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被叫做中国革命的“圣地”，以共产党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著称。真正使延安能够生存发展，靠的是什么呢？
延安有两项重要外援。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年二月，斯大林亲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三十万美金上。这相当于今天的四千五百万至五千万美金一年。
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年年直线上升。有记录在案的头五年的官方数字是这样的（以石计算）：
一九三七年 一三，八五九
一九三八年 一五，九七二
一九三九年 五二，二五○
一九四○年 九七，三五四
一九四一年 二○○，○○○
一九三九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毛泽东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征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战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提道，征粮有“逼死人”的。谢觉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几十年的老关系，所以胆敢一直记日记。一九四○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一九四一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
当地人怨声载道，毛也知道这一点。他后来对高级干部讲了个故事，说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后，决定减征公粮。事实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个月之后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反而加倍向他们征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
另一次，毛提到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到其他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后不再公开。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上起码少说了两成。
中共宣传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谢觉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
能为陕甘宁边区带来收入的还有盐。盐很容易生产。根据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边区有七个大盐池，“产盐方法靠天，夏季太阳一晒，水面结晶，稍微下点雨，融去硝质，打下就是。过去只要盐有销路，产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占领头四年，没有产新盐，把几十年的存盐都用光了，致使“西北各地都闹盐荒。”报告说这是因为“我们缺乏远大计划”。
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终于看到了这个赚钱的宝贝，开始产盐。盐成了本地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出口中，盐占了百分之九十。中共宣传说延安处在蒋介石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事实上，它跟国统区之间贸易不断。
盐产在边区的东北边，出口口岸在南边，运输全靠农民做义工，跋涉在七百公里的崎岖山路上，称之为“官督民运”。谢觉哉等人向毛上书，反对这个“人民赔累，荒废农时，强所不愿”的严酷政策。但毛告诉他们：“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要农民“农暇必须去，非去不行”。他还在“农暇” 二字下加了着重号。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找了个新的收入来源：种鸦片。几个星期不到，延安就买了大量鸦片种子。次年，大规模的种植鸦片开始。
在小范围内，毛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鸦片战争”。在延安，知情的人们含蓄地说着“特货”。中共掌权后，这件事在历史中消失了。我们问师哲时，他先说：“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的。”接着承认说：“是有这个事情。”“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延安的一个苏联人打麻将时直截了当地问毛，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公然种鸦片”？毛不吭声，邓发替他回答：鸦片能赚钱，“有钱我们就能打国民党！”西安报纸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那年种鸦片的地有三万英亩。
鸦片的主要种植地跟国民党将军邓宝珊的管辖地接壤。邓将军是中共的“老朋友”，有个中共党员作秘书，女儿也是中共党员，住在延安。他不时造访延安，还把黄河上的两个要紧的渡口拱手交给中共，使延安跟其他根据地的来往畅通无阻。
邓将军本人也种鸦片，号称“鸦片大王”。他跟毛互相开方便之门。蒋介石曾考虑让邓将军换防，毛一听说就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要蒋停止调动，否则他要“用武力 ”，把调来的部队“消灭之”。蒋只得打消换防的念头。毛对邓将军的感谢从他在“七大”上的讲话中可见一斑，他两次特地提到邓，一次与马克思并举，引得苏联驻延安代表孙平发问：“邓宝珊到底是个什么人哪？毛泽东居然把他跟马克思相提并论！”但毛并不信任他的这位恩人。中共掌权后邓留在大陆，也挂上一连串头衔，但当他提出想出国看看时，他却未能如愿。
一年的工夫，鸦片解决了中共的困难。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这个数字六倍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二年的政府预算七千九百万元。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卖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相当于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到一九四四年，用秘书长谢觉哉的话说，中共很“富”了，而这“无疑是由特货”来的。
延安干部的生活大为好转。王恩茂日记里描述了一顿不算特别的饭局：“开始吃了一顿点心，糕、糖、油煎的花生和面块、梨子、枣子、花生等，继续吃了几十碗菜，每个桌都剩了很多的菜吃不完。”从其他根据地来的干部常常惊呼延安吃得太好了。“延安党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盆四方块红烧肉，让你吃个够。我问他们是不是‘七大’代表都是吃这么好？答覆的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
“毛主席发胖了！”邓宝珊将军一九四三年六月与毛重逢时恭喜他说。
一九四四年，中共停止种鸦片，原因之一是鸦片过剩。有人提议“特货内销”，即卖给边区的老百姓。毛泽东否决了这个提议，农民吸鸦片对他有害无益。
知情的干部对种鸦片感到不安，毛针对他们讲了一次话。谢觉哉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记道：“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这样看来，中共只犯过两个错误，两个都犯得有理。
对当地老百姓来说，鸦片的主要好处是不再受驻军骚扰。在此以前，他们的房子被占据，日用品和农具也被征用。鸦片带来财富以后，毛泽东采取措施要改善与当地人民的关系。部队退还拿用的老百姓的东西，他们得填“赔偿群众损失统计表”等，还帮助农民种田。据毛说，迄今老百姓对共产党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外来共产党人跟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局限在工作需要，或是新年到村子里去扭扭秧歌，象征性地拜拜年。通婚，甚至一般来往，都是稀罕事。
鸦片带来的财富并没有用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据谢觉哉记载，共产党吃大灶的，每年也吃肉二十四斤，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仅五斤。毛一面储备巨额财富，一面不放过机会搜括人民。一九四三年六月，他称蒋介石军队要打延安（其实蒋并没有要打），要陕甘宁边区人民“自愿捐献”柴火、菜蔬、猪羊、存款，还有他们终生的积蓄：一点点金子。
贫困给陕甘宁边区带来高死亡率。这使中共高官也感到不安。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记写道，延安市“一年生一百八十三，死二百二十四”；志丹县“今年上半年出生率百分之三，死亡率百分之十四”，死亡率是出生率的五倍。至于原因，谢说是：“衣食住均薄”，“怕豹吃牲口，人畜同居”。生了病又“没医生”。财政部长李富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说边区是“财旺，人不旺（疫病流行、人畜死亡率仍高）”。
有一个故事广为人知：毛在延安搞“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实际上，毛泽东要征服中国，需要更多的干部，更多的兵，精兵简政是不可能办到的。但这是个有利于宣传的口号，他便接了过来，利用它把老弱病残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落后分子”，清理出干部队伍，送去“参加生产”。为了防止他们寻机逃跑，有特别规定说，对这些人“须安置在较中心地区，一则能使他们安心生产，再则免遭边境顽固分子之破坏挑拨与勾引。”
即使算上这些被精简的人，从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机密文件《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可以看出，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总数是“较前增加”。增加的大多在基层，目的是加强控制。毛也以精兵简政为名，合并最高层的部门，便于自己一手掌控。
人们熟知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有所不知的是陕甘宁边区毫不逊色。据谢觉哉日记，一九四四年跟中共初来的一九三七年比，盐涨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清油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六千七百五十倍，火柴二万五千倍。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标题是“娶不起老婆”。里面说：过去娶老婆费钱是几十元至一，二百元，现在花数万元边币才能娶到个寡妇。
中共在抗战中的政策是“减租减息”，但陕甘宁边区高利贷盛行。原因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太少，要靠私人贷款来弥补，利率“听任民间自行处理”。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记载：“一般放帐利率，去年月息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更可怕的还有“每集（五天）每万元出利一千五百至二千元”，即五天之后就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为了筹款而被迫卖青的农民，有时要价只相当于收获时粮价的百分之五。
毛统治中国多年后，延安像其他老根据地一样，依旧穷困不堪。一个对红色中国热情澎湃的瑞典人米尔达（J. Myrdal）一九六二年跟毛有这么一段对话：
米：我刚从延安地区回来。
毛：延安是个贫穷、落后、不发达的地方……
米：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我想学习农村的变化……
毛：那么我认为你不应该去延安。延安又穷又落后，你不该去那里的村子……
米：但那里有伟大的传统——革命、战争——我的意思是，延安到底是开端呀——
毛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他：“传统——〔大笑〕，传统——〔大笑〕。”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