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19)

劉鉞聲

文革中的“逍遙派”溫家寶慷慨解囊救同學

1965年以全優成績在北京地質學院本科畢業後，溫家寶便繼續留在該院的地質構造專業讀研究生。“文革”開始後，在“停課鬧革命”的口號下，全國的大學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全部停止，溫家寶當然也不能倖免。因此，溫家寶讀研究生實際上僅讀完了一個學年。
中國地質大學校史“十年浩劫，學校蒙難”有如下記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這次會議標誌著“左”傾方針在黨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由此在全國爆發了“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釀成了十年內亂。北京地質學院也在劫難逃，教育工作遭到嚴重的破壞，成為“重災區”，元氣大傷。在苦度劫難的十年中，北京地質學院既有令人痛定思痛的嚴重教訓，也有在逆境中憤起抗爭的苦鬥，含辛茹苦，自強不息，艱苦創業的艱辛。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6月2日，《人民日報》予以全文發表並刊載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從此，北京大學率先開展了“文化大革命”。
由於林彪和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篡奪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領導權，到處煽動師生“造反”，進行全國性大串連，衝擊黨政機關、軍事部門、企事業單位，挑動資產階級派性，“踢開黨委鬧革命”，造成“全面內戰”，“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混亂局面。學校的教學、科研等各項工作陷入全面癱瘓狀態。
十年浩劫，學校蒙難，1966-1970年五年間，學校停止招生。
1968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等單位發出《關於派工宣隊進駐學校的通知》。8月25日，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學校，接管了學校的全部工作，進行大批判、大聯合、成立革命委員會、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等所謂的“鬥、批、改”，知識份子受到嚴重摧殘，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從1969年11月15日起，千余名教職工舉家帶口、扶老攜幼，被送往江西省峽江縣仁和公社“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
“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使高等教育事業遭受一場浩劫。1970年，北京市原有的46所高校中，有13所被迫外遷，其中以地礦、農林院校為主，我校為受害學校之一，使學校更加雪上加霜。自此，學校進入了動盪、顛沛流離狀態。在倉促的搬遷中，儀器、圖書資料、標本、教學文檔等損失慘重，教職員工失去了穩定的安身立命之所，美麗的校園被蠶食、侵佔。
不過，出身書香門第的溫家寶並不願意介入批鬥師長的造反中，成為文革中的“逍遙派”。
曾在南開中學與溫家寶同窗六年的老同學房世祚，曾對香港《大公報》記者回憶說，“文化大革命”初期，自己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受迫害，無奈之下，身無分文的他頂著被刷了一頭綠油漆的頭髮，步行一百多公里到北京地質學院找到了正在讀研究生的溫家寶。
高新在《溫家寶傳》中也提到，在那場邉拥某跗冢�如此形象是典型“牛鬼蛇神”，一般人自然唯恐避之不及，但溫家寶不但熱情地將他留宿，給他出主意，還慷慨解囊，給了他20元錢以解燃眉之急。在那個公共汽車車票只有三五分錢的年代，20元實在是已經可以救人一命了。
《大公報》記者訪問到的溫家寶南開另一位六年同窗，也是他們班同學聚會的聯絡人周強說：“我可以總結一下我們班同學的特點，我們有從事教育工作、法律工作、技術工作的，有當領導幹部的，雖然工作分工不同，但都學有所成。大概是囿於時代的原因，我班同學中沒有一個‘大款’。‘文革’期間我們班的同學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崗位，但沒有一個參加‘造反派’，我們不會隨風趕時髦，只會按照南開教給我們的信念準則踏踏實實地做事做人。”
溫家寶在北京地質學院的一位同年不同專業的同學曾對《溫家寶傳》作者高新說：“這個人（溫家寶）學習成績優秀，但在同學裡人緣很好。沒有參加造反派是肯定的。但當時學院裡的紅衛兵組織雖然派別林立，但哪一派人也不會把鬥爭矛頭對準溫家寶。溫家寶被分配到甘肅不是什麼‘發配’‘充軍’，因為我們地質專業決定即使讀研究生，實習地點也往往是自然和生活條件十分根基的地方。依溫家寶的志向，如果沒有‘文革’，即使學院希望他在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他可能也會選擇到基層地質隊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