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苹托人给我捎来一个折叠的便条。传信的人把它交给我时一脸好奇，无疑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

亲爱的小丽：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有时间，来我这儿，咱们聊聊吧。请给我一个机会。苹

短短的两句话使我泪水涟涟，可这张小小的纸条让我好几天无所适从。宫苹要我给她“一个机会”，但她没说给她一个机会做什么，向我做一番辩解？向我道歉？不管怎样，她显然是在求和。

可我不知道该不该去她那儿，我不知道去了说什么，我不知道见了面，会不会对她大发雷霆。她曾经是我的好朋友，但她夺走了我的爱。如果她是敌人或是素不相识的人还有情可原，可作为好朋友，夺我之爱是不可以原谅的。

仔细回想怎样和宫苹、臧海凝一路走到今天，我慢慢意识到，从臧海凝成为猪号的常客到在江边他强吻我和宫苹，曾经有过那么多明显的迹象。也许，臧海凝也跟宫苹一起单独上过公园；也许，他也对她说了很多沾满蜜汁的好听话。他一直在我和宫苹之间挑选，而我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

试想，宫苹一直就喜欢的臧海凝对她穷追不舍，她凭什么没有权利接受他？跟臧海凝之间几乎每次都是多说几句话便以不愉快而告终，我又有什么权利霸着他？

理智告诉我不能全怪宫苹，感情却不允许我认输，嫉妒像贪婪的蚂蟥紧紧地盘吸在我的心上。正如骄傲会使人落后，暴躁会使人愚蠢，狭隘会使人好斗，猜疑会使人有失公允，嫉妒则会将朋友变成敌人。尽管我需要友情的依靠和力量，需要它给我生活的勇气和希望，但我无法控制地恨宫苹，恨她的天分，恨她的美丽，甚至恨她的存在。

然而，尽管恨她，不能原谅她，习惯使然，有了高兴的事情，我首先想到的是与她分享；遇到烦心的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向她倾述。来到北大荒这么多年，脾气好、性情温润的她从来都像姐姐一样关心爱护同龄的我；她不妒嫉我对钱薇的特殊感情，她像一条强壮的纽带将庆庆和我拴在一起。否则，以我和庆庆个性，很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牢不可破的友谊。

好几个月没联系了，我何尝不知道生活中已经失去了很多，可是，这个台阶实在是太高了，我一时半会儿还真下不来。

庆庆来信以她一贯的坦白耿直劝我跟宫苹讲和。闹什么闹？真没出息，她在信中说。我把她的信撕了，回信对宫苹只字未提。

彩云叫我跟她一起去宫苹那儿坐坐，我说不行，还有别的事。

司马上团部回来说宫苹病了，叫我去看望她，我说没工夫。

潘姐告诉我，她跟宫苹聊起听说臧海凝被关在鹤岗那边笆篱子（监狱）里的事，说是跟刑事犯关在一起，人都说刑事犯最凶了，贼会欺负人，宫苹听了使劲地抹眼泪儿。

“你们这帮同学之间还真挺有感情的。”潘姐话中有话。

“活该，俩都活该！”我恶狠狠地说。

潘姐可有了话把儿，一通地数落，毫不留情，“小江，不是我说你，人俩好，你跟着起啥哄？这种时候，作为朋友，你不但不安慰宫苹，还跟她闹，小样儿吧你。人家宫苹哪点儿对你不够意思啦？为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男人，那么多年的情分说扔就扔了，你咋变成赖皮毛子了，又不讲道理，又小心眼儿！”

全连的人都知道我跟宫苹为臧海凝闹崩了，真丢脸。不但如此，连潘姐都向着宫苹，这让我受不了。

“你不知道，臧海凝本来是要跟我好的。宫苹大面上是口口声声的好朋友，暗地里把他给抢走了，她伤害我自尊心的时候想到‘多年的情分’了吗？”我还是抑制不住泛酸。

“哎呀妈呀，闹半天臧海凝是这么个朝三暮四的人。我要知道，早就叫你躲他远远儿的了。你咋这没出息呢？啥自尊心不自尊心的，照我看，没跟他好上是你的福气。你跟宫苹闹别扭，伤了友害了情，怪不值得的。”

值不值是我的事，谁也管不着。

没有宫苹的生活缺少情趣，寂寞难耐，可我咬紧牙关一意孤行，认定往后就靠自己了。

秋去冬来，地冻江封，西伯利亚的大烟泡卷着纷纷扬扬的雪片无情无义地荡涤着辽阔的荒原和小小的连队。老钱说什么也不让钱薇留在家里过冬，硬是把她送到县医院。

春节前，我回到北京探亲。谢天谢地，爸爸妈妈终于在入冬前调回部里工作了。我打算好好地在北京多住些日子，超假顶多是不发工资呗。

妈妈到北京站来接我，我第一句话就问她是不是已经着手为钱薇安排到北京来住院的事宜。妈妈说，这件事不能急，要慢慢来。

“怎么能不急，你没看见她病得那样。”我大声分辩。其实，我已经好久没看见钱薇了，间或向潘姐和司马他们询问她的病情，他们老说，还那样。我把埋在心里的歉疚一股脑儿地迁怒到妈妈身上。

还好，妈妈对我有耐心，她说刚回到部里，工作上还要熟悉一段时间，等部里分了房子，先把家安排好了才能接钱薇过来。那倒也是，这时才想起来，爸爸妈妈好不容易把干校熬到了头，回到北京却把家给丢了。

部里没有住房，他们在招待所分别住男女宿舍。我跟妈妈住在女宿舍，一个大房间里老老少少小二十人，除了妈妈和几个从干校回来的，还有几个从地方上调来的女干部。其中大多数带了孩子——从半大的到吃奶的，以及帮她们带孩子的外地人装束和做派的姨娘婆婆们。宿舍里一天到晚大人叫小孩哭，乱糟糟臭哄哄的，比连队大宿舍还闹腾。

不但如此，妈妈说，这张床我只能睡两个礼拜，这还是她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才低三下气地争取来的。我的探亲假一到期，她就得交床。

我一肚子的不情愿，“要是我赖着就不走呢？”

“那不行，别人还等着住呢。”妈妈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多待几天都不行？”环境虽然乱，我还是不想离开北京。

“不行！新调来的干部没地方住会影响部里的工作。”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我只好叹口气自认倒霉。要搁过去，至少还能上宫苹家蹭几天，现在，没戏了。

庆庆回京过春节，还说宫苹也在北京。年三十，她转给我宫苹写的纸条，约我上北海公园见个面。我一口拒绝，并正告庆庆少在中间瞎搅合。庆庆说我没劲，我说她多管闲事；她推我，我搡她，差点儿认真起来。

初三那天，庆庆来招待所找我。

“明天中午陈勇请咱吃‘老莫’，怎么样？”

好啊，这俩摇身一变，会摆谱了。特小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过一次莫斯科餐厅，至今记得那幢洋里洋气的建筑，挂着薄纱和天鹅绒窗帘的大窗户、铺着高级桌布的餐桌、柔软舒适的靠背椅、叮当作响的银餐具，奢华得令人头晕，连服务员都是外国人。可那叫什么饭呀肉呀，一点儿都不好吃。

我故意卖关子，“俺个小农工，不知道‘老莫’大门冲哪儿开。”

“我领你去，还不成？不就是个小农工吗，哪儿来那么大架子？”她坐在我的临时床上，两腿悬空，脚搭在妈妈床上，鞋都没脱。

“用不着你领，你当我真不知道呀。”我一边说，一边起身，抬起她的脚，往地上一放。她没提防，差点儿从床沿上滑下去。

“得得，咱惹不起您小农工。”她嘻嘻哈哈地站起来，“那十二点，‘老莫’集合。我还有点儿事儿，先走啦。”

第二天十二点整，我推开“老莫”的玻璃门时，庆庆和陈勇已经在大厅里等候了。寒暄之间，目光射向我身后的庆庆的脸上忽然浮起一种怪怪的表情，我回一头看，宫苹正向我们走过来。在小小的团部，我成功地回避了她一年多，在偌大的京城，就这么几天，却跟她碰个正着！“真不巧”的念头刚闪过脑际，登时醒悟是谁在导演这出戏。

我咬牙切齿地说：“你们也太不哥们儿了！”推开庆庆就要往外走。

手脚灵敏的庆庆两手抓住我的胳膊，死死地不放，“小丽，真的，别走。”

我试图扳开她的手，生气地说：“放开，让我走。”

陈勇说：“小丽，别这样，让人看见不好。”

没辙，我只好作罢。我的目光和宫苹相遇，她的眼圈立刻红了。我也鼻子一酸，吸足血的蚂蟥终于弃我而去，仇恨的堡垒瞬时土崩瓦解。

“走，进去，咱们坐下聊。”陈勇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口吻，一边跟宫苹往餐厅里面走去。

庆庆拉着我跟在他们后面。

那天，陈勇掏了不少银子，可‘老莫’的饭是什么味道我却毫无印象。话其实没说几句，眼泪像流不完的河水，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眼泪拌饭的滋味。走出‘老莫’的时候，连陈勇的眼睛都红红的。

分手时，陈勇说：“来，两个小朋友，拉拉手。”俨然一副大首长风范。

我和宫苹像听话的孩子，两只手握在一起，不好意思地对笑起来。

“这就对啦！”庆庆宣布大获全胜，“以后不许再呕气闹别扭了啊。谁闹打谁五十大板，不见红不罢休！”

知道这话是冲我说的，大过节的，饶她一马。

几天以后，我和宫苹准备结伴回东北，庆庆又从北戴河赶回来为我们送行。跟以前一样，还是我们三个人，漫步在长安街上。走在宽阔平坦的长安街上，对常年往返于坑坑洼洼乡间土路的人来说着实是莫大的享受。

随着年龄的增长，庆庆原本窄长的小脸和挤在一起的五官长开了。一身合体女式军装使她看上去俨然一副自信老成的女兵模样。虽一张口，还是原来那个快嘴利舌的小辣椒，但言行中多了几分干练与成熟，真乃“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要不是‘文革’，咱们这拨人该是大学生了。”庆庆还敢明目张胆地说风凉话，“其实，‘文革’不‘文革’的，我也考不上大学，我是替你们俩亏得慌。”

宫苹绵绵地说：“你用不着替我亏，不‘文革’也轮不上我这样儿出身不好的上大学。”

我借此机会抱怨：“小时候想学摄影，你说有多傻，长这么大了，连个照相机摸都没摸过。”

宫苹说：“那有什么傻的，那时候哪知道后来的事儿？”

那倒是，我在心里承认。

“知道吗？”庆庆又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像咱们这样的中产阶级都以车代步了。”

“尽瞎诌。”我说，“没准儿你是中产阶级，我可是修地球儿的小农工，宫苹也不过是个随时都有可能被贬回猪号的基层广播员儿，跟你不是一个阶层。你好好当你的中产阶级，有机会再往高着点儿攀。下辈子，俺俩揭竿而起，革你的命。”

庆庆说：“得了吧，就你俩这小样儿，连个臧海凝都看不住，还革命呢？不是我踩乎你们俩。”

“臧海凝不自量力，活该！”一提起臧海凝我还是气不打一处来，顾不得宫苹就在旁边。

庆庆说：“他那叫‘耗子动刀窝儿里反’，你想呀，他所说的并没有反党的意思，只不过是嫌建设新农村的步伐慢了点儿。”

“怎么没有？他说知青虽然学会了种地，却没有真正学到更多的知识，那不就是反对上山下乡运动？”我可不情愿给他“减刑”。

宫苹神情恍惚地说：“这会儿销声匿迹，是死是活都没人知道。”

庆庆说：“哎哟喂，我的姑奶奶，还念念不忘呐？人真是贱！”虽然一副鄙夷的口吻，却又紧接着反过来安慰宫苹，“不过呀，你也甭担心，他死不了，大不了遭点儿罪。有他们家老头子的牌儿护着呢，早晚能出来。让他吃吃苦头，杀杀他的锐气不是件坏事儿。”

我又回到了二十一连，我的荒僻简陋的避风港。这里有我看惯了的色彩单一苍凉荒芜的原野，闻惯了的像袅袅雾霭般笼罩营区的柴火的气息，听惯了的来自天南地北各种各样的口音，喝惯了的清凉甘甜的井水，还有坐惯了的潘姐和秀莲家的热炕头，宿舍里有真正属于我的一方三尺之地。更别提，连队里有钱薇，虽然我已经半年多没见到她了。

然而，我越来越感到这个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避风港实际上只是一个毫无家庭色彩的家，这个我不得不回来的避风港不过是在我心里祈盼是暂时，而身外分明是永久的家，这个有着关爱我的人的避风港又是一个无时无刻不让我感到怅惘压抑的家。

在北京的时候，庆庆一天到晚眉开眼笑、快快乐乐。她说，刚入伍的时候她就和陈勇约法三章，不入党就不结婚。疗养院新近给他们分了房子，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他们就要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小窝了。谁想到这俩人会这么有出息？“哟，共产党员了，你行啊！”我嫉妒地推了庆庆一把，“小辣椒，祝贺你们俩！”还是宫苹会说话。看庆庆美得屁颠儿屁颠儿的样子，我羡慕极了。连宫苹都有属于她的广播室，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哪怕它像钱薇的斗室一样狭小，只要它真正属于我，拥有属于我的温存和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