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十位今人難以超越的“民國先生”：蔡元培、馬相伯、張伯苓，胡適、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陳寅恪，梁漱溟。這十位先生是民國培養的嗎，我看未必。 首先，“民國的先生們”這一定語就不很準確，至少有三位先生不屬於民國。蔡元培光緒十八年由光緒皇上殿試後舉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名字刻在北京國子監的碑林上，典型的大清官員，社會名流。馬相伯、張伯苓在清朝就已經是名聲顯赫的文人雅士了。他們出身官宦人家或書香門第，從小就尊孔讀經，受到嚴格的家教和家庭，社會交往的薰陶，成人後知識積累和思想形成也都在清廷退位之前，而且就已經是社會名流了。他們的成就雖然不能算在慈禧光緒頭上，但確實是在清朝的文化環境裡成長起來，並已經在各自的領域有所成就。只不過是在進入民國後，依然繼續自己的事業，為民國做事而已。他們都早已立志為救民族於苦難， 解蒼生之倒懸而奉獻，不管是誰坐龍亭。就是孫中山，袁世凱在世，也不敢說這三位先生是民國培養的人才。 胡適、梅貽琦、竺可楨三位先生是靠庚款資助赴美留學起步的。當然，後來能成為名家學者 和他們的勤奮和天賦是分不開的。但沒有庚款把他們帶到美國接受現代教育，接觸現代科學和資本主義人文思想，他們絕對成不了後人敬仰的大師。而庚款本是清廷的戰敗賠款，出自朝廷的官銀，由列強返還中國投入教育，醫療，宗教，留學，以改變中國封建落後的社會狀況。這三位是用皇上錢，讀洋人書，做民國事。只能算三分之一個民國先生，另外三分之二要歸功於清廷出錢，洋人培養。不過從思想上來說， 他們是十位先生中最“民國”的。民國提倡新生活，新思想，而他們正是這個潮流的代表人物。 晏陽初、陶行知、陳寅恪三人也是出自文人雅士家庭，受過洋人教育。他們，有信仰，有抱負，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晏陽初，陶行知屬於那種不問政治，不管體制，一心只為實現自己平民教育的理想抱負而奮鬥的志士仁人。無論是光緒，宣統，孫文，洪憲，還是蔣介石，毛澤東，不管誰坐朝廷，對他來說都一樣，他只關心平民百姓的教育。他的思想，也是來自洋人教育，而不是民國思想。（如果民國有思想的話）他只不過是有一段時間服務於民國， 最終服務不下去，只好又回美國去了。 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一直為民國統治者所不容，因為民國的統治者總懷疑平民是革命的群眾基礎，幫助平民自然就有共黨嫌疑，以至於他被通緝而遠走外國。到後來，他不得不把教育放一邊而投身民主事業，以爭取教育的自由民主。當了一輩子民國先生，如果不是突發腦溢血去世，來自民國政府的第三顆子彈就會射到他頭上（前兩粒子彈射向聞一多，李公朴教授）。 最後， 只有梁漱溟一個人是在民國自學成才，算是民國先生。梁漱溟出身於“世代詩禮仁宦”家庭，他的祖父，父親兩代在朝為官，而且剛正不阿，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在這樣的官宦學者家庭里，他不僅從小尊孔讀經，受的是典型的儒家教育。而且，受家風薰陶，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梁漱溟養成了不畏強權，不為功利，堅持信仰的儒家傳統美德。而他一生研究傳統文化國學，可以說是逆民國潮流而動。 中國古代以“文死諫，武死戰”為忠臣義士的最高境界。然而自民國以降至今，文官多以阿諛奉承為能，只求功名利祿，不問是非忠奸。自從蔣介石文旦陳布雷，毛澤東秘書田家英自殺後，世上再無“文死諫”的勇氣和精神。而梁漱溟則是唯一的一個表現出“士可殺，不可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錚錚風骨的 “適儒正士”。1953年，毛澤東如日中天，他居然敢在政協會議上當眾頂撞毛澤東，以至於毛澤東怒氣衝天，破口大罵，留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上成為歷史證據。1974年批林批孔，他敢公開頂撞奉四人幫命令的軍管會，為孔子說公道話，氣得那些“根正苗紅”的解放軍官大罵他“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他所表現出來的大無畏氣概，才是儒家品德的精華，而根本不是什麼“民國精神”，民國的文人，有一個敢對蔣介石如此頂撞嗎。看來， 這唯一的一個名符其實的“民國先生”，和民國又是兩股道上跑的車， 走的不是一條路啊。 套句現在時髦的說法， 十個先生有六個半“被民國了”，陳寅恪算半個。他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其父陳三立為詩文名家，陳寅恪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也是儒家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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