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呢？我們生活里缺少什麼呢？有人會回答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另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所以……。

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但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

王實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對等級制度失望了，對革命隊伍缺乏“愛和熱”失望了。他引用路上聽到的兩個青年女子的一段對話：“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

“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野百合花》繼續連載時，王實味把話說得更單刀直入。“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着。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須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王實味呼籲人們自己用腦子想，這就已經大逆不道了，他還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觀點：“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唯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這些話後，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立刻打電話給《解放日報》。報社受到整肅。

王實味又把更尖銳的思想寫到牆報上。毛澤東允許牆報存在，給青年知識分子一個透氣閥門，說話的園地。對毛來說，它的好處是讀者有限，又很容易消失：風吹雨打，撕去覆蓋，不像印刷品可以留起來。王實味在牆報文章里大聲疾呼：“黨內的正氣必須發揮起來，邪氣必須消滅”。“我們還需要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反之，你是不是對‘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羅織？要了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王實味已經不光是反對特權等級，而是鼓動人們“造反”了。

王實味的牆報被貼在布上，高高地懸掛在南門外，延安最熱鬧的地區。文章不長，但人們從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趕來，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幾行字，那幾行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王實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間，毛澤東打着馬燈去看了王實味的牆報。他看到激動的人群，感到了王實味極大的號召力，當即決定狠整王實味。他後來說：“不少的人，從很遠的地方跑到小鞭溝看他的文章，但沒人看我的呀！”，“王實味稱王稱霸”，“王實味在延安掛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 ”

毛理屈詞窮，只好給王實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實味從前私下說過一些關於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話，如說托洛茨基是個“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愛”，在蘇聯清黨時“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惡”。這些話現在被公開扯出來批判。王實味被關押。

他短暫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在單獨囚禁中度過的。一九四四年，國民黨地區的記者來訪延安，王實味被弄出來見他們，他們見到的是一個機器人。記者魏景蒙寫道：“他重複說：‘我是個托派。我攻擊毛主席應該被處死’”，“毛主席寬宏大量……我對他的仁慈感激不盡。”記者趙超構注意到他：“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時刻舞着手勢以加強他的語氣，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到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據我的觀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們會面的時候，也還是掩飾不了的。”

王實味的審訊者之一後來透露王實味說這番話是奉命，出於無奈，“他見了記者回來以後，非常惱火躺在床上，握緊拳頭，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一九四七年中共撤離延安時，王實味被帶上，途中被處決。那是個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進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歲。

一九四二年，拿王實味開刀後，毛殺雞儆猴，要年輕的志願者們參加一場場批判王實味的會。但毛髮現他們沒有被嚇住。王實味畢竟跟托洛茨基主義有些瓜葛，而這些青年人很多連這個名字都沒聽說過。延安剛開始批托洛茨基時，為了幫助人們記住這個俄國名字，康生說：“你們可以記作‘兔子吃雞’。”

“托派 ”這頂帽子對年輕志願者們沒有恫嚇力，毛和康生另闢蹊徑。那年冬天，他們指控大部分國民黨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是“紅旗黨”，打着紅旗反紅旗，是為蔣介石服務的特務集團。這下，幾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輕志願者都成了特務嫌疑犯。他們都曾是這些地下黨的成員，或者是由這些組織介紹來延安的。為這個可怕罪名作依據的，只有一條口供，出自從甘肅地下黨來的十九歲的黨員張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讓他睡覺、輪番審訊的情況下，他終於說出了審訊者提示他說的話：地下黨是特務機構。

就這麼個藉口，毛澤東把幾乎所有志願者都當作特務嫌疑犯關起來。一九四三年四月，數千人被逮捕，關進黃土山深處為監禁他們新挖的窯洞。一處監獄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時叫“社會部”）所在地棗園的後山溝里，可關三千多人。（毛有一住處也在那裡。）被捕的還是少數，大多數人被關押在各自的機關或學校。所有單位全成了准監獄，封閉起來，由衛兵把守。毛命令各單位“實行放哨戒嚴，禁止會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獄卒”的是本單位的人，往往來自非國統區，通常只占一個單位人數的一兩成。

把一般工作單位變成准監獄是毛的重要發明。在他未來的統治下，整個中國都將採用這種模式。在這件事上，他更勝希特勒、斯大林一籌，使同事一夜之間變成囚犯與獄吏。用這種方式，毛不僅讓人與人之間充滿可怕的緊張關係，還增加了直接參與鎮壓的人數，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數。希特勒、斯大林搞這些骯髒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蓋世太保（Gestapo）、克格勃，地點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鐵門後面。而毛的方式，不僅捲入的人多得多，也公開得多。

關押後，志願者們被逼着承認自己是特務，還必須咬別人是特務。這不是真正抓特務，而是製造恐懼。延安也在真抓特務，那是不露聲色地在暗地裡隨時進行。據毛的助手師哲說，真正的特務嫌疑者“稍微發現有疑點就把他處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無聲無息地處死。★
（★ 處死後有的屍體還派了用場。師哲寫到參觀一所醫院，看見一個大槽，槽內用福爾馬林浸泡着一具年約三十餘歲的男屍。醫院護士長告訴他：“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有三具”，“他們都市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處理的”問：“他們被送來時是活人？”回答：“當然。以醫病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

對志願者所施的刑訊逼供，最常見的是不許睡覺，有時長達兩個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類傳統辦法。還有心理恐嚇，如嚇唬說不招就把毒蛇放進窯洞，甚至假槍斃。在沉寂的夜裡，遠遠近近的山溝，一排排一層層的窯洞，受刑者的慘叫聲傳遍延安。

毛澤東親自發出指示怎樣用刑效果最佳，當然不是直說“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詞“逼供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他說：運動中“一定會犯逼供信錯誤”，“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的開展，太遲則造成錯誤，損傷元氣；故以精密注意，適時糾正為原則。”毛這樣仔細，是因為他需要受刑者將來繼續為他服務。

與關押受刑相結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會。志願者們一個個被推到台上，強迫承認自己是特務，“檢舉”他們的同志。被檢舉的跟着被揪上台去，逼着認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聾的兇狠的口號聲中，不肯認罪的被當場捆起來拖走，押進監獄，或是上假槍斃的刑場。毛說這些坦白大會使人“ 恐慌到極度”。任弼時說，坦白大會“是一種極嚴重的神經戰，在某種意義上對某些人來講，甚至比任何刑法還厲害”。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