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农民负担决定性的淮海战役。毛嫌那里的土改制造的恐怖气氛不浓，于一九四七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对斗争对像采取“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政策。有一个镇，康生到来前没有什么暴行发生，来了以后一百二十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其中两个年仅七岁，被儿童团的一帮孩子折磨死。正是山东的第二次土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

 

毛也利用土改想使中共干部学习残忍，适应残忍。大多数新党员都得下乡参加土改“受锻炼”，其中一个是毛二十五岁的儿子岸英。岸英虽然在斯大林的苏联长大，像土改那样的场面他还从未经历过。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毛派他去跟康生当学生，在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组里充作康生妻子的侄儿，化名小曹。不久岸英就充满苦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来到郝家坡不到十天，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问题。”他受到很多批评，说他“思想有右倾的嫌疑”。他睡不着觉，“晚上躺在床上，我左思右想地检讨了一翻〔番〕，难道我的思想真是含有右倾成分吗？”他责怪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味道”，“我还没有无产阶级化”。他感到“无限的痛苦。这种痛苦使我流下了好久没有流过的眼泪。”

两个月后，岸英给父亲写信说，他“认清了自己所站的无产阶级立场。”“不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掀起到最高程度，是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

但是岸英仍对土改保持了相当的反感，这在他的“工作笔记”里明显反应出来。笔记详细记载别人讲给他听的一次“万人大会”。岸英记道，大会足足开了一个星期，搅得老百姓“‘小搬家’，‘大搬家’（大会前一天各村各路真是人仰马翻，大车小辆，男女老少扶老携幼……）”。开始那天，“天气很冷，冻得大家都说：‘今天真要活冻死个人，真是受罪！’”“第三天让各村研究斗争对象，另一方面组织预演斗争。”“第五天进行斗争。指定地点方向”，“让所有群众听到口令将武器〔梭镖〕举起来，并喊几声杀杀杀”。一个村把斗争对像打倒在地、宣布胜利时，“一响炮一擂鼓，其他村也沉不住气了，大家都争先斗争胜利，于是会场更加乱的不可收拾，结果打死八名。”“有一些不是地主也被斗了。第六天召开祝捷大会，选举新村干。大会提拔的积极分子，一部分是流氓地痞伪军狗腿”。“万人大会的结果，许多农民只弄了二斗粮食，这是翻身吗？”

厌恶土改暴行的中共党员，纷纷上书反对。中共领导中也有人担心这样搞会使中共失去民心，影响夺权。但对毛来说，要夺权就得这样搞，民心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毛只是在恐吓农民的目的达到之后，才于一九四八年初制止了暴行。

毛清楚党内反对土改暴行的呼声很高，为了保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转嫁党内愤怒的矛头，他装作这些事他都不知道，推出刘少奇作替罪羊。三月六日，毛给刘写信说：“请你们加以检讨。”刘开始还想为自己辩护：“我要负责的，但不是说，各处‘左’的偏向错误就是我的主张。”后来他就大包大揽了，对中共高级干部说：土改的责任，“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直到毛主席系统地提出批评并规定了纠正办法，才得到纠正。”至今中共干部提起土改，骂的还是刘少奇。

刘少奇承认错误只限于中共党内，对普通老百姓一句道歉话也没有。身在国统区的人不是不知道土改的暴行，但他们既无力阻挡毛势如破竹的攻势，又对国民党没太多好感，只能是听天由命，尽量朝好处想中共。

国民党军官徐枕曾想把土改的真相告诉他家乡宁波的亲戚故旧，他“舌枯唇烂，声嘶力竭地，来一人说一遍”，但“没法劝醒他们的迷梦，反而引起他们的反感”。有的说：“这种话都是国民党宣传，怎能完全相信。”有的说：“现在在武力战争中，这种清算斗争没收私人财产不过只是过渡时期一种手段，将来长治久安了怎会还能如此呢？”还有的说：“抗战沦陷，日寇占领时期，一样过去了，共匪来了总不能说比日寇还要坏。”

国统区的人看到的是国民党的腐败和劣行。国民党自己的高官通敌，却专门抓杀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有个亲国民党的学生一九四八年四月给亲蒋的胡适写信说：“政府不能那么糊涂，那学生全看成共产党，哪里来的那些个共产党呢？”四个月后他再次写信说：“学生中不会有几十、几百的共产党……现在又大批的杀戮，真是太残忍了。”虽然国民党的杀戮跟毛的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它遭到报纸大加挞伐，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朝野一片怨声载道，不少人认为跟蒋介石比起来，毛泽东还要好些。

即使这样，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也只是少数。一九四九年初，共产党胜利在望时，在上海工人中，据毛告诉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国民党远比中共号召力大。中共开进广州时，苏联领事留心到那里“几乎一个共产党地下党员也没有”，“没有人出来欢迎”。在华中，林彪一九五○年一月对苏联情报人员说：“群众对改朝换代没有太大的兴趣。”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一百二十万中共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二十三日夺取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国民党二十二年的统治崩溃了。这天，蒋介石飞回老家溪口，心里明白这是最后一次回老家了。蒋含着泪长时间地在母亲墓前徘徊跪拜，依依不舍离去。接着，一艘军舰载着他驶向上海，以后又辗转到了台湾。

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受到毛泽东的保护。毛请求斯大林派飞机、潜水艇助他进攻台湾，时间在一九五○年，“或更早一点。”他告诉斯大林有好些红色代理人跟随蒋“逃”去了台湾，位居要职，可以里应外合。但斯大林不肯冒跟美国对抗的风险，毛只好把计划束之高阁。★
（★ 斯大林帮毛镇压了西北沙漠地区强烈反共的穆斯林部队。斯大林对毛说：“可以很容易地由大炮对付。我们可以给你四十架飞机，一下子就能把那支骑兵部队一扫而光。”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嘴里“嗒嗒嗒”的，手比划着机关枪扫射的样子，对我们描述苏联空军是怎样在戈壁滩消灭穆斯林骑兵的。）

不管蒋介石多么仇恨中共，他逃跑时没有实行焦土政策。他带走了一部分宝贵的故宫文物和飞机，但当他打算把几个主要搞电子的工厂搬去台湾时，却由于主管工矿的孙越崎的抵制而未能如愿。孙等人把所有的重要工业设施都完整地交到中共手里。蒋介石临走时给中国工业造成的全部损失，远不及苏联人掠夺东北的损害。毛继承下来的不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而是一千座“几乎未有一点破坏”（陈毅语）的工厂、矿山，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包括六十八家军工厂——外带一整套现成的政府经济、行政管理体系。蒋介石的无情，真是不能跟毛泽东比。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梨花夹道的春光里，春风得意的毛泽东从西柏坡进了北京城。毛选中了城中心的前皇帝御苑中南海作正式官邸。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在这个“山水之间，千姿万态，莫不呈奇献秀于几窗之前”的美丽庭园里办公。

毛搬入前，中南海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大清理、大修缮。这时的毛住在西郊著名风景区香山。居民被迁走，香山摇身一变成了“劳动大学”，山门口还挂了块牌子。牌子吸引了不少青年来报名入学。中共只好再挂一块牌子说：劳动大学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现不招生，何时招生，请看报上广告。

中南海里，苏联的扫雷专家带着工兵排用扫雷器反覆搜索，充作人工扫雷器的战士们还一步步把各个角落都走了一遍。毛的警卫措施严密又不显眼，所谓“内紧外松”，连熟透了保卫工作的斯大林的翻译也没看出来。毛的这套做法使许多西方人天真地以为中共领导人深受老百姓爱戴，不需要警卫。某法国记者一九五四年看见周恩来跟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驱车驶过天安门，议论说：“要暗杀周恩来之容易，简直就是小孩子的玩艺儿。”

尽管警卫天衣无缝，毛泽东在“登基”前夕，看见突然出现的陌生人时，会紧张害怕得发抖。老朋友刘英到香山去看毛后回忆说：“毛主席情绪很高，江青拿出油果子等招待，谈得很知己。”“问到毛主席的身体，江青说他别的没什么，就是见了生人会发抖。我一下没有听明白，说今天见到我不是挺好吗！毛主席接过话头笑着说，你是老朋友，又不是生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开国大典”。毛登上与中南海一箭之遥的高大宏伟的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他第一次在数以十万计的人群前露面。从此以后，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大众成了毛庆典活动的一部分。仪式是跟苏联人学来的，但同样作检阅的红场列宁墓，比起天安门矮了太多。

开国大典这一天，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演讲：他执政二十七年中唯一的一次。往后他顶多呼呼口号。念稿子时毛不断清嗓子，不像个激励人心的演说家，内容又平淡无奇，大半是一长串名单。这个“人民共和国”，将为人民做些什么，他一个字也没有提。

广场上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看起来也很兴奋激动，在城楼上走来走去，朝下面人群挥手，有时他走到扩音器前喊一声：“人民万岁！”毛就这样当上了五亿五千万中国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