私下对张说：中央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作为鲜明的对照，张国焘统率下的红四方面军在他们自己的长征初期只有两万人，现在增长到八万多人。队伍身强力壮、训练有术，机关枪、迫击炮一应俱全，是支真正的劲旅。

以这样的实力作后盾，李德写道：张国焘“接待我们好似主人见客，举止充满自信，很清楚自己军事上、行政上的优越……他的干部控制了这个地区可怜的出产，几万大军的衣食都得靠他”。“他大约四十岁，个子高高的，身材魁梧”，“野心不比毛小”。

毛一直担心的时刻到了，得跟张国焘“排座次”了。张国焘无论从实力还是从资历讲都应该不掌党权也掌军权，但毛无意让出任何位子。看上去，毛跟张摊牌，似乎处在不利的地位。可是，毛却占了上风，因为书记处的三个书记——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此时都站在他这一边。

张闻天没有毛就当不了第一把手，当初不让红军进四川，他是点了头的。周恩来一再出于怕毛而由毛摆布。博古照理说是被毛逼下台的，现在应该弃毛而跟张国焘联手。但元气大伤的他在毛拖垮中央红军时，没有对毛进行抗争，现在才出来说话，未免太不像领导人的样子。总之，中央红军被拖垮，整个书记处都有责任。对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最有利的，还是继续与毛站在一起。结果是张国焘在书记处里处于一比四的劣势。
为了推卸责任，毛等人众口一词地说中央红军是国民党打垮的。但至今仍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也备受国民党打击，而且在蒋介石削弱红军的方针下，比中央红军所受的打击厉害得多。为了压制红四方面军的“兴师问罪 ”，毛等人扣政治帽子，指责红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政治落后”、“土匪作风”。

这些帽子激怒了红四方面军，两军开始互相争吵。看着中央红军的状况，红四方面军问：“这样的中央和毛泽东还能领导我们吗？”

中央红军的干部、战士也纷纷诉苦。干部指责领导无能，“老是乱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战士抱怨“沿途抛弃伤病员，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

中共领导“坐轿子”是长征中最激起愤怒的事。一位长征老战士在六十多年后说起来还气得胸脯起伏：“他们说是说平等，自己坐担架，地主作风。我们小声悄悄说，不敢说出来。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大声说。”领导给他们“做工作”：“说中央首长很辛苦，虽然他们不走路，没有背东西，他们的脑筋比我们苦。我们光走路，吃东西，不管事。”这样的强词夺理当然不能服人。
“走路不走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干部休养连里的受伤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干，没有一个人死，被人抬着走的中央领导没有一个人死，哪怕受重伤的也没有一个人死。相反，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担架夫、护士、警卫员，在长征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中央红军如今到了干部多，战士少的地步。

“ 排座次”的过程中，毛只给了张国焘一个军委副主席的象征性职位。军委那时形同虚设。张国焘不满，他手下的人坚持要求让张统率红军，毛避而不答。双方相持不下，中央调不动红四方面军。九万人的两支大军，挤在贫瘠的藏区高原一隅，开始断粮。当地老百姓不可能支撑这么多外来人口。红军自己说，他们是在“与民争食 ”。田里未熟的青稞也被大量割去，使藏民来年无粮。毛把这掠夺当作笑话讲，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斯诺说毛“很幽默”。

藏民一有机会就钻出树林袭击红军。后来中共出版的长征日记里时有这样的记载：“沿途死尸甚多，大部是掉队被番子所害的。”

毛考虑来考虑去给张国焘什么职位。张闻天提出把他的党中央第一把手位子给张国焘。毛不同意。他宁愿给张国焘军权，然后用党的名义来指挥张国焘。实力地位固然要紧，但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名正言顺还是“党指挥枪”。七月十八日，张国焘被任命为红军总政委，任命说他将“直接统率指挥”“一切军队”。

八月初，中共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全军北上，先到甘肃的夏河、洮河一带，然后向苏联的卫星地区新疆行进，按毛泽东的话说，“地理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造兵工厂。”就是在这个北上的战役行动中，毛泽东捣了个鬼，把张国焘从这条成功之路上甩掉。

按“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分为两支，主力由张国焘和朱德率领出阿坝北上；另一支叫右路军，由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陈昌浩统领，走东边的路经班佑北上。毛自己选择他和中央部随右路军走，中央红军主力林彪、彭德怀部也在右路军里，受徐、陈指挥。

张国焘和他那支部队出发后九天，毛开始搞名堂。八月十五日，他以中央的名义发电报给张国焘，要张不攻阿坝了，改变路线，靠到右路军这边来，“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毛就这样一手更改了刚刚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要张国焘跟他的几万大军骤然改变行程。

张国焘八月十九日回电说他已经在阿坝附近，一两天内即可攻下，那是条阳光大道，“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而班佑那条路是个未知数：“至班佑路更不知”。

毛利用他控制的中央给张国焘施加压力。第二天，政治局作出决议说张国焘走得太靠西，本来那条路是大家都同意的，现在成了“机会主义之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

毛用如此荒唐的谴责，要叫张国焘改道，是因为他发现张国焘走的路线是一条坦途，完全可能比他早到北边，跟苏联先取得联系。毛决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毛要张国焘跟在他后面走。

这时毛也了解到，他本人选择的经班佑的路极其难走，将穿过一片险恶的大草地，走完它要一个星期。草地是积满水的低洼沼泽地，一步不小心，有毒的泥淖会把人整个吸进去。这里杳无人烟，吃住无着。气候恶劣多变，一会儿是瘴气满目，一会儿是冰雹暴雨，而且树木稀少，很难生堆像样的篝火取暖烤衣。八月的夜间温度也在摄氏零度以下。所有这些艰难困苦，外加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原气候，使过草地如穿地狱。张国焘的主力跟在毛屁股后面将会更惨，因为连野菜也被前面的部队吃光，灌木也被前面的部队烧完。

在把政治局谴责张国焘的决议发给张后，毛坐着担架上了路，走前轻装扔下一堆他最喜欢的《二十四史》。第一天行军后林彪的总结是：“途中无人烟，须过五次河，有三次无桥”，“三百余人全无雨具，通身透湿”，“今晚各部均在雨中拥坐”。

李德留下了一幅生动的画画：“草地看上去是一张诱人的绿被，但下面是杀机四伏的黑色沼泽。谁要是失脚离开那狭窄的小径而踏上绿地，薄薄的一层便在脚下断裂，人被吸了下去……我们赶着当地的牛马，他们能直觉地找到危险最小的途径。地面上总是挂着灰色的雾，一天总有好几次冷雨纷纷，晚上又变成湿漉漉的雪或冻雨。没有屋子，没有树，眼睛望穿也望不见灌木丛。我们都在小丘似的地面上蹲坐着睡觉。薄薄的毛毯，宽沿的草帽，蜡纸伞，还有个别偷来的披风，这些就是我们唯一的防护。早上总有些醒不来的——寒冷和疲惫的牺牲品。这还是八月中呢！……赤痢、伤寒，又开始了它们的征服……”

李维汉回忆道：“过草地时，红军没有东西吃，马死了就剥掉皮吃。前面的部队吃马肉，后面的部队啃骨头。实在没有东西吃，就吃草根，嚼皮带。”“我看见一条毯子盖着几个战士，怕他们掉队，就赶快下马，揭开毯子想喊他们起来一起走，仔细一看，四个同志已停止了呼吸。”

刘英说：
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牺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来走，周围不断见到同伴的尸体。长征的一路上我没有犯过病，但第六天，也开始泻肚子了。那时也顾不得害羞，随时蹲下来就拉，系好裤带又赶快赶部队。一直拉了两天，我咬着牙挺过来了。

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个杳无人烟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了村庄，看见了群众，看到了牛羊和炊烟，看到了田里有大萝卜，真是高兴极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班佑，我觉得仿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在只有一二十间屋子的小村落班佑过一夜，住进以牦牛屎为墙，以牦牛屎为屋顶的牛屎房，在牦牛屎作燃料的火堆上烤干衣裳，是不可思议的豪华，只有幸存者才能享受到的豪华。仅林彪的一军团就有四百人死亡，占全军团人数百分之十五。

这就是毛泽东要张国焘的数万大军放弃平坦的大道，转兵前来经历的折磨。以政治局的名义，毛给张国焘打了一封封电报，要他迅速走班佑路。在一封他出草地后发的电报里，毛谎称路不长，可供宿营的处所也多：“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