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讲帝制运动，只强调袁世凯一心要做皇帝，却忽视了特定的民意基础及其成因。面对称帝失败之后的局势，严复指出，袁世凯犯下大错，但此时下台，中国将会秩序大乱。所以，袁要等全国秩序稳定后再下台谢罪，而且必须下台。严复的确看到了一个推进宪政建设的机会 老高按：今天转载李新宇在《领导者》上的《走近袁世凯》长文的第三部分，讨论袁世凯平生无可掩盖的最大污点：称帝。 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超过前两个，要厘清是非功罪，文字更长，预先禀告各位读者，不感兴趣的就请留步。像有位网友，看到梁士诒、曹汝霖、曾叔度这些名字，马上就根据“百度”判定：这些家伙都是袁世凯的亲信，他们的“一面之词，连旁证都不算”，根本就毫无价值！此公简单化到这种程度，当然就更不必浪费他的宝贵时间了。（但他谆谆告诫我，不要看重《领导者》，应该去读中共官方的学术刊物《历史研究》，难道不知道《历史研究》上许多学者也十分重视梁、曹等人的回忆录？） 谈到“称帝”这个问题，我想起一件往事：二十多年前刚来美国，一度担心尚在幼年的女儿的中文退步，鼓励她四处找中文书刊来读，有一次她拿来一首诗，引得我们全家狂笑不已： 八十三天皇帝梦， “洪宪”给历史添臭粪， 逆水行舟翻了船， 龙袍里空包个大野心！ 此诗作者是谁？是号称“中国著名诗人”、曾任中国大陆近三十年唯一一份诗歌杂志《诗刊》的主编臧克家！此诗着实让我们大开眼界，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捧腹。但此诗只有四句，大概是相当符合许多想看短文的读者的需求的。 诗歌虽令我捧腹，但袁世凯有“野心”、做“皇帝梦”、最终“逆水行舟翻了船”……这些说法，我却未推敲有什么不妥。直到14年前，有位萍水相逢的学者偶然在我家留宿一夜，聊天聊到袁世凯，我抨击袁世凯称帝之后造成中国百年前就偏离世界文明主潮，他发现我对民初历史了解太简单化，告诉我：如果离开了袁世凯称帝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和现实难题，就很难了解他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 他没有多加阐发，但这几句话足以让我警悚，反躬自问：我了解的历史事实完整吗？ 顺便提一下，2016年是袁世凯忌辰一百周年，中国大陆当时最大的思想文化网站——共识网（现在已经被当局下令关闭），在此之前举办袁世凯逝世百年征文；中国许多报刊和网站在那前后也发表了探究袁世凯功过的文章，其中有专业媒体，也有大众传媒，与共识网可算“姻亲”的《领导者》，2016年第1期发表李新宇这篇长文，应该也属于那一波。我曾经在一篇博文中列举过几篇： 共识网发表《袁世凯研究中的几个疑难问题论纲》，《洪宪王朝：袁世凯的“自毁游戏”》、《袁世凯临终做了什么？》；腾讯发表《袁世凯改制并非为圆“皇帝梦”》；《文史天地》发表《袁世凯“窃国”误解一百年 没他就没有中华民国》；《南方周末》发表《袁世凯杀省级大员：民国初年反贪廉政为何特别严格》……等等。我自己在老高的博客上，也写过或推荐过若干。请看本文文末。 帝制运动中的袁世凯：走近袁世凯（三）
——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百年忌辰而作
李新宇，载《领导者》2016年第1期 袁世凯是个聪明人，但遗憾的是，像许多领袖人物一样，在到达权力顶峰之后，就容易变得不聪明。他一生中办得最糟糕、最不聪明的事，就是把“中华民国”变为“中华帝国”，自己不好好做“总统”，而要改做“皇帝”。这实在是中国政治转型的一个大不幸。然而，回顾这段历史，真正需要做的，却并非像过去那样一味抹黑之后再谴责他，因为在这其中，有许多东西需要澄清，也有许多东西需要冷静思考。 1、帝位面前的犹豫不决 对于恢复帝制的历史事件，过去流行的说法是：袁世凯“利令智昏”，“梦想恢复帝制”[1]，或者是“急于一过皇帝瘾”[2]或者是“一心复辟当皇帝”。各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大同小异，都在告诉人们：袁世凯虽然已是事实上的终身总统，却仍然一心要圆他的皇帝梦。其实，这种说法是把袁世凯向坏处想、向坏处说的结果。因为袁世凯与政坛某些派别的恩怨，自然有人竭力把他往坏处说；又因为恢复帝制的确大失人心，所以凡抹黑的事都进行得很顺利；又因为这往坏处说后来成为党国权力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所以就成为权力支撑的主流话语，覆盖了宣传和教育，所以成为社会的普遍知识。 然而，袁世凯真的一心要当皇帝吗？只要我们面对史实，就可以看到袁世凯并没有那么坚定，也没有那么执著。在帝制运动中，他事实上很纠结，举棋不定，长时间犹豫不决。 根据他自己执政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感受，他很容易认同民主不合中国国情的说法，因而在心里不反对帝制；鉴于对国民素质的体认，他也会认同中国人离不开皇帝的说法；如果真要恢复帝制，袁世凯也有理由产生舍我其谁的感觉，觉得自己可以做皇帝。但是一觉醒来，他又觉得皇帝万万当不得，于是赶紧踩刹车，甚至让鼓吹帝制的人们碰得灰头土脸。所以，在整个帝制运动中，他摇摇摆摆，令反对帝制的人很不满意，也令鼓吹帝制的人很不满意，甚至身边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史家唐德刚说：“余曾于袁大总统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老乘客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之多也。”[3]党国史家出于抹黑袁世凯的需要，把他的这种表现一概解释为虚伪和阴谋，其实，在我看来，他只是犹豫不决而已。 筹安会于1915年8月14日成立，杨度大旗当虎皮，但是否出自袁世凯授意，实在难以证明。一块“旷世逸才”的金匾并不能说明什么。据1915年8月17日《申报》北京电，有人去见袁总统，问是否应该干涉筹安会，袁世凯回答说：“此项言论，耳闻已熟……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余及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亲族，人情切己，自当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予既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二者之嫌疑，而强加干涉？”8月27日，《申报》又载北京电报道说，政府接到各省来电，询问对于筹安会的态度，政府回电说，筹安会只是学者们的一个组织，研究民主制与君主制的优劣，不涉及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这是袁世凯最先的态度。 更改国体，毕竟是一件大事，必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赞成者有，反对者也不少。筹安会成立当天，贺振雄就上书肃政厅，指出筹安会“扰乱国政，亡灭中华，流毒苍生，遗祸元首”，并恳请肃政厅长代呈大总统，要求把杨度等人“严拿正法，以救灭亡而谢天下”[4]。第二天，李诲又呈文检察厅，认为杨度等人“倡导邪说，紊乱国宪，未经呈报内务部核准，公然在石驸马大街，设立筹安会事务所，传布种种印刷物，实属弁髦法纪，罪不容诛”，恳请检察厅“遵照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等按照内乱罪，从严惩治，以弭大患”。 于是，肃政厅呈请取消筹安会，其理由是：“自筹安会成立以来，虽宣言为学理之研究，然各地谣言蜂起，大有不可扼抑之势。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议长，彼等唱此异说，加以函电交驰，号召各省军政两界，各派代表加入讨论，无怪人民惊异。虽经大总统派员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表意见，剴切声明，维持共和，为大总统应尽之职分，并认急剧变更国体为不合宜，然日来人心，并不因之稍安。揆厥所由，无非以筹安会依然存在之故。应恳大总统迅予取消，以靖人心。”[5] 肃政厅呈文之后，袁世凯的态度是：“世界各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要不外乎本国情为建设，以达其巩固国家保全种族之宗旨。中国当君主时代，厉禁讨论民主政体，而秘密结社，煽惑不绝，实于共和原理，毫无识解；迨潮流所至，一旦爆发，更无研究之余地。迄至今日，不但人民无共和之智识，即居议政行政之地位者，真能透彻共和之原理，百不一见；而一部分人民，主张君主之说，暗潮鼓荡，已非一日，前车之鉴可谓寒心。恐其于君主原理，犹之初创共和时代之茫昧隔膜，讲学家研究学理，本可自由讨论，但具有界说，不可逾越范围。着内务部确切考查，明定范围，示以限制，通饬遵照。”[6] 袁世凯的立场的确不鲜明，但允许对国家政体以及中国适合什么政体进行讨论，却不宜看作为复辟帝制做准备。何况，接下来他所做的，也是一再拒绝和推让。 9月6日，参政院已经表决通过，要他黄袍加身，他却派杨士琦到参政院发表宣言，表示“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认为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虽然说了“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这样的话，又表示自己不应该有所主张，但还是非常明确地表示：“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7] 12月12日百官聚集于大礼堂，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明年元旦登基。值得注意的是，在接受帝位之际，袁世凯没有成功感，没有兴奋，而是情绪很低沉。没有任何庆祝活动，而且他的讲话也诧异。据曹汝霖回忆，袁世凯说：“当今国事艰难，全国人民代表恳请更定国体，并推戴予即帝位，既是万众一心，予亦义不容辞。惟时局艰难，当此大任，无异跳入火坑，予为国民，亦不能不跳，尔百僚当共济时艰，建立新中国，以副人民之望。”曹汝霖还写道：“百官听了跳火坑的话，都窃窃私语，何以新皇帝第一声，即说此不祥之语。”[8]这里显示的，仍然是袁世凯很复杂、很矛盾的心情。他知道自己是在跳火坑，可是，事已至此，已经没有不跳的自由。 过去的历史叙述总是说他装样子。老部下冯国璋等也认定他不够真诚。帝制运动之初，冯国璋就曾直接问他是否真要做皇帝。他因此而对冯国璋发了火，然后对冯说：“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9] 曹汝霖也说，在袁世凯决定恢复帝制之前，他曾“冒昧直陈”，袁世凯听了默然不答，少顷才说：“我本无此意，你看历代王朝，有几个得到好结果的？我即年老不足惜，独不为子孙想吗？外人问及此事，你应该为我辩白。”[10] 机要局长张一麐也是袁世凯十多年的心腹幕友，帝制运动兴起，张氏反对帝制，也曾对袁有所告诫。袁世凯说：“论起名誉及道德上的关系，我决不做皇帝，请你放心。” 但到最后，袁世凯接受帝位，这些人都认为是被袁世凯骗了。冯国璋认定袁世凯耍了他，因而一肚子不满。曹汝霖也认定袁世凯在他面前装样子，太不真诚。其实，袁世凯未必存心耍他们，当时所说的，未必不是掏心窝子的话，只是他当时并没有拿定主意，后来的想法变了。 袁世凯之所以犹豫不决，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权力对人的诱惑极大，人性深处有一种普遍的权力欲，越是杰出人物，这种权力欲就越强烈。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政坛要人的成功离不开权力欲这一内在基础，否则就没有上进的动力。原因并不复杂，因为人在群体中生活，听别人指挥远不如指挥别人更舒心。对中国人来说，当皇帝的诱惑极大，太平盛世，皇位与一般人无缘，那种欲望只能被包藏得严严实实，但一旦有了争夺的机会，哪一个豪杰不想做皇帝？所以，如果说袁世凯完全不想当，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历史为他提供了机会，为什么不想当？有想法才是正常的。可是，袁世凯是个明白人，虽然偶尔也会犯糊涂，但糊涂的时候极少，走过的成功之路就是他明白的证明。明白人自然能把事情想得比较周全，各方面都想到了，所以想当又不敢当。他知道这事风险太大，一旦失败，将会很悲惨。即使成功，后代也会很悲惨。 其次，作为民国初建时期的执政者，袁世凯对民主制度的感觉很不好，这就决定了他虽然不敢贸然选择帝制，却也不能坚定地捍卫共和。众所周知，袁世凯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官场的成功者，就感受和习惯而言，更习惯做专制国家的统治者，而不习惯做共和国家的公务员。在他个人的感受中，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远不如当年做大清帝国的内阁总理大臣更舒服，因为做帝国的内阁总理大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要把太后伺候好，做事就可能一顺百顺；做民国的总统却不同，人人都是国家主人，实在难伺候。而且，民主共和国的权力是关在笼子里的，执政者即使是孙悟空，也只能在笼子里施展；这让当了半辈子帝国官员而刚刚变成民国总统的袁世凯感觉很不舒服。政党和国会更是袁世凯所厌烦的。尤其是国会，议员们在代表国民行使国家主权，但不仅因为那么多人难伺候，而且总是处于纷争之中。在袁世凯眼里，那些人实在不过尔尔，有的头脑愚笨，有的目光短浅，有的激情有余而理智不足，有的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然而，他们代表的是国家主权，国家大事都要他们批准。一些事明明是利国利民该办的，在他们那里却扯来扯去通不过。如此等等，民主共和的优越性在哪里？曾是专制帝国大管家的袁世凯的确没有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明白民主共和的大道理，让他迁就那群乱哄哄的平庸之辈，心里也会觉得别扭。 只要我们公正一些，就应该承认，袁世凯虽然对这一切感觉别扭，但他仍然在努力守法，努力适应民主共和国体，让自己学会在笼子里使用权力。有一点是人们不该忽视而容易忽视的：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虽然诞生了，但它是一个早产的婴儿。革命发生了，各省纷纷独立，帝制顺利终结，新国家呱呱坠地，但历史并没有为她准备下合格的现代国家公民，也没有为她准备下合格的现代国家公务员。就袁世凯而言，昨天还是专制帝国的大臣，今天就成了民主国家总统，要求他百分之百完全合格，这不大现实。我曾设想，如果把袁世凯送到美国去做代理副总统，跟着总统见习几年，回来再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情况大概很不同。我也曾设想，孙中山如果当年不是在国外瞎逛，而是在美国做一任州长，大概就是一个合格的总统候选人，而不是他后来的样子。可是，这样的设想只是想想而已，也许对未来有用，却无法改变过去的历史，我们那位在专制文化土壤里土生土长的大总统，与他的选民一样，对民主制度很不习惯。因此，他对民主共和制度没有感情，也就没有捍卫它的动力。 当总统，袁世凯有点厌烦；当皇帝，却是又想又怕。到最后，却是怕也必需当，而且觉得义不容辞。之所以说义不容辞，并不只是为了追随者和拥戴者，而是包括对国家的责任：如果这个国家真的不适宜民主共和，如果中国人真的不能没皇帝，你袁世凯死活不当，还像个负责任的领导人吗？ 在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身边人使劲推一把，他的车终于刹不住，滑到历史的泥坑里去了。 2、“国情”和“民意”的陷阱 袁世凯最后之所以接受帝位，是因为所谓“国情”和“民意”。袁世凯不是一意孤行的人，是否恢复帝制，是否做皇帝，并不只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而是一直在考虑自身之外的环境和现实，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国情，二是民意。遗憾的是，这二者并不容易把握，袁世凯上当受骗犯糊涂，一失足成千古恨，这陷阱主要就是“国情”和“民意”。 在推拥袁世凯步入陷阱的人中，有他的美国顾问，也有他的下属和亲属，但最关键的是杨度和他的长子袁克定。 杨度素有才名，很自负，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花架子一个。不过，他倒是真有一门别人没有的“绝学”，可惜他生不逢时，辛亥革命之后，那“绝学”没有了用武之地。关于那门学问，现在的人们已经知者甚少，但它实在是前现代中国最大的学问。它是“帝王之学”，也就是专门教人做皇帝的学问。这门学问到了清末，得衣钵者是王闿运，最后一代传人就是杨度。说起帝王之学的功夫，关键在于相人，但同一个相字，却有两层意思：一是“麻衣相法”之“相”，也就是在人群之中寻找堪成霸业之才；二是“帝国将相”之“相”，也就是辅佐那堪成霸业的人物就帝王伟业。一个人手里有了这样的绝活儿，就想派上用场，这是人之常情。何况，这事只要成功，自己就是帝王师，可做一朝宰辅，这诱惑不算不大。所以，虽然辛亥革命已经发生，帝制已经终结，但杨度并不死心，总想找个有能力的人，实现自己的帝师之梦。他第一个相中的就是袁世凯，后来又相中了孙中山，孙中山死后又想中了蒋介石，但蒋介石没有理睬他，他曾经感叹：蒋中正这么有本事，不做皇帝真可惜！因而对蒋介石大为失望，才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这是后话。而在当时，杨度是一心要让袁世凯做皇帝。 他善于寻找时机，《君宪救国论》其实早就写好了，却要等到“二十一条”的交涉使袁世凯内心严重受挫之后，又利用古德诺的文章破题，才开始为恢复帝制大造舆论。根据杨度的说法，中华民国的现状真是糟透了，若不改弦易辙，未来将会更糟。糟到什么境地呢？他的回答是：“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 如此危言耸听，就是要恐吓大总统和各界国人，接受他所推销的帝制。杨度说，“共和国民习于平等自由之说，影响于一切政治，而以军事为最重。军事教育，绝对服从，极重阶级。德意志、日本之军队，节制谨严，故能称雄于世界；法美等国则不然，能富而不能强，此无他，一为君主，一为共和故也。……故共和必无强国，已成世界之通例。”以这样的方法证明“共和必无强国”是世界通例，今天的人们可以一眼看出杨度学说的虚妄，但在当时美国尚未证明自己也是军事强国的情况下，又拿军队说事，虽然包藏了反自由、反民主的祸心，但对那些自由民主立场不坚定的人，却有很大的欺骗性。他认定中国国情特殊，不能没有皇帝，其理由是：“中国人民，程度甚低，当君主时代，当兵者之常语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忽去有形之皇室，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他认定国家最高领导人不应该有任期，几年一次的大选，必然导致天下大乱。而且，“其枭杰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所举例子，无一不打中袁世凯的疼处。国家如此糟糕，前途如此黯淡，怎么办呢？杨度拿出了他的药方：“今欲救亡，先去共和。”[12]首先要抛弃共和制度！然后恢复帝制。 这是一个虽然也去日本留学，却没有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的人。他开口闭口都是强国，而所谓强国的楷模，在他的心里就是中国的秦皇汉武，加上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早在清末在日本留学时期，就鼓吹铁血主义，遭到清醒者如鲁迅等人的厌恶。他心里只有强权，没有博爱；只有国家，没有国民；只有统治者的权力，没有个人的平等权利。这种思想状况，其实与他一切都为帝国着想的帝王学有关。他认定大选必然导致大乱，所以坚决反对竞选制度，主张一定要“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他说：“孟子言定战国之乱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国之乱亦曰：‘定于一’。彼所谓一者，列国并为一统；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也。”[13]在这里，他连孟子的民本思想都不要，改“民为邦本”为“君为国本”。而他把这一切解释为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国情特殊，就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 “筹安会”号称“六君子”，其实主要就是他一人在忙活，但他雄心勃勃，志在必得。 根据曹汝霖的回忆，“有一次国务会议，内务朱总长（启钤）司法章总长（宗祥）提议，谓外间有筹安会之设，发起者都是名流，昌言中国应改君主立宪政体，实属淆惑人心，且与现行法抵触，应如何处置？总统说，应由两总长警告该会主持人，只应在学理上讨论，若出了范围即为触犯现行法，应加以制止。”[14] 可是，当两位总长去警告杨度时，杨度说这是奉命行事，若要制止，请找袁克定。两位总长只好“无言而别”。这是中国官场的恶习在作怪，两位总长竟然没有去找袁克定，结果是总统发话制止，却到这里就不了了之，没有贯彻执行。在整个帝制运动中，此类拉大旗做虎皮的事屡见不鲜。 在帝制运动中，袁世凯一次次拒绝，一次次推辞和拖延，人们往往把这看成了袁世凯的虚伪，党国史家更是认定那是为做皇帝而欲擒故纵，有意欺骗人民。其实,袁世凯也是受骗者，杨度和袁克定就不止一次欺骗袁世凯。比如，杨度为了让袁世凯相信他的主张，曾经冒名且代替他的老师王闿运给袁世凯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一边危言耸听地说“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一方面拿出历代帝王学者惯用的手段，说“窃谓汉语有云：代汉者当途高。汉谓汉族，当途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即楚故邑也。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彼，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怀情于偏论，勿蹈匹夫遹守之节，勿失兆民归命之诚，使衰年余生，重睹开日，闿运幸甚！天下幸甚！”那个年代的人们，唯物主义者尚不太多，袁世凯对此未必全信，却也肯定不会全不信。各省劝进，袁世凯都没有回应，接到这份“王闿运”的电报，却马上做了回复。有人反对恢复帝制，他就说“奉命而行”，让人去问袁克定，结果人们就以为是袁世凯的意思，这真把袁世凯害苦了。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才德不称，也做其宰相大梦，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15]此语真是知人论世，入木三分。 如果说杨度是恢复帝制的第一推手，筹安会做的是舆论工作，那么，通电各省军民两长及各团体派代表来京讨论国体问题，并且各省代表“一致主张君主立宪”的结论做出之后，接下来的就已不是讨论，也不是民意测验，而是恢复帝制的行动：恳请总统当皇帝。 梁士诒等人成了活跃人物，他们与杨度一道，推着袁世凯做皇帝。一系列准备做好之后，9月6日，袁世凯却宣言改变国体“不合时宜”，“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因为“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无论多么困难的事，都难不倒聪明的中国人。总统要遵从民意，民意很快就在总统面前展示了出来，让你躲也没处躲。 9月19日，“全国请愿联合会”建立，马上占据了帝制运动的中心。他们声称：“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皆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16]在他们的鼓捣之下，五花八门的请愿团闻风而起。除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孔社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等等之外，还出现了了乞丐请愿团。他们以此向帝制反对者施加压力，要求代行立法院顺应民意而制定“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于是，国民代表大会启动，从10月25日起，各省选举代表，至10月28日开始投票表决，到11月28日，全国投票结束。12月11日，参政院查票，结果是国民代表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的票是1993张，既无反对票，也无弃权票。 这就是中国的民意！全国人民一致恳请大总统即皇帝位！这样的民意，袁世凯是信还是不信？袁世凯不傻，也许压根儿就不信，但民意一旦被制造出来，且不说袁世凯内心愿意相信，就是不愿相信，行吗？它是一致投票的结果，你用什么方式反驳？ 于是，参政院代表全体国民，于12月11日上推戴书，袁世凯就只能是例行推让了。多少年来，党国史家写到这里，总是要再次痛骂袁世凯之伪，退回推戴书等都是在做样子骗人，却很少有人认真细读帝制运动中出自袁世凯的那一系列文本。我以为，此时的推辞虽然已经是例行公事，不可能改变事情的进程，但是，袁世凯退回推戴书的咨文仍然流露着袁世凯此时的真实心情。看看这份文本吧，无论是谁替他起草的，都是大手笔，因为他写出了袁世凯的心声： “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 “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 “爱我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 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话理解为肺腑之言呢？尤其是最后一句，简直是向国民代表乞求了。我知道你们爱我，却为什么要强我所难呢？ 遗憾的是，没有人认为袁世凯的推让是真诚的。在一个争夺才是正常、推让必是虚伪的环境里，人们自然把一切的推让和不情愿当作假象。代行立法院早有准备，知道必有推让，准备二次推戴就是了。当天下午又开会，15分钟就完成了二千余字的第二次推戴书，歌功颂德，为袁世凯解除道德上的愧疚和心理上的不安。“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至于宣誓，“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这些话的确能解除这特别的内心压力，袁世凯还有何话可说？12月12日，宣布承认帝位。 最终降服袁世凯的，是民意。所以，在第二天接受帝位时，才有那翻“跳火坑”的话。只要不是存一个先入为主的见解，努力把袁世凯往坏处想，面对原始资料，读到“跳火坑”的那番话，是很容易掉眼泪的！一个杰出的领袖人物，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其实更喜欢垂钓于洹上，但因为民意，却明知帝位是个火坑，也不得不跳了！ 如果跳下去就是英雄，就是烈士，倒也罢了，人生自古谁无死？可是，袁世凯跳下去，却是毁了一世英名！那些竭力制造民意的人，多是袁氏故旧，面对后来在痛苦中去世的袁世凯，能心安吗！？ 糟糕就糟糕在身边的人们所习惯的那些官场恶习。比如，有意见不敢明说，不敢直接去问，不把人的真话当真话，而是习惯于隔着肚皮猜。更有甚者，上峰一个眼神，一个表情，或者几句牢骚话，他们就纷纷惴度，而且自以为心领神会，为讨好上峰，积极行动去了。人与人之间，多是卑下的猜度，少有坦率的沟通。 前文说到，据曹汝霖回忆，在袁世凯决定恢复帝制之前，“公府人员，已对总统称之谓‘上’，外省呈文，都改奏折，但我仍不改其称谓，总统亦无见怪之意。”[17]这是多么好的现象！可是，当曹汝霖把这种情况告诉同事，得到的回答却是“你太忠厚了”之类的嘲讽。而曹汝霖本人的表现也有意思：袁世凯让唐在礼把各省劝进名册拿给曹汝霖看，劝进者竟有数万人，其中不少知名人士。袁世凯此举是什么意思？也许仅仅是让曹汝霖了解情况，但曹汝霖把名册交还唐在礼时却说：“请回总统，我明白了。”[18]他明白了什么？从此不再反对帝制。可是，这是总统的意愿吗？实在是个疑问。因为你是一个有见解的人，总统把劝进的情况告诉你，就是要你赞成称帝吗？人处高位，没有几个能推心置腹说话的人，下面人自作聪明，隔着肚皮猜度上意，然后就顺“上意”而行，所行的却未必真是上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真诚和不坦率，遮盖了民意，又欺骗了上峰。 更为严重的是，连他的儿子也欺骗他。袁克定努力推动帝制，主要是私心在起作用。因为父亲如果做了皇帝，按照旧规矩，他就可以当太子，将来或许能做皇帝。当然，这也是推测，而且是往坏处想，很容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袁克定的确是很早就希望父亲做皇帝。早在1911年11月，袁世凯约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曾经约见莫理循。袁克定悄悄请求莫理循督促他的父亲不要固执，赶紧乘这个机会当总统或者当皇帝。莫理循评论道：“袁世凯之子有野心，但是愚蠢之极。”为了让父亲称帝，袁克定什么招儿都用了。据袁世凯的女儿回忆，为了欺骗父亲，袁克定甚至为父亲印了一份假报。袁世凯爱看《顺天时报》，从中了解舆论。袁克定就专门给他印了一份，舆论全是拥护帝制。直到有一天，女儿从街上带回一张报纸，袁世凯见与他看的完全不同，先是大惑不解，后是大惊、大怒，把袁克定叫来痛打一顿，骂他不仅欺父，而且误国。可惜此时已经晚了，一切无法挽回。直到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才为此痛不欲生。 所谓“国情”和“民意”，真把袁世凯坑得不浅。 3、帝制的取消 袁世凯称帝，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为了适应国情、顺应民意。但最后的结果却让他困惑：那么多人劝进，一致投票赞成改变国体，拥护恢复帝制，这是国情和民意；为什么蔡锷振臂一呼，这国情和民意就变了，转眼之间那么多人反对帝制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袁世凯应该明白，这是专制传统下的政治文化特有的现象。专制传统之下，统治者往往习惯于制造民意、强奸民意，民众则不敢说真话，而以说谎为正常，结果，就常常弄得任何人都不知道真正的民意之所在。谎言之国，就是这样害人也害己。 云南独立之后，另一种国情和民意的确迅速显示了出来：1月27日，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4月6日，广东独立；4月12日，浙江独立；5月9日，陕西独立；5月22日，四川独立；5月29日，湖南独立……尤其是四川和湖南的独立，对袁世凯打击甚大，因为掌管那里的是他的亲信。 而且，亲信、好友、甚至亲人，也纷纷弃他而去。先是几个老成练达的人物，对帝制前途不看好，先后递交辞呈，离京而去。他们是李经羲、赵尔巽等。张謇是农商总长，本是请假回原籍探亲，到家后却立即递来辞呈。副总统兼参政院院长黎元洪，托病请假，不再出席会议。就连他的老友徐世昌等人也躲得远远的。接受帝位时，王士珍就请假，说是伤风感冒了，段祺瑞称病隐居于北京郊外。教育总长汤化龙，辞职躲到上海去了；做过总理的熊希龄，以省亲为由离京回湖南……就连弟弟袁世彤、妹妹袁书贞，也都登报声明，因为他称帝而与他脱离兄弟姊妹关系。 那么得人心的事，怎么会如此失人心！？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才真正知道杨度等人弄出来的“国情”和“民意”多么不可靠！ 此后的事是后来的党国史家和教科书不愿讲的，因为它不能强化袁世凯的罪行，而是让人看到他原来真的愿意顺从民意，而且是一个知错能改的人。 看到人们并不真心赞成他做皇帝，袁世凯尽管觉得有些丢脸，却没有像一些领袖人物那样为了自己的脸面而坚持错误。公道地说，如果袁世凯坚持下去，一错到底，就是要做皇帝，可能真的谁也拿他没办法，因为护国军的兵力并不足以推翻他。而且，如果他态度强硬，那些观望的人也可能不会追随蔡锷。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领袖人物都是那样做的，错了可以自己偷偷改，却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如果有人提出批评，那就偏把错误坚持到底，以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与正确。袁世凯却没有这样，见有人反对，他就犹豫了；见反对的人越来越多，他就不再坚持，而且准备纠正错误。 按原计划，洪宪皇帝应该在1916年元旦登基，如果那样，袁世凯就真的成了皇帝。可是，离登基只差6天，蔡锷起兵了。此时的袁世凯如果执意要做皇帝，仍然可以按计划登基，有人也曾劝他这样做，因为蔡锷的军队在云南，短时间内打不到北京来。历史上许许多多皇帝都是在反对力量还非常强大的情况下就登基的，甚至是打下某个城市就宣布建国的。一心想当皇帝的人，从来不在乎有人反对，在一片反对声中登基的，可谓比比皆是。而且，这样的统治者还有一个特点，无论民众怎样反对和抗议，都不会退位。可是，袁世凯却没有那么不要脸，蔡锷一反对，元旦那天他就没有按计划登基。 据说，在云南宣布起义当天的国务会议上，袁世凯报告此事时竟然语无伦次：“云南自称政府，照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此事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19]这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派兵镇压，不是维护自己的皇帝地位，而是后悔自己接受帝位。做错了事，他不喜欢埋怨身边人，因为说到底还要怪他自己，心慌之际，他还是有点埋怨，因为他有理由埋怨，整个帝制运动过程中他都常常很被动。他曾经很矛盾，很犹豫，是别人推拥着他走到了这个地步。 作为国家元首，乱子出来了，当然要打起精神维护中央的权威。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所以仍然理直气壮。他说：“君主立宪既以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稍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同时，他为自己进行辩护：“共和元首之即位，例有守法之誓词，载在《约法》。所誓者何？誓遵民意所定者也。以共和国之元首，一切应以民意从违，此义推之古今中外，无可不通。设民意欲共和，而元首欲帝制，是谓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为叛民。”[20] 他虽然强调恢复帝制是遵从民意，却终于没有登基。 2月23日，他又宣布暂缓登基。如果真有皇帝瘾，他此时的选择应该是抓紧登基。 暂缓登基，一缓就到了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消息传来，袁世凯就打消了做皇帝的念头。 为此，他请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前来商议大事。会议是在21日开的。老朋友讲交情，差不多都来了，但一个个心情沉重，不知该说什么好。袁世凯开宗明义：各位说说看，帝制是该继续还是该取消？见大家不愿说话，袁世凯表示：我看还是取消了好。大家表示同意，于是就决定撤销帝制案。 据丁中江所述，3月24日，袁世凯请一直不赞成帝制的张一麐入见，对他说：“我真糊涂，没有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今欲下撤销帝制令，非你起草不可。”一边说着一边把王式通起草的稿子给张看，并说：“我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下令取销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张一麐黯然叹息说：“这全是总统受小人的蒙蔽。”袁说：“全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他人。” 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的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述及此事，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袁氏虽濒于失败，仍不肯诿过于群小，较之明于责人昧于责己者，毕竟不失其倔强之本色”[21] 最后改定的这份总统令说明了帝制运动的起因，叙述了帝制运动的过程，也叙述了自己的一再辞让而人们“不谅其辞让之诚”的情况，最后终于酿成帝制之祸。作为一份事实上的“罪己诏”，自责也不为不重，比如：“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此时的袁世凯知道自己犯了一个极大的过错，但他还是把事情看得太轻了，似乎取消帝制，不当皇帝，他就可以回头继续当总统。可是，世间哪有如此好事？既然接受帝位，也就意味着背叛了民国，那些起兵保卫共和的人们能让你让你当总统吗？大错铸成，常常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4、也许严复是对的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著名的翻译家、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家严复。 众所周知，在帝制运动中，严复的形象很不光彩——他是“筹安六君子”之一，而所谓“六君子”，在人们心目中事实上已是“六小人”。无论严复列名筹安会是否情愿，也无论他有没有参加活动，既然允许杨度使用自己的名字，护国战争胜利之后，被作为罪魁追究，是必然的，也是应当的。最后的结果，严复虽然没有被起诉和通缉，但从此更加边缘化，很少有人再倾听他的声音。 然而，被忽略的声音，未必没有价值。 护国战争胜利了，在一片要袁世凯下台的呼声中，严复的想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弄出这样的乱子，袁世凯当然有责任，但他的过错是可以原谅的。他说：“彼项城固不得为无咎，而所以使项城日趋于专，驯致握此大权者，夫非辛壬党人？参众两院之捣乱，靡所不为，致国民寒心，以为宁设强硬中央，驱除洪猛，而后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项城不悟，以为天下戴己，遂占亢龙，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扫地。呜呼!亦可谓大哀也已。”[22] 也就是说，他认为责任并不只在袁世凯，而是也在革命党人，如果不是他们捣乱，使国民寒心，就不会回过头来盼望强有力的中央，也不会接受帝制。后来史家讲帝制运动，只强调袁世凯一心要做皇帝，却忽视了特定的民意基础及其成因。 更重要的是，面对称帝失败之后的国家局势，严复认为袁世凯万万不可下台。他说：如果袁世凯还有良心，就不能辞职下野；如果袁世凯还能为国家和百姓着想，就不能辞职下野。他承认袁世凯犯下了过错，在正常情况下是应该下台的，但此时却必须留在台上，因为他若下台，中国的秩序将会大乱。所以，袁世凯要等全国秩序稳定之后，再下台谢罪，而且那时候他必须下台。严复说： 盖使项城今日而去，则前者既为其不义，而今日又为其不仁；使项城他日而留，则前者既为其寡亷，而他日又为其鲜耻。……今日必不可去，他日必不可留。[23] 在他看来，袁世凯如果因为犯了过错就引咎辞职，虽然看上去品格高尚，其实是对国家不负责任。国家因他而陷入混乱之际，他就应该负责维持大局，而在将来稳定之后再离开总统之位。 严复的另一段话也值得注意： 值此袁氏孤危戒惧之时，正可与之为约，公选稳健之人，修约法，损其政权，以为立宪之基础，使他日国势奠安，国民进化，进则可终于共和，退则可为其复辟，此时亦不相宜。[24] 也就是说，面对一个强大的独裁领袖，与虎谋皮要民主，是很难的，要求他守法而不越权，也是很难的。但在他犯下过错的时候，却可以乘机立法限制他的权力，为宪政打下基础。 可惜的是，1916年的夏天，没有多少人能如此宽容地对待袁世凯。作为有影响的人物，做过民国首任总理的唐绍仪斥责袁世凯不顾廉耻，建议他立即退位；伍廷芳也建议袁世凯退位，以求“灵魂的安乐”；张謇也劝袁世凯退位，否则难平民愤。就连冯国璋也召集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等代表到南京开会，讨论袁世凯的去留问题。 蔡锷、梁启超等人的态度更容易理解：如果让袁世凯继续做总统，谁能保证他不秋后算账？为护国领袖们的安全和命运计，自然不宜再让袁世凯继续当总统。但是，百年之后回头看，严复的确看到了一个推进宪政建设的机会。如果蔡锷和梁启超当时也能与严复想到一起去，因而对袁世凯宽容一些，为国家的稳定而更多一些克己和牺牲的精神，说服国民，让袁世凯继续做总统，民主共和国的命运，也许会好一些。 不幸的是，这个机会被错过了。更加不幸的是，不仅未能留住袁世凯，而且蔡锷、黄兴也相继去世。于是，群雄不再有威慑，一些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人物，一些为争夺权力而不择手段的人物，终于渐成气候，人们所担心的乱局，不幸成为事实，而最后降临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人与民主宪政，终于成了牛郎与织女。 相关图文： 重读袁世凯临终前的几则遗言 年号“洪宪”：袁世凯要当的是宪政皇帝 一个世纪以来能有几人做到袁世凯这样？ 读史札记：袁世凯对詹天佑的知遇之恩 21条：日本与孙中山联手逼袁世凯就范 超大规模《袁世凯全集》出版，震动史界 “袁世凯死了，中国也跟着输了” 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说明什么 普及性作品中袁世凯形象的演变 若能给袁世凯那代执政者更多一点时间 为搞垮袁世凯，孙中山给日本首相写密信 共识网举办袁世凯逝世百年征文 百年过去，可以更客观评价袁世凯了 必须否定袁世凯的错，不能否定他试错 袁世凯之问：建成共和要几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