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十位今人难以超越的“民国先生”：蔡元培、马相伯、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陈寅恪，梁漱溟。这十位先生是民国培养的吗，我看未必。

首先，“民国的先生们”这一定语就不很准确，至少有三位先生不属于民国。蔡元培光绪十八年由光绪皇上殿试后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名字刻在北京国子监的碑林上，典型的大清官员，社会名流。马相伯、张伯苓在清朝就已经是名声显赫的文人雅士了。他们出身官宦人家或书香门第，从小就尊孔读经，受到严格的家教和家庭，社会交往的熏陶，成人后知识积累和思想形成也都在清廷退位之前，而且就已经是社会名流了。他们的成就虽然不能算在慈禧光绪头上，但确实是在清朝的文化环境里成长起来，并已经在各自的领域有所成就。只不过是在进入民国后，依然继续自己的事业，为民国做事而已。他们都早已立志为救民族于苦难， 解苍生之倒悬而奉献，不管是谁坐龙亭。就是孙中山，袁世凯在世，也不敢说这三位先生是民国培养的人才。

胡适、梅贻琦、竺可桢三位先生是靠庚款资助赴美留学起步的。当然，后来能成为名家学者 和他们的勤奋和天赋是分不开的。但没有庚款把他们带到美国接受现代教育，接触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人文思想，他们绝对成不了后人敬仰的大师。而庚款本是清廷的战败赔款，出自朝廷的官银，由列强返还中国投入教育，医疗，宗教，留学，以改变中国封建落后的社会状况。这三位是用皇上钱，读洋人书，做民国事。只能算三分之一个民国先生，另外三分之二要归功于清廷出钱，洋人培养。不过从思想上来说， 他们是十位先生中最“民国”的。民国提倡新生活，新思想，而他们正是这个潮流的代表人物。

晏阳初、陶行知、陈寅恪三人也是出自文人雅士家庭，受过洋人教育。他们，有信仰，有抱负，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晏阳初，陶行知属于那种不问政治，不管体制，一心只为实现自己平民教育的理想抱负而奋斗的志士仁人。无论是光绪，宣统，孙文，洪宪，还是蒋介石，毛泽东，不管谁坐朝廷，对他来说都一样，他只关心平民百姓的教育。他的思想，也是来自洋人教育，而不是民国思想。（如果民国有思想的话）他只不过是有一段时间服务于民国， 最终服务不下去，只好又回美国去了。

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一直为民国统治者所不容，因为民国的统治者总怀疑平民是革命的群众基础，帮助平民自然就有共党嫌疑，以至于他被通缉而远走外国。到后来，他不得不把教育放一边而投身民主事业，以争取教育的自由民主。当了一辈子民国先生，如果不是突发脑溢血去世，来自民国政府的第三颗子弹就会射到他头上（前两粒子弹射向闻一多，李公朴教授）。

最后， 只有梁漱溟一个人是在民国自学成才，算是民国先生。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他的祖父，父亲两代在朝为官，而且刚正不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这样的官宦学者家庭里，他不仅从小尊孔读经，受的是典型的儒家教育。而且，受家风熏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梁漱溟养成了不畏强权，不为功利，坚持信仰的儒家传统美德。而他一生研究传统文化国学，可以说是逆民国潮流而动。

中国古代以“文死谏，武死战”为忠臣义士的最高境界。然而自民国以降至今，文官多以阿谀奉承为能，只求功名利禄，不问是非忠奸。自从蒋介石文旦陈布雷，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后，世上再无“文死谏”的勇气和精神。而梁漱溟则是唯一的一个表现出“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奪志”的铮铮风骨的 “适儒正士”。1953年，毛泽东如日中天，他居然敢在政协会议上当众顶撞毛泽东，以至于毛泽东怒气冲天，破口大骂，留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成为历史证据。1974年批林批孔，他敢公开顶撞奉四人帮命令的军管会，为孔子说公道话，气得那些“根正苗红”的解放军官大骂他“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气概，才是儒家品德的精华，而根本不是什么“民国精神”，民国的文人，有一个敢对蒋介石如此顶撞吗。看来， 这唯一的一个名符其实的“民国先生”，和民国又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套句现在时髦的说法， 十个先生有六个半“被民国了”，陈寅恪算半个。他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其父陳三立為詩文名家，陳寅恪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也是儒家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