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的彼此误判导致“反右”：中共误以为知识精英基本上被慑服，没有想到其实蓄积了强烈的不满；知识精英则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为毛真心欢迎监督，也错估了民主与专制的力量对比，以为中共就算听不进“逆耳忠言”，也抗拒不了


　　老高按：送走了文革50年，又迎来了“反右”60年。关注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国史的人，自然对“反右”投以更多的关注。我主持的电视访谈节目“历史明镜”，最近集中在这个话题上。上个周末，我回答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访，做了专门介绍。
　　对60年前发动全国“反右”，中共迄今嘴硬，坚不认错，只承认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扩大”多少？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统计，全国共55万2877人划为“右派分子”，中央留下五名“右派”不平反，全国则共留下96人不平反，其余均认定系“错划”——拿起计算器来做一下小学二年级的除法：99.999%是“扩大化”了！
　　一场运动，打击对象中只有不到万分之二，按照官方认定的标准算是“罪有应得”，还说这场运动“没错”。这样的事，实在太有中国特色了！
　　“扩大化”远不仅此。“反右”中受到“扩大化”打击的，还有全国各地未列在正式名册上的“土右派”“准右派”（中共后来不是有个说法，叫做“享受同等待遇”嘛），人数多少，史家说法不一，从一百多万，到三百多万；
　　“扩大化”还不止此：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祸，还瞬间同时降临其所有亲属子女，一律沦为“贱民”，求学、就业、成家……无不遭歧视、压制，几代人难以翻身；“右派分子”尚可摘帽平反，但他们的后代被株连，遭受的厄运，再也无法挽回，怎么补偿？
　　“扩大化”这还没完：竟连不少普通农民也遭遇无妄之灾，被判刑、劳改！美国华人口述历史工作者依娃女士于2017年4月专程前往甘肃，就调查探访了不少被判刑农民的后代——可惜他们的父辈绝大多数都已去世，他们没有文化，没有话语权，这一页血泪历史留下了很多空白。
　　关于“反右”，我们已经做了如下三期电视访谈节目：

　　“历史明镜”第31期：访问中共党史专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SMRZCXFW38&t=723s

　　“历史明镜”第32期：访问美国博士、历史研究者华新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uCVGa1Af0&t=723s

　　“历史明镜”第34期：访问美国华人女作家、口述历史工作者依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2y1PL1SE&t=91s

　　今年还是十月革命100周年、中共建军90周年、芦沟桥全面抗战80周年。文革后恢复高考40周年、香港回归20周年……这些，相信大家都会关注和讨论。此外我还对一个时间点感兴趣，那就是：邓小平忌辰20年（1997年2月19日，已经过去了）。去年是毛泽东忌辰40年，大家热烈甚至激烈争辩毛泽东时代的功罪得失，那么在邓小平忌辰20年这一年中，想必会评述邓小平时代的功罪得失。对了，邓小平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直接指挥“反右”，文革之后复出，又坚决不同意否定“反右”，在评价邓小平功罪的时候，这也是不容回避、不容隐讳的一笔吧。


　　反右：中共对知识精英的首场大规模摧残

　　索菲，法广

　　在国人的历史记忆上，1957年这个年份与“反右”紧紧相连。明镜集团在“反右”运动60周年之前出版了数套关于“反右”的档案史料，并将回顾和反思“反右”，作为近期“历史明镜”电视节目的焦点话题。我们今天请“反右”史料丛书的责任编辑、“历史明镜”节目主持人高伐林先生来介绍。

　　法广：高伐林先生，毛泽东发动、邓小平具体领导的“反右”运动，已经60年了。你们为回顾和反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做了哪些工作？
　　高伐林：明镜很早就关注“反右”。“反右”是中共建政之后第一次整肃知识精英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开启了从大跃进-大饥荒到文革，一个比一个大的灾难；“反右”也是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少有的几个邓小平压住不容否定，只承认执行过程中“扩大化”的政治运动，他为了证明“反右”正确，特意留下几个“右派”不予平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明镜出版社出版了华民所著的《中国大逆转》，这就是一本反右运动史。前年以来，明镜旗下的国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两套有相当规模的电子书，一套是《反右绝密文件》，这是全套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12册；另一套是《千名中国右派处理结论和个人档案》，6册。

　　国史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两套“反右”绝密档案史料。

　　法广：历史明镜电视节目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呢？
　　高伐林：我们邀请多年研究反右的学者专家，以及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后人，作为嘉宾来从各个角度回忆“反右”。例如，我们邀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的宋永毅教授来讲“1957：中国知识分子的荣光和耻辱”，他是刚才我谈到的两套反右运动史料电子书的主编，他与他的团队还主编了资料浩瀚的“反右运动资料库”；再如，我们邀请了美国华人学者华新民博士来评述他的乡贤前辈、中国力学和应用数学奠基人之一钱伟长为何被打成“右派”，他从中汲取什么“教训”。这两位专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反右运动造成的最严重的损害。

　　法广：你所说的“最严重的损害”是指什么呢？
　　高伐林：那就是对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摧残和扭曲、对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
　　华新民博士谈到了钱伟长的一桩“告密”的公案：1986年年底，方励之、刘宾雁、许良英等人写信，发起利用春节假期、筹备一个小范围、小规模的反右30周年研究会，钱伟长收到了信，却上交中央，并表白与方划清界限，导致中共出手将方、刘等开除出党、逼迫胡耀邦下台，而钱本人则受到邓小平表扬，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华新民博士指出，未必能将钱伟长这一举动认定为“告密”，他对后续事态也是始料未及的。但此事无疑反映出他内心的畸变，这正是他戴了26年（1957～1983）“右派”帽子的恶果。
　　宋永毅教授更举出了大量实例，指出当时所谓“右派”们披肝沥胆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意见，表现出深刻的历史洞见，达到了很高的思想水平。这些意见和建议，有的直到文革过后终于被定为国策开始实施；有的甚至直到今天，思想界、知识界都没有能达到那种高度和深度。这说明“反右”造成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元气大伤，阴影笼罩几代人。

　　法广：为什么会酿出这场大悲剧，学者们怎样分析？
　　高伐林：五十年代中期，中共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之后，毛泽东认为，在国内还有资本与共产党较量一下的，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他们有知识和由此而来的声望和政治思想影响力。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巩固中共领导权，就要改造知识分子，这是中共和毛泽东的既定战略。不过，当1957年4月份中共开始“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受到国际上斯大林罪行被曝光的冲击，想顺应历史潮流，释放社会压力，同时他也比较自信，于是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运用各种方式来动员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来“帮助党整风”。然而1957年的5月，知识精英们在16天中真的“大鸣大放”，情况汇总上报到毛泽东那里，他就坐不住了，认定是向党争夺领导权，下令反击，发动“反右”。

　　法广：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自我辩护说是“阳谋”、不是阴谋的来历？
　　高伐林：是的，宋永毅教授认为：反右是中共与知识精英彼此有巨大的错觉和误解所造成的。中共误以为知识精英都基本上被慑服，没有想到其实蓄积了那么强烈的不满，一旦被引发就像大河决堤；知识精英则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为毛是真心欢迎监督中共，也错估了民主宪政力量与专制力量的对比，以为中共就算听不进“逆耳忠言”，也抗拒不了。他们犯下了大错。
　　毛泽东在“反右”前就讲过：我们提倡百家争鸣，但“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就说得很直白了：他和中共是无产阶级这一家，知识精英们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家。毛泽东叫得那么响的“百花齐放”，经过“反右”，最终导致了“我花开后百花杀”（唐末农民军领袖黄巢《不第后賦菊》诗句）。

　　法广：你们的电视节目还谈到“反右”哪些方面呢？
　　高伐林：宋永毅教授从更广泛层面反思，指出知识精英固然是挨整的对象，但是他们自身也是他们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他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许多“右派”落井下石、告密陷害、嫁祸于人以求自保，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这一方面使“右派”们加大了罪状、加重了罪名，另一方面也使得道德加速堕落沦丧。
　　我们还安排了更多的访谈节目，例如，请口述历史工作者依娃，讲述对《星火》受害者后人的采访——《星火》是由一批兰州大学的右派师生创办的地下刊物，许多不识字的农民竟然也受牵连而被判刑坐牢，可谓“反右扩大化的扩大化”；再如，我们将对最早研究“反右”，写出专著《阳谋》一书的丁抒教授进行系列访谈，原原本本地系统介绍“反右”的全貌和全过程。

　　补白：对依娃女士的访谈，已经在5月22日直播；对丁抒博士的系列访谈，将从5月30日下午开始第一讲，初步安排有十来期。希望关心这一段历史的朋友都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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