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过早地抛弃了不满二十四岁的钱薇。幼时精力充沛的小胖丫头已经变得形销骨立衰如槁木，齐耳的短发干涩得像路边的枯草，连相貌也变得不像她自己了——原本明亮灵活的大眼睛变小了，眼神中只有久病不愈的疲惫与黯淡，深陷的两腮把小时候看不出的颧骨顶上面颊，原来大而宽的嘴也变得又小又窄。见了我，她力图笑一笑，但是连笑也是要费力气的。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完安徒生的《小人鱼》特别难受，对她说：安徒生干吗要把小人鱼化成泡沫，真叫人伤心。她回答：小人鱼太天真了呗。她自以为是，想要得到她根本得不到的东西，于是跟海巫做了一笔不该做的交易。

记得当时我想，这人怎么心这么硬。

这么多年了，她一点儿也没变，心还是那么硬。这次从北京回来，我兴奋地通知她，北京的结核病医院同意接受她住院治疗。可她一口拒绝，坚决不去。我告诉她，一般的医院不肯接受后期病人，为了给她找接收的大夫，宫苹的妈妈花费了很多心思和财力。就为了领这份情，她也应该同意赴京。不管我、老钱和潘姐等人如何苦口婆心，钱薇心如磐石、岿然不动。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她大动肝火。她也生气了，说我一点儿也不理解这些年她和她爸爸在精神上是怎么相依为命过来的。她说，她爸爸是个脑子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的人，他思考的那些问题只能跟她一个人讲，她是他的听众、他的学生，也跟他一起讨论。她走了，她爸爸跟谁倾诉他的所思所想啊？

我更有了理由，“所以呀！你得把病给治好。治好病，你们可以继续讨论好多好多年。”

她还是那句话，“不是早跟你说过我活不长吗，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呀？”

见我们动气，老钱说：“我们还是应该尊重薇薇的意见，不愿去就不要强迫她吧。”

我知道，钱薇是个病人，我不该惹她生气，可是，她这么固执也太自私、太不近人情了。我看着她，焦虑和绝望像两只无情的手撕扯蹂躏着我的心。人生有好多不可思议难以解释的谜团，血缘关系也是其中之一吧。血缘这东西太神奇，不，是太神圣了。

“四人帮”被揪出来以后，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目标取代了一切政治运动，在钱薇家常出常进不再是违忌行为。然而，我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地帮老钱做些洗洗衣服床单、挑挑水、缝缝被子之类的家务事。同宿舍的人对我老往钱薇家跑颇有微词，她们怕我把结核病菌带到宿舍里来。我说：好吧，那我躲你们远点儿。我把铺盖搬到北炕炕梢，反正南炕有得是空铺位。要能作生出病来更好。我病了，那钱薇的病就可以好了。

一天，我在钱薇屋里坐在小板凳上一边搓洗衣服，一边寻思司马考大学的事。打从我回到生产队被告知恢复高考的事起，司马便开始复习功课。恢复高考制度的正式通知下来以后，老刁和队长对司马以及队里其他两个准备考试的年轻人给予大力支持，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方便，甚至对他们有时聚集在老钱家学习，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常言道：人兽有别。别人家的狗一般是不进屋的，可是虎子不但进出自由，还经常上炕跟钱薇相依做伴。虎子是条没有特色的杂牌黄狗，钱薇说，越是纯种狗越笨，这种杂牌狗是最聪明的。她说虎子认人，连队里谁对她和她爸爸好，谁对他们不好，它都知道。在屋里听它在院子里的叫声，就能知道与来人的远近亲疏。我半信半疑，钱薇坚持己见。

钱薇一只手搭在虎子身上，憧憬般地说：“我要是不生病就好了，明知道考不上也得较较这劲儿。这辈子没尝尝中举的滋味，太遗憾了，甚至都有那么点儿在世上枉走了一遭的意思。咱们中国人世世代代把读书看得那么重，偏偏到咱们这儿，不兴了，把多少人才给埋没了！”她的声音没有底气但不乏以往的睿智。

我抬起头，“又说胡话了。你好好养病。好了，真就能去考了。”

“你甭安慰我。我知道今生今世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了，不生病也考不上。咱不像司马他们，至少他们上过正规的中学，他们学的知识是系统的。咱这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看那点儿书，根本不能用来应考，但愿司马马到成功吧。”

“直觉告诉我，有你爸指导，他考上大学的希望很大。”我真的这么想。

钱薇忽然问我：“那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打算怎么办’？”我明知故问。

“咱们队的知青走了有一半儿了吧？”

“嗯，得有一半儿多了。”我说。

“你也得考虑考虑“打回老家去”了。我爸在场部认识人多，帮你疏通，肯定能速战速决。”

“我才不想走呢。当初来的时候，大家都发誓了要扎根儿边疆，现在走的走溜的溜。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铁心务农的扎根派。”我为自己的言不由衷脸红，低下头去继续搓衣服。

我心里藏着一个新的秘密。夏天爸爸来电招我回京实际上是商讨我的去留问题。爸爸接到出国通知时，组织上按惯例问他有什么要求，爸爸妈妈立即想到这是一个将我调回北京的机会。

按理，我是独生女，早就可以申请回到父母身边。由于爸爸妈妈一直在干校，不在北京，我只能申请去干校，因此，我们一致决定暂时不提这个问题。现在，他们回到北京，由组织上出面请调，比自己前后张罗，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然而，知道我对钱薇的感情，他们只说要我自己拿主意。用不着心问口、口问心地思来想去，我说，只要钱薇不回北京，我就得留在她身边。爸爸妈妈表示遗憾，但尊重我的意见。

“小丽，你甭跟我面前唱高调，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考虑回城的事儿。我跟你说，你别感情用事。你要是为了我留在这儿，会断送你的前途不说，我和我爸也于心不忍。”钱薇显然已经过了深思熟虑。

我抬起头，说：“自打到二十一连那天，我的前途跟二十一连就不可分割了。其实我看那帮回去的人也不是成天乐滋滋的——宫苹等工作等得焦头烂额。你想啊，我们这帮人从十六七岁的时候在生活上就独立自主了。现在都二十多岁老大不小的了，忽然一贫如洗地从农村回到城里，让父母养着，听父母数叨，简直就像一夜之间变成社会的边角余料、废铜烂铁，个个儿都觉得特难堪。明明知道回去是那样，我何必呢？”

“那也没见谁又跑回来，可见，回去毕竟比待在这儿强。”

“比待在这儿强不强还真不敢说。上次在北京，在地铁站里看见那些收票的女孩子，一个个儿满脸的空虚和无聊。我都能看见三十年以后，还是她们这些人站在那儿收票，还是同样满脸的空虚和无聊。只不过，那会儿，一个个儿都成黄脸婆儿了。与其那样顺从命运，苟活着，还不如躲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儿，自生自灭得了。”这也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虽然与离京前的留恋自相矛盾。

“那等司马考上大学，你怎么办？”钱薇步步紧跟地问。

“只能让时间去决定我们俩的将来了。他要是真成了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当然也就不值得我继续爱他。咳，你好好休息，甭替我操心。”

她烦躁起来，“都是我这破身体不争气。要死就死，爽快点儿，这么不死不活的拖累你们真烦人……”

“别胡说！你要想争气就好好养病。”我厉声截住她的话，然后改换成轻松的口气说，“现在，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把病养好了，你爸也平反了，咱们都一块儿回北京。”

“你也太天真了。”钱薇讽刺说，“平反哪儿就那么容易呀？平反就说明先前搞错了。”

“就是嘛！我在北京听说啊，现在中央正在审理好多冤假错案，你怎么知道就不会给你爸爸平反？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是被填坑儿填来的，肯定属于冤案错案之列。”

“跟你说吧，我爸的问题跟‘文革’和‘四人帮’没关系，就是平反也平不到我爸脑袋上。”她好像把什么都看透了。

“那可不一定！我爸说的，一个人活着不能没有希望。”我据理力争。

“我爸说的，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老钱在钱薇的心目中无人可以替代。

“你和你爸，你们俩都这么悲观，难怪你的病养不好。我得叫司马开导开导你爸爸。”

“我爸活了这一辈子，什么没见过，还用得着个小司马去开导他？”

“反正你们父女俩不能老这么悲观。好了好了，你歇会儿，别说话了。”

钱薇咳嗽了一阵，不吭声了。

我埋下头赶紧把衣服搓完，站起身说：“我上井边投衣裳去，你睡会儿。”

她乖乖地闭上眼睛。

我尽可能不出声响地把衣服堆在搓板上，把搓板横放在盛脏水的脸盆上，又把空脸盆摞在下面，然后一起端起来走出屋，用脚轻轻地一勾带上门。听见钱薇的咳嗽声在身后紧跟着我，心中一阵酸痛凄楚。

蹲在井边投衣服，隔着一条土路，四号地里传来拖拉机的隆隆声，我抬头向那边望去，几台拖拉机并驾齐驱，开始春翻。每年这时候，拖拉机重新出现在大地里都会使我心旷神怡——春天总带我给希望。然而，如果这时候，死神现身在我面前，对我说：“我们来做一笔交易，如果你有勇气过去，横躺在大地里让拖拉机从你身上压过去，我就将健康还给钱薇。”我一定会毫不迟疑地扑倒在拖拉机前。

小昊红扑扑的小脸在宿舍门口晃了晃。已经六岁的小昊长着个圆圆的小脑袋，头发剃得短短的，两只明亮的大眼睛带着几分腼腆，两片通红的小嘴唇边总是挂着惹人怜爱的笑意。

门口的人笑着叫他：“昊昊，又来找你江姨啦？进来进来。”

我正坐在小板凳上趴在炕沿上写信，孙昊走过来，我伸出胳膊把小昊搂在身边说：“小昊，你娘想我啦？”

小昊煞有介事地把一只小手挡在凑到我耳边的嘴上，“江姨，俺娘做好吃的啦。”

屋里人开玩笑说：“呦，小昊昊，当心别把你江姨耳朵咬下来。”

小昊懂事地说：“今儿个是俺小妹周岁。”

我跳起来，“哎呀，我怎么给忘了，赶紧赶紧。”

秀莲又生了个女儿，白白胖胖健健康康，无例外，又是老钱给起的名字，叫孙昱。

我牵着孙昊的手，到小卖铺买了两斤月饼。连队小卖铺的月饼虽然又干又硬，可这是一年到头的唯一能买到的点心。场部供销社也不过多一种石头一样坚硬既不甜又不香的糙饼干。

我拿出一块月饼递给小昊，“来，小昊劳苦功高，江姨犒劳犒劳你。”

接过月饼，孙昊一边往衣兜里塞，一边说：“留着，跟俺妹一块儿吃。”

“不用。都是你的，小妹太小了，还不能吃月饼呢。”

看见小昊昊稚拙可爱的模样，我摸着他的头，心里热热的。

秀莲家院子里飘散着饭菜的香味，潘姐坐在炕上抱着小昱，等着开饭，她早把秀莲家当自己家，把秀莲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了。许多人劝她和老刁领养个孩子，老了以后好有个照应。潘姐却特别想得开。咳，养孩子太费心，她说。要是我俩还没老就嘎蹦儿一下见马克思去了，好端端地让人家孩子成了孤儿咋办？

见我和小昊进门来，潘姐命令说：“小昊，去把你司马叔给叫来。”

我说：“别叫他了，他现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潘姐不理我，却又加了一句：“昊昊，就说你江姨在这儿呢。悄悄儿地说，啊。”

“哎。”小昊答应着，扭头跑出去。

“我说的呢，这小人精儿差点儿没把我耳朵咬下来。原来是你教的。”我笑着对潘姐说，然后转过头夸奖说，“莲姐，你们家小昊乖得不得了，这么小就会帮大人跑腿儿办事儿了。”

秀莲欢心地笑着说：“乖啥呀？就爱到处乱跑。”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真要不跑，你还不得愁死？”潘姐说。

老孙乐呵呵地说：“来来，上炕上炕，俺今儿个得跟司马好好喝两盅。”

看着炕桌上已经摆好的饭菜，我夸张地伸着脖子使劲闻了闻。

秀莲得意地说：“管饱管饱，还有一锅大包子呢。”

我上了炕，拉拉小昱软软的小手，夸道：“小妹越长越像妈妈了。”

小昱跟我不熟，把手抽出来，转身趴在潘姐身上。潘姐得意地使劲搂着她说：“我的心肝儿宝贝儿，还是干妈好。”

没多会儿，小昊跑回来说司马叔有事儿，叫别等他。他脱了鞋，爬上炕，亲热地挤在我和秀莲中间。

“我说吧。好不容易有个休息天儿，他得抓紧时间复习功课。”我说着轻轻地拍了拍小昊柔软的头发。

“来来来，吃菜吃菜。”秀莲一边说一边往小昊碗里夹菜。

小昊边躲闪边抗议：“俺会自个儿夹。”

潘姐说：“昊昊多吃点儿啊，赶明儿长得跟你刁叔一样膀大腰圆的，谁也甭敢欺负咱。”

小昊一边忙着举起筷子往嘴里夹菜，一边认真地点点头。

老孙喝了一口酒，“我说，小江啊，如今，咱队里小青年一个个的王八肚裏插鸡毛——归（龟）心似箭，连司马都一门心思考大学嘞，恁咋就一点儿动静儿都没有呢？”

我看了一眼潘姐，不自然地笑了笑，跟钱薇说得那些不想回北京的话忽然全都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我一时语塞，不知该怎么答复老孙。

前不久回到生产队，老刁安排我担任了队里的出纳员。我不用下大地，也习惯了老刁惜字如金的沉默，然而我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曾经的建设边疆的壮志早已被西伯利亚的狂风席卷而去，扎根务农的决心早已被荒原的暴雨荡涤无存，初来时火焰般的激情也早被北大荒的严寒窒息泯灭。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怀念北京，怀念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我日日夜夜梦想着一个重新开拓生活的机会：读书、上学，做一颗能够看见自己贡献的螺丝钉。我不能告诉这些善良的人们，自己跟其他知青一样贪图舒适的城市生活。我难以启齿：早晚会打起行装踏上回头的路。

见我卡壳了，潘姐说：“小江，你是不是想等司马考上大学了再决定去留？”

我摇摇头，放下筷子，泪水涌出眼眶，说不出话来。

小昊仰起小脸看着我，问：“江姨咋啦？”

秀莲说：“别哭，别哭。小心伤了身子。”

“小江，别难受。”老孙劝着说，“俺早知道，恁城市青年是飞鸽牌儿的，人活在世上都愿意过好日子。不管广播上怎么说报纸上怎么写，俺总觉着，受累，过苦日子毕竟不是件好事儿。在俺老家，别看个个嘴上都愿意要贫农成分，可是俺村那些个穷得裤子遮不住屁股的贫农，还真没人看得起。穷不怕，怕的是把自己当成屎克郎一头扎粪坑儿里不想法儿爬出来。”

我和潘姐赞同地点了点头。

老孙接着说：“俺那会儿盲流到北大荒农场来，其实跟过去闯关东也差不离，虽然不兴做发财梦了，可这辈子不用再为热炕头和大白馒头发愁了。有志气的人谁不愿意往高处走？俺在老家受穷，过苦日子。到了北大荒，转了正式工，挣上工资又吃大白馒头，农场是俺的高处。恁是大城市来的，在北大荒是受累，过苦日子，回到恁的高处去是应该的。”

不管老孙这套“理论”成立不成立，合乎不合乎革命道理，我对他给予的理解充满了感激。

“可不是咋地？要是老刁有心思回老家，俺还巴不得跟着他上兴城呢。”潘姐接着老孙的话说。

从第一次上兴城看老刁的老妈妈回来以后，潘姐就觉得兴城的月亮都比北大荒的圆。她老把兴城挂在嘴边，兴城的古城有多雄伟，兴城的大海有多漂亮，兴城的海味有多鲜美，兴城的女人长得有多细粉儿。

我心情复杂地说：“可是我们本来应该扎根建设边疆的……”

潘姐说：“你们那么小，学都没上够就跑这儿来，一个汗珠子摔十六瓣儿，干那么重的体力活儿，爹娘肯定老心疼了。不是你们没把边疆建设好，说句不该说的话，是上级领导没好好引导咱们。不怪你们！小江，该走你只管走，俺们不怪你。秀莲，是不？”

“是，是。”秀莲应声说，“再说了，恁这辈子，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走不出北大荒了。因为，恁的血已经留在俺的血管里了。”

我含着眼泪笑了，“那倒是。不过，说是这么说，我走不走，什么时候走都得看情况呢。”

潘姐心领神会，“是为了薇薇吧？”

我点点头。

几个人都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