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到共产党的政权交替，没有出现大的无政府状态。中共军队一路前进，一路接管所有社会机构，招收受过教育的男女青年，在共产党老干部领导下紧锣密鼓地工作起来。大部分旧职员原封不动地留下，经济照常运作。工厂开工，商店开门。工商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要在几年后才实行。
在最初几年，由于实行宽松的经济政策，中国从十多年战火中迅速恢复，百业俱兴。死亡率下降。
但新闻媒体马上被严格管制，公众舆论顷刻不复存在。残余的武装反抗被毫不手软地镇压下去。

毛有一个能干的班子，由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执掌。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派刘少奇到苏联，把整套苏联模式搬来中国。两个月之中，刘跟斯大林见面六次。斯大林还从来没跟哪位外国领导这么频繁地会见过。刘参观了工厂和集体农庄，与苏联各部门领导开了无数次会。数百名苏联专家很快被派来中国，有的在刘返程时同车而至。毛还没有正式宣告政权易手，一个斯大林式的极权框架已经摆好，只等套上去。

胜利了，毛没有大赦天下。他搞的第一个运动是杀人：镇压反革命。毛维持政权靠“运动”而不靠法律。他从心底讨厌任何法律，曾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政权也有一些法律的门面，被判刑者可以 “上诉”。但上诉通常被算作“态度恶劣”、“抗拒改造”，要加重判刑。）

镇反于一九五○年十月发动，毛亲自掌舵，叫公安部长把报告“直接送给我”。运动对像一类是“土匪”，包括卷入武装反抗毛政权的人；一类叫“特务”，囊括所有为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过的人。国民党政权的基层干部全体当上了靶子，上层国民党官员则受保护优待，以引诱海外国民党人来归。毛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我们一个不杀。”

说稍加不满的话也受到镇压。有一句奇怪的话曾在华北数省不胫而走：“毛主席派人下乡割蛋，送给苏联去造原子弹。”“割蛋”，就是阉割男人生殖器的意思。在村子里，夜间要是谁大吼一声：“割蛋的来了！”全村便会四下逃散。当时中共在华北农村征粮出口苏联，使这“谣言”应运而生。后来，毛接到报告说：杀了一批人以后，“谣言平息，社会秩序安定。”

镇反中，毛一个指示接着一个指示，嫌他的各省领导太手软，太“右倾”，要他们“大捕大杀”。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占人口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在这两场运动中，被枪毙、被打死、被逼自杀的人大约三百万左右。★毛希望每一次杀人都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要公开进行。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他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在毛的督促下，北京一地就开了三万次公审枪决大会，到会的达三百四十万人次。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英国姑娘目睹了在北京市中心开的一次大会，公审两百人，然后当众枪毙，脑浆溅在旁边的人身上。躲过了这些大会的人常常躲不过游街示众的场面，或看着大卡车拉着滴血的尸体穿街而行。
（★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镇反中杀了七十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土改中被打死的。从各类资料中可以得出结论，土改中被村民打死的人数，至少相当于被政府枪毙的人数。自杀的人数大致相当被杀的人数。）

毛要的是全体人民参加镇反，要他们都受到恐吓。在这一点上，毛比斯大林和希特勒走得更远。
要不是考虑到有些人能当劳动力使用，毛杀的人还会更多。他说：有些人“犯有死罪”，但杀了他们会“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于是数百万人被“宽大处理”，送进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劳改营。劳改意味着在最荒芜的地带，污染最严重的矿井，干最累最苦的重活，听最不堪忍受的训斥。身体虚弱的、性格倔强的，往往就死在这些黑暗的集中营里。除了累死病死的，枪毙的，自杀的更不计其数。

在整个毛统治期间，死在监狱、劳改营里的人，和被枪毙的人，总数大约有两千七百万。★（★据估计，毛统治下的囚犯人数每年约一千万。因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应不下百分之十。）

一种典型的毛式惩罚方式叫“管制”，决定了二十七年中数千万人的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监狱外的监视中，一有运动就揪出来批斗一番，平时终日战战兢兢，不知道哪一天大祸临门。他们的家人也备受歧视欺负。这批社会罪人的命运天天都在提醒着周围的人：不要得罪共产党。

镇反时，全国每个工厂、村庄、街道，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成员是一般平民，往往是最爱管闲事的积极分子。他们的职责不仅是监视政府眼里的罪犯，而且是所有老百姓。毛政权还确立了一项最根本的控制方式：从一九五一年七月起，全国实行“户口制”，人人都必须有固定的居住、工作之地，没有人可以随意迁居、换工作。

利用镇反，政府也收拾了刑事犯。土匪、黑帮、抢劫、杀人、聚赌、贩毒、嫖妓，都在打击之列。由于共产党组织严密，铁面无情，下得了手，社会治安很快变得空前的好。到一九五二年底，贩毒基本上绝迹，妓院也一扫而空，妓女被组织起来参加劳动。

毛泽东再三说他的杀、关、管“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一手不行”。“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

在大杀中国人的同时，有两个外国人被处死：意大利人李安东（Antonio Riva）和日本人山口隆一。他们的罪名是企图在一九五○年“十一国庆节”时用迫击炮炮打天安门城楼，刺杀毛泽东。这两个人在国庆前一天跟几个外国人一道被捕，十个月后被押着站在吉普车上游街示众，然后在北京天桥附近当众枪毙。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大字标题，说他们是“美国政府间谍特务企图举行暴动”，幕后指挥是其实早已离开了北京的美国原驻华武官包瑞德（David Barrett）。

警卫森严的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地带，一万警察，一万武装部队，满广场高度警觉的中国人。孤零零几个外国人，动了在这里谋杀毛的念头，这好像是个讲给小孩子听的故事。二十年后，周恩来在邀请包瑞德访华时，含含糊糊地向他道歉，等于承认这事是子虚乌有。

假造这个案子的目的是激起反美情绪，那时正值朝鲜战争（韩战）。另一个目的是打击在中国拥有三百三十万信徒的天主教会，被捕的人中就有梵蒂冈在北京的主要代表、意大利人马迪懦（Tarcisio Martina）。毛对梵蒂冈跨国度的巨大权威很感兴趣，津津有味地询问来访的意大利人。正因为它的号召力和能量，天主教会对毛是个威胁。中共接管了天主教办的学校、医院、孤儿院，诬蔑教士、修女吃孤儿院里孤儿的心肝，用孤儿做医药试验。

宗教、准宗教团体，或作为“反动组织”镇压，或置于严格管制之下。几乎所有的外国教士都被驱逐。跟他们一道被赶走的还有外国生意人和记者。到一九五三年，中国基本上没什么非共产党国家的外国人了。

一九五一年底，毛把注意力转移到锁紧国家的钱柜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反贪污是主要目的。贪污犯叫“老虎”，贪污旧币一亿元（合一九五五年币制改革后新币的一万元）的叫“大老虎”，要判死刑。

从古到今，中国人都希望有个清廉的政府，官员们不中饱私囊。人们对三反热烈拥护，心想这是共产党在铲除腐败。人们不曾意识到，国家钱柜里的钱，是从全国老百姓那里拿来的，但钱柜只有一把钥匙，攥在毛一个人手里，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与老百姓的利益无关。

为了把钱柜锁得牢牢的，毛不断给各部部长、各省和军队领导倾盆大雨般的发电报，要他们捉“大老虎”，还定下指标：“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他激励各省竞赛“捉虎”，威胁说“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找老虎的方式是坦白和检举。三百八十三万政府工作人员，还不算军队的，靠这些办法审查。刑讯时有发生。最后抓出的“大老虎”比毛预定的要少得多。

三反的另一个靶子是“浪费”。实际上，运动本身造成的浪费更多。建设国家急需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被关在屋子里开会搞运动，一关几个月，业务陷于停顿。在东北，生产降低一半。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天津汇报说：“ 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批发商业成交较前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银根很紧；私人不买货，也无心卖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