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认为中国士人的生命宗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曾几何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中国文人开始堕落，堕落成要么皆“学干禄”（《论语·为政》），要么噤若寒蝉。

首先，我们来谈谈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问题。50年前，所谓“右派”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说了几句“反对集权，要求民主”的话，而且是受“引蛇出洞”、“阴谋”的诱导，结果怎样？55万优秀的知识分子因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1957年，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挥不去的心理阴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半个世纪过去了，阴影仍在，井绳尤存！利剑高悬，心有余悸。

90年代起，中国对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作了很多调整，评定职称、提高薪酬、附加各种津贴和待遇、房屋分配和内部价格售房、医疗、用车或用车津贴……总之，中国作为森严的等级社会，也让知识分子分一杯羹，部分地进入这个等级体制之内。当然，仅限于安分守己的人，凡是胆敢拂政权逆鳞的，则扫地出门，若论人身囚禁那只是最后手段，首先是让你“不称臣者不得食”。而在中国大陆这非驴非马的半截子市场化商品化社会里，生活的压力，致令“君子谋道不谋食”、“从道不从君”的精神道统发生了蜕变。

当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愿意去“学干禄”的，但是他们也不再敢于言论自由了，最多只能“道路以目”。李银河的“封嘴”决定、沙叶新的“妥协”感叹，皆是如此。

其次，我们谈谈当代中国文人皆“学干禄”的事情。自古以来，科举制取“仕”与无可奈何下的归“隐”，就开始存在一个体制内外的问题，体制内“居庙堂之高”，体制外“处江湖之远”。无论体制内外，张载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皆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然而，西方的“高薪养廉”到了中国却完全成了一种新的人文景观，即“高薪养奴”。于是人们便得睹奇观，一些“知识分子人渣”迅速泛起，89年之后曾名噪一时的何新，已非万人唾骂的单独例子。他们成为极权主义的家臣和食客后，便开始了对知识分子同类的倾轧。例如，有民间学者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并撰文登载于《南方周末》，旋即遭《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大张挞伐，指斥为“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此篇大批判檄文还受到该报嘉奖，列为年度“获奖”之文。

这些已经主动被豢养的知识奴隶，严格来说他们不能被算作知识分子。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卑劣的奴性言说吧。他们认为批判当权者的异议人士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们甚至鼓吹把异议人士都流放国外去当“活烈士”。为了推卸良心的重压，他们不但“躲避崇高”，而且嘲笑崇高；自己的道德矮化了，却要去矮化比他们高大的人，把标尺的刻度拉下来，于是自己看上去也不那么矮了。例如讪笑政治异议者为表演“反政府秀”的不但有新左派、新毛派和“爱国教”的信徒，许多自称思想独立的士人也作此语，以安抚自己蒙垢的良知与沉滞的心脉。

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沦为豢养的朝廷鹰犬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就变成了为“为极权立心，为俸禄立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