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记忆将你带回到1984年的夏末、初秋，杭州的西子湖畔，紫竹院旁。

色彩斑斓的浙大校园，此时会是另外一种美丽：成熟，浑厚，兼容并蓄，自由散漫，这些关键词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构造了一幅巨大的油画，美不胜收！

这时候，如果你见到一对骑着崭新的自行车，穿着统一的海军蓝西装，鱼贯而出，潇洒而归，由十一位帅哥组成的车队，别以为那是海军特战队在演练。

那就是咋们当年1983级管理系研究生的车队。原本整整一打十二个，有一位被送走了，预备留法，剩下的残余势力就此，在浙大校园开始兴风作浪。

十一位汉子，来自四川，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最多的还是来自浙江本省的。很多优秀的浙江学子不愿意离开本地，浙大自然就是最好的选择。若干年之后，我才意识到，交通不发达时代人们的选择，和交通发达时代，有太大的差异。当年我自己毕业时，就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影响。这点后面再谈。

只有回到那个年代，你才会明白，这些关键词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个西装少见，新衣服还是高端商品，三大件成为很多人结婚时重要备件的时代。当年与我们同级的校友，很多人可能到了研究生毕业，也舍不得为自己做身新西装的，不管他们在经济上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我们能？而且做了？

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咋们第一次玩创业，赚钱了，而且是赚了很多钱，也让校团委捞了不少的好处。

当时的浙江，私营企业已经不仅仅只是蠢蠢欲动，而是有点像初春的野草野花，开始健壮冒嫩芽了。

有好几次，我在系办公室见到陌生的来访者，看样子像是农民，黝黑的脸庞，普普通通的着装，朴实的眼神和客客气气说话的语气。见多了，就产生了好奇。当时的系办公室就设在数学楼上的某一层，具体的层次都不记得了。

那时候，管理系刚刚开始组建不久，在我们前面已经招了几届研究生，人数不是很多。那时拥有硕士研究生培养资格的老师实在是太稀罕。我进去的时候，我的老师还是讲师，而我自己在四年之后也是人民大学的讲师！

在我们那一年开始试着招收本科生，也就是一个班吧，三十几号人。那时候的本科团队，和现在的陆海空完备的集团军装备与规模相比，充其量只是个乡村游击队，队员拿着的，还是烧火棍和少量的火桶枪。

这些陌生人不是普通的来访者，而是知识的渴求者！他们之中，就包括了今天世界闻名的鲁冠球！人家当年开始打天下时的辛苦和执着，估计少有人能够理解，更难做到。

有一次，教管理学的王教授带着我们一号人，去实地看看，第一线的管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选择了作为集体企业的鲁冠球的工厂（当时还没有公司！）。那时很可能还是鲁冠球主动要求咋们去的，他可能以为，这么牛哄哄的大学的管理系的研究生，一定个个都是管理学问上的专家。

鲁冠球的工厂，只能用寒碜来形容，就是非常普通的在当年的中国数以万计的“公社农机厂”之一，技术上充其量只能做点小技术的修修补补。几个很廉价搭起来平房，工厂里面一股难闻的气味，到处都是杂乱无章的物件。

记忆最深的是，我这个湖北佬，基本上没有办法听懂他们的人在说什么！

鲁冠球的厉害之处就在，即使是在如此的寒碜境地，他却开始了野心的膨胀。他后来的成功，就这如同当年那无数个，由草民成就帝王梦的故事！

对于他，这时对于技术的需求，应该比对于管理的需求更急迫，因为，他的工厂基本上没有技术含量可言！没有技术，就没有制造，也就没有产品和生产，那还要管理干什么。

可是，牛人就牛在，普通人看来没有价值的东西，他们还当做宝贝，等到普通人回过神来时，时过境迁，对不起了。

看了这许多，我们班级几个小伙伴就合计：搞个培训班，训练一下这些“土傻帽”，让他们开开窍，少走一些弯路。

当时，听了很多来自第一线的农民企业家的故事，即使在拥有管理知识不多的我们看来，很多做法也实在是只能用“傻帽”来描述。

就这样，说干就干。我来负责执行，找教室，找老师，还有安排课程。几位同学协助。我们的小班长则负责找学员。

说到小班长，他是浙江人，十四岁上的浙大，现在是浙大最牛的教授之一，在国内自然是大名鼎鼎。当年很多这般年少的大学生，多数毕业时已经被摧毁掉，像他这样持续的上进的应该在少数。我们推选他当班长，也是因为他最小，精力充沛，而且，也喜欢折腾。

这一次，还真的体现了他作为浙江人的智慧和胆识。应该就是他，想到了在《浙江日报》打广告的注意。

当年的党报是不让做广告的。即使做了，也只是为声誉良好的大公司，当然是国营的。当年的私营经济只有小摊贩，后来壮大的浙江私营企业，则多数是靠接手集体企业搞起来的。

几个来回，还真的让他制造了奇迹。当时我们半信半疑，他说等着瞧。这家伙有时候说话神神秘秘的，还特别喜欢打太极拳，这里估计也用上了太极的精髓。

几天之后，我们的招收广告，就如期的出现在《浙江日报》的第一版的下方，看上去不起眼，但是，在当时的效果，敌得过现在在最贵时段的广告播出。

为什么？

因为当年的读书人，会一字不漏的读完每一版每一页的报纸内容！那可是个文化极度饥渴的年代。

做企业的，特别是浙江的企业家们，则读的更细致：因为，是党的政策在控制者他们作为企业家的命运。他们玩的就是政策。那年代，谁对政策敏感，谁就抓住了机会，谁就能够成就伟业。

广告刊出不到一个星期，就招来了三十几位企业家的报名，我们当时的要求是：只招企业的领导，一二把手！

随后，就是准备老师，准备阅读材料，搞必须的印刷，再就是迎新。迎新那天，我亲自坐阵，端茶送水。结果，热情周到，温馨细致，客气礼貌，是当年那些汉子对我的评价。那时候的自己也还是一个大孩子，二十二岁的样子。虽然大脑里装了不少的数学概念，像《测度论》、《随机过程》、《泛函分析》之类的高深知识，但是，对于管理世界，也只是个新来者，先行多读了几本书而已。

那帮人用心、专心的那股劲头，我一直难忘，也一直在鼓励自己。很多人都是农民，后来称为农民企业家的那种。他们说的带有浓厚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在我听来，比刚来美国时，和美国佬交流的效果，强不到哪里去。即使如此，借助于身体语言，我们还是交流的很开心。

校内的班，名义上是校团委组织的，委托我们进行。实际上，校团委只是出了个名号。那时候，这样的事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是在湖北，在内地的其它城市，恐怕即使你有心、有胆，也难最终做成。

很快，名声就打响了，就有国营的大公司来请我们去上课。我还因此享受了吉普车接送的待遇，去给当时一家很牛的公司讲现代化管理。一共是十五次，对方付费相当慷慨，当然是相对于我们当年每月五十元的助学金而言。具体的钱，先是全部上缴校团委，校团委负责支付讲课费，剩下的根据当时的口头协议，三方分，我作为主要的操作者，将获得一半的利润，班级和团委各自获得剩下的一半的一半。如果参与了讲课，讲课费单算。讲课主要还是由老师承担，想到的还是质量保证。后来意识到，很多老师的水平还不如我们认真准备之后的！

结算下来，应该归我的有一千多元！好大一个数字！那是个万元户牛哄哄的年代！这时候，我们班的一位来自七七级的“老大哥”，“厚积薄发”，开始用很权威的口气发表意见：赚钱容易对于你，也不是什么好事！

就这样一句话，原本属于我的，就此收缴到班集体。

这样一来，班集体就非常富有了。那么，下面，怎么样来花掉这些钱，就是一个大问题。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特战队阵势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