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此同時，我見到了她的母親——一位皮膚白皙的老太太。在不經意時，她的母親會成為我們話題的主角。她談到母親當年隻身從四川逃出，談到母親出逃途中孩子死在自己身邊，談到母親給人做保姆而得以風平浪靜地生活，談到母親搬進她的別墅時的緊張和恐懼。而她的丈夫則告訴我說，他們在好長時間裡，經常聽到她母親在半夜裡喊疼呀疼。疼的地方在背部，當年被槍托打的。她說，母親即使得了老年痴呆症，仍然多次清晰地表達說：我不要軟埋！

　　我小說里寫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親經歷過的一段歷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鄰居的家人，無數無數，也都共同經歷過。他們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們背後家人的不幸卻幾近雷同。而株連到的子女們，亦都如前生打着烙印一般，活在卑賤的深淵之中。這些人數，延展放大開來，難以計算。當一個人成為“地富反壞右”分子，或成為“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那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充滿屈辱。這種屈辱，從肉身到心靈，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蓋因為此，當一切平復之後，當“成分”（年輕人可能都沒聽說過這兩個字，但它曾經是我們成長中最重要的參數）不再成為區分好人和壞人的標識之後，當他們從幽暗的深淵走出來之後，他們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更願意選擇把那些沒有尊嚴的日子，把那些傷痕累累的私人經歷深藏於心。不再提及，不再回想，也無意讓後代知道。仿佛說出這些，便是把自己已經結痂的創傷撕開來讓自己重新痛。而這痛，就是那種痛不欲生的痛。

　　兩年前，朋友的母親去世了。她辦完喪事沒多久，我們在一個會議上相遇。她約我一起到外面吃飯，然後向我講起母親去世的整個過程。火葬時，她為母親買了一口上好的棺材。很多人都無法理解，覺得她這樣做毫無意義。但她卻堅持這樣做了。她對我說，我媽多次講過，她不要軟埋。我一定要滿足她的願望。

　　就在這一次，我突然被“軟埋”兩個字擊中了。心裡頓時像是有什麼東西在燃燒。那一整天，我都在想這兩個字。我仿佛看到一個黑洞，深不透底。永遠有人想要探究，卻也永遠無法探究清楚。甚至，人們連基本的輪廓都看不到。時間何止無言，它還無色無聲無形，它把人間無數都消解一盡。那就是軟埋呀，我想。

　　我跟朋友說，我要寫一部小說，這小說的名字就叫《軟埋》。

　　就是這樣開始的。

　　我最初為自己找到的，就是這個小說題目。我把我手上正在寫作的其他，全都放下了。為了從容而安靜地寫這部小說，二○一四年春節後，我避開了所有雜事，也避開了武漢的寒冷，躲到深圳的海邊，開始了這部小說的寫作。三月的深圳，非常舒服。這是我一個多年至友家的房子，一直空無人住。朋友和她的親戚以極大的熱情和友善歡迎我去那裡寫作。房子四周環境極好，窗下有樹林有花叢有海。坐在電腦前，抬頭朝窗外眺望，大海似乎就在眼邊。而夜裡，清晰的海浪聲一陣一陣，直接入夢。我除了每早在陽台做一下頸椎操，每晚出門快步行走一圈之外，幾乎足不出戶。早餐是朋友早已備好的麥片雞蛋麵包一類食物，中午則由物業的女工給我送來一個盒飯。食堂大師傅是湖南人，他做的菜極合我的口味。晚上有時候吃點水果，有時候吃麵條，有時候什麼都不吃。這樣的環境和生活，正是我所盼望已久的。

　　我要怎樣去處理這樣一個題材。我要以一種什麼樣的結構方式來完成我的表達。我要尋找什麼樣的角度。我的人物要以什麼樣的姿態出場。我要選擇什麼樣的語調來營造氛圍。如此等等。我一節一節地開頭，否定否定再否定，好像是不停地在推門進門，推過很多扇，走了好多死胡同，然後終於找到我要進去的那個入口。

　　寫作真是一件讓人永遠興奮的事。而在這興奮之中，你的內心會生出另一種自由。你可以跟任何人在一起，你可以跟任何人說話。你根本意識不到時間的流逝，也意識不到自己的存在，甚至完全不曾產生孤獨和寂寞——儘管一整天，甚至很多天都是你一個人待着。你的手指敲擊在電腦鍵盤上的聲音，仿佛是你在與整個世界對話。你可以很自由地走到每一個人的面前，遞給他一張紙條，告訴他們，你對這事的想法或那事的觀點。而紙條上的字，就是你適才嘀嘀嗒嗒地打出來的。

　　這份自由，在束縛和壓抑的現世中是絕對沒有的。寫作的愉悅因此才會超越其他一切，而寫作的魅力也因此無限綿長。這足以讓一個寫作者無法停筆。

　　便是在這期間，我接到一個電話。內容是請我為推薦L詩人的詩集參評魯迅文學獎幫忙。我拒絕了。由此引發了一場“戰事”。而另一位詩人T，亦在這期間就職稱事宜對我進行短信辱罵以及人身威脅。於是，這“戰事”便成了一場混戰。我仿佛成了一位“雙打”選手，在猝不及防中遭遇了一場“自衛反擊戰”。這是我人生從未有過的經歷。“戰事”的時間很長，波及亦廣。它讓我意識到，這其實並非我與某一兩個人的事，而是我與某一類人之間的事。

　　迎面而來的便是諸多雜蕪，所耗費的是精力和時間。《軟埋》的寫作，便只能放下。一年的時間都過完了，歷經艱難，事情告一段落。T詩人被上級處理，我也了結掉一樁事。至於L詩人告我侵犯其名譽權的官司，尚未結束。此時，我也想得很清楚，無論勝敗，都不重要。是非曲直都擺在世人面前，如果大家都看得清楚的事，而法官偏偏看不清楚，你便是鐵證如山，也是枉然。L詩人早早就對記者說，他肯定贏，法院就在他家樓下。如此這般，你除了無奈，也就只剩無奈。再在此事上耗費時間已無意義。他們好意思讓L詩人贏，我又有什麼不好意思輸呢？我想。

　　此念一出，所有的事就都放下了。我立即對外宣布：閉關寫作。畢竟這部小說一直在耐心地等着我去完成。

　　七月，我住到了武漢江夏郊區，開始閉關寫作。我迅速讓自己重新回到一年多前在深圳時的寫作狀態。江夏的環境安靜，空氣良好。我每天中午開始工作，一直寫到凌晨兩點。早上則睡到十點之後起床。路遙似乎說過，早上從中午開始。這句話，只有我們這類寫作人聞之會心。

　　門前的菜園裡種着辣椒、番茄。吃對於我來說，是非常簡單的事。偶爾，有同事驅車過來，帶給我一點新鮮蔬菜，也有時候，我們一起到外面吃吃飯，聊一下雜誌的事。對了，在每天的寫作前很重要的一項工作，便是通過網絡了解或解決一些雜誌社的事務，畢竟我還主持着《長江文藝》原創和《長江文藝》選刊這兩本文學雜誌。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兩個多月，“軟埋”兩個字，就像鬼魂一樣追逐我。一些雜亂的聲音，成天在我的耳邊響：不要軟埋不要軟埋！每天傍晚，我都會沿着湖邊去散步，湖水中和樹林裡，也總像有奇怪的喊叫：我不要軟埋！我們不要軟埋！常常讓我自己好一陣毛骨悚然。

　　九月底，我終於完成了小說的初稿，進入漫長的修改期。而時間於我，還是鬆動了許多。這期間，湖北省文史館邀我去重慶考察古鎮。同行的是我的兩個老友沈虹光和江作蘇。這樣，他們將我從小說中的川東拔出來，去到現實里的川東。《軟埋》中許多背景正是在這一片區域。一路上，我看到了不少無主莊園，也觸及更多的細節。於是，調整、修改，再調整，再修改，斷斷續續地一直改到了年底。

　　在時間跨度長達三年的寫作過程中，“軟埋”兩個字，就如同種子，也深埋進了我的心裡。它們隨着我的寫作的進展而生長，一直長成了一棵樹。根系越來越龐大，樹冠越來越繁密，也讓我的心頭越來越沉重。無數的人影在我眼邊閃來晃去。其中有我的父親我的母親，還有他們彼此的兄弟姊妹，一次一次，他們不厭其煩地走出來，與我的小說人物重疊。我回憶起他們生前很少說起自己的家事，與自己的親人也少有來往。他們是地主家的兒子和官宦家的女兒。他們用緘默的方式，來軟埋自己成長的背景。讓我們對自己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這一代人，幾無了解。除了祖父，因有一張報紙記錄了他被日本人殺死的過程，讓我們略知一二外，其他人，儘管是至親長輩，我們甚至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寫着並回想着，在理解我的長輩的同時，同樣也去理解青林和他的父親。是的，他們就是不想讓我們知道。他們不願意把他們背了一生的歷史包袱，又傳遞到我們背上。如此，沉默便是他們可以選擇的最佳方式。在我的印象里，母親最多的一句嘆息便是：我大姐太慘了！這一聲長嘆中，又埋藏着多少人生？或許，這是我另一部小說的內容了。

　　就這樣，我在自己的回憶中寫作。丁子桃的面孔和朋友母親的面孔，還有我的大姨，她們交替地來到我眼前。這些女人，寂然地走過自己的一生，她們背負過人世間最沉重的苦難，卻又輕微渺小得仿佛從來沒有到這世上來過。

　　唉，人死之後沒有棺材護身，肉體直接葬於泥土，這是一種軟埋；而一個活着的人，以決絕的心態屏蔽過去，封存來處，放棄往事，拒絕記憶，無論是下意識，還是有意識，都是被時間在軟埋。一旦軟埋，或許就是生生世世，永無人知。

　　對於這一切，我這樣的一個寫作者，又能做些什麼呢？因為，是否被軟埋，更多的時候，根本就由不得自己。

　　如此，我所能做的，就很簡單了。我老老實實把我所知我所感我所惑我所痛寫出來。我讓我的寫作成為一種記錄，表達出我曲折和複雜的心情，就夠了。

　　感謝我的責編楊柳，她像一個長年守候在路口的人，每當我完成一部書走出門時，她就恰好在那裡等着我。向我伸出手說：拿來吧！如是者三。這一本新書，依然是楊柳責編。她的認真和負責，令我欽佩，也讓我放心。而於我最重要的則是，她對作品的判斷以及對我的所思所想的認同。相識三十多年了，我們想法總是那麼接近。一想到這個，心裡就有格外的愉快。

　　還要感謝我深圳的朋友周明艷和她的弟妹徐素。是她們提供給我一處非常好的寫作環境，讓我得以靜心。這部小說要從哪裡寫起呢？我該採取什麼樣的方式？諸如此類，正是住在她們家裡確定的。在那個空曠的海邊別墅內，在靜無人聲中，在無人交談的日子裡，仿佛特別能產生理智而客觀之心。懷着這樣的心態，我搭好了整個小說的構架。

　　還要感謝的人是我的雜誌社全體同事。作為一社之長，很長的時間裡，我幾乎難以顧及雜誌社的諸多瑣事。而他們，都默默地替我承擔了下來，並在我最艱難的時刻給予我強有力的支持和理解，以及給予我最溫暖的友誼。

　　現在，這本書終於出版了。它也是獻給上述朋友們的。

　　正是在寫這個後記期間，我接到廣州中院的判決書。不出預料，L詩人贏了官司。正像他之前對記者說的，法院果然在他家的樓下。

　　這個結果，於我來說，微不足道，跟我們生活的時代，倒是十分匹配。人性中最幽暗最骯髒的東西，我已經看得十分清晰。相比起我的小說即將出版，它只是落地之塵，可以無視。

　　朋友母親即使在最混沌不清的時候，也能說出這五個字：我不要軟埋。

　　我想，是的，我們不要軟埋。

　　2016年5月

方方談長篇新作《軟埋》：

作家應當承擔起記憶的責任

我要評論

2016年08月12日 12:50:00 來源：新華網

《軟埋》，方方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8月版。

方方近照。（出版方供圖）

　　新華網北京8月12日電（記者王志艷）近日，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方方的長篇新作《軟埋》。這部近二十萬字的小說，講述了一個被“土改”徹底改變命運的女人的故事。有別於以往的作品風格，《軟埋》為讀者帶來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

　　“這個女人一直在跟自己做鬥爭。”小說開篇這樣寫道。故事情節並不複雜：女主人公丁子桃因“土改”而徹底改變命運，從一個鄉紳兒媳成為一個勤勉保姆，從一個失憶女人變成一個沉溺於往事沒有知覺的植物人。而在與記憶平行的現實世界裡，她的兒子吳青林為解開母親的心結和自己的困惑，在探尋真相的過程發現越來越多令他感到震驚和壓抑的歷史往事。但他感到無力承受複雜的歷史糾葛，最終選擇了逃避和遺忘。

　　《軟埋》的故事跨越了五十餘年，其間夾雜着傷痛和寬容、失落與滿足、刻骨銘心的記憶與不可挽回的遺忘不斷交錯、碰撞。

　　方方說，“土改”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曾極大影響了整個中國社會的生態。無數人因其改變命運，每一個經歷者都有着難以名狀的悲歡苦樂。為了不再讓後輩背負傷痛，很多人不願意記憶、述說當年的經歷。而方方以其特有的犀利、冷靜，追索、再現這段歷史中發生的個體故事。

　　什麼是“軟埋”？

　　“軟埋”的書名及故事源自方方朋友母親的經歷——一位皮膚白皙的老太太，當年隻身從四川逃出，出逃途中孩子死在自己身邊，後來給人做保姆而得以風平浪靜地生活。朋友說經常聽到母親在半夜裡喊疼呀疼。疼的地方在背部，當年被槍托打的。兩年前，朋友的母親去世了。火葬時，她為母親買了一口上好的棺材。很多人都無法理解，覺得她這樣做毫無意義。朋友卻說一定要滿足母親的願望，因為即使是得了老年痴呆症，母親仍然多次清晰地表達說：我不要軟埋！

　　“突然就被‘軟埋’這兩個字擊中了，心裡頓時像是有什麼東西在燃燒。那一整天，我都在想這兩個字。我仿佛看到一個黑洞，深不透底。永遠有人想要探究，卻也永遠無法探究清楚。”方方在後記中寫下當時的感覺。

　　什麼是軟埋？有些人不入棺槨直接被泥土埋葬，這被稱為“軟埋”。按照民間的說法，軟埋之後是不能轉世的。小說中，方方賦予了“軟埋”另一層含義：一個活着的人，忘卻過去，忘卻自己，無論是有意識地封存往事，還是下意識地拒絕記憶，也是軟埋。

　　《軟埋》中寫到一句話——“忘記不見得都是背叛，忘記經常是為了活着”。方方認為，對於歷史造成的傷痛普通人是可以選擇忘記的，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只有忘記了他們才能好好生活。但歷史學家、作家應當承擔起記憶的責任，為來者講述曾經發生的事。

　　方方透露，《軟埋》的創作過程一波三折，前後跨度長達三年，不僅書稿本身反覆打磨修改，創作期間她又被一場飛來的“官司”煩擾纏身，被迫暫停了一段寫作。不過個性率真坦蕩的方方仍克服了諸多困難，於2015年9月底完成了這部小說。

　　《軟埋》有一股地火般的“內熱”

　　熟悉方方的人都知道，她的很多作品如《武昌城》、《民的1911》等一直關注現當代歷史題材，她也善於在歷史情境中展現對人性的探索，對情感、信念的觀察和思考。

　　如果帶着閱讀方方以往作品的經驗，會明顯發覺《軟埋》的不同。“懸疑、巫氣蒙蒙”，這是評論家白燁的直觀感受。他認為《軟埋》是方方的一次突破，她站在文化的立場上不斷打撈歷史，又拷問歷史，呈現了被遮蔽與塵封的真相，“方方以小說的方式描寫的歷史，具有史學家的品格，勝過很多歷史著作。”

　　“《軟埋》是對我們的歷史記憶展開重新思索的一部作品。”作家格非評價，小說雖然是寫歷史的內容，但將其放在了當代的具體生活環境中，所有歷史都與當代人的意識、情感發生着關聯，這種處理消彌了距離感。格非特別讚賞了小說的結構，尤其是懸念設置的方式，不僅創造了極大的寫作自由也對讀者有巨大的吸引力。文學評論家潘凱雄將這種精巧的結構稱為“迷宮”，讀者不僅不會被“迷宮”所累，反倒能由此領悟到很多。

　　“這部小說有一股地火般的‘內熱’。但作者並沒有讓它衝出地表來灼傷讀者，而是把它壓住了，使它成為一部藝術品。”《人民文學》雜誌主編施戰軍是《軟埋》最早的讀者。他評價很多作家追溯過去的時候總抱着揪着歷史算帳的態度，這很可能使一部小說變成社會歷史認知的資料，而不是文學作品。“《軟埋》並不是要去清算歷史，而是對活着的人的巨大的愛意。它透光、透氣，給人以某種希望。”

　　對此，方方也坦陳，從來沒打算寫一個只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場”去控訴的小說，作為作家不能簡單地站在任何一方去理解這場“土地改革運動”。“站在每一個人物的角度說話，而不是站在寫作者自己的角度去說一廂情願的話。我的這部小說，只是想通過人的命運或那些導致命運轉折的細微事件，來提醒人們，我們曾經經歷過什麼。”